弘治至嘉靖中期之建安文學批評的發展(二)

廖可斌在《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中說:“當復古運動發展到正德末嘉靖初時,作為其餘波,出現了以學六朝初唐為主的六朝初唐派和以中唐為榜樣的中唐派。”顯而易見,廖可斌將六朝初唐派、中唐派視為第一次復古運動之餘波。

其認為六朝初唐派中的人物有楊慎、安磐、蘭廷瑞、王廷陳、江暉、馬汝驥、羅洪先、唐順之等人,而楊慎是“終生沉酣於六朝初唐詩文”,王廷陳、江暉、馬汝驥等“皆醉心六朝初唐體”,羅洪先、唐順之等人“曾共為六朝初唐之體”,“於是學六朝初唐成為一時風氣”。他還認為“與六朝初唐派基本上同起並行的是中唐派”,其代表人物是薛蕙、高叔嗣、皇甫兄弟(按,指皇甫衝、皇甫津、皇甫訪、皇甫鐮)。

弘治至嘉靖中期之建安文學批評的發展(二)

楊斌認為弘治時,詩壇上活躍著以江左與金陵兩地為中心的、以師法六朝詩歌為自身主張的一個詩學流派。他認為六朝派的文人學者包括徐禎卿(按,徐禎卿前、後期文學主張表現出一定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後期對六朝文學的肯定)、祝允明、徐獻忠、黃省曾、黃姬水、皇甫津、皇甫訪、何良俊、顧磷、朱應登、朱曰藩,還有楊慎及其同調薛蕙。因二派在對建安文學的批評上,無根本性質的不同,故本章不分彼此,置於一處而論之。

此時的建安文學批評一方面繼承了明初以來對建安詩歌功能的重視,另一方面則削弱了對它的重視程度。另外,探源溯流、評品高下的內容明顯增多;在評介地位與探討風格時,己經出現了貶抑的情況。最後,此時的建安文學批評,相較明代前期,愈趨細緻,表現出宏觀與微觀的相結合。故筆者將該時期稱為“發展期”。

探源溯流,評品高下

明確詩歌是否符合軌度、規範,則必定有一個標準作為參照。前人創作之典範,可為後人之法則,亦成為標準之一。

有對前人韻律、辭章、結構等形式方面的摹擬,有對前人詩歌意蘊、意旨等內容的模仿。

弘治至嘉靖中期之建安文學批評的發展(二)

都穆雲:都穆認為劉禎之句本於《楚辭》。但是,李夢陽在其在《刻陸謝詩序》雲:謝靈運之詩,為六朝之冠,然其與陸機皆祖紹曹植。此序不僅道明瞭三者的師承關係,而且為今學的創作指明瞭道路:取法前人五言詩之創作藍本,應當上取法漢,次取法建安、黃初、正始,再次取法陸機、謝靈運等六朝文人之作,反映出了他的詩學取法範圍。

徐禎卿亦云:在徐氏看來,繁欽、王萊、張衡諸詩,皆淵源有自。而鄭衛之聲、《唐風》、二《雅》、《關雌》,皆為他們創作的典範;他們創作的詩歌,雖有工拙之別,但合前人創作的軌轍,且具風雅之旨。

何良俊又云:建安文學,以其獨特的詩文風格,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特別是南北朝時期,受其建安文學影響的文人較多。何氏認為潘岳、陸機的某些詩文受曹植的影響,左思在某些作品創作中則取法劉禎,體現了“詩家相沿”,以維護風雅不墜的思想。

對建安諸文人及其詩文的品評,伊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

較突出的是,鍾嶸的《詩品》。鍾嶸書分上、中、下三品,於建安文人,將曹植、劉禎、王粟列於上品,魏文帝、應球列於中品,魏白馬王彪、徐幹、阮璃、繆襲列於下品,並於序中雲:“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可見其認為建安文人中,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而王集、劉禎居其次,體現了鍾嶸的詩歌品第觀。

弘治至嘉靖中期之建安文學批評的發展(二)

有明一代,弘治至嘉靖中葉,明人對建安文學的品第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建安文人之間作品的品第。

徐禎卿雲:其肯定了甄后之作的工巧,亦含品第之意。甄后之《塘上行》,歷來受到文人評者的較多關注。雖然甄后只一首樂府行於世,但是卻成就了其在建安文人中的地位。

《浮萍篇》亦被奉為曹植樂府的經典之作,但是作者卻認為其不如《塘上行》。其又云:此則內容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曹操樂府的“氣韻絕峻”,而王集、劉禎則難達此境,同時,其中又蘊含了品第意識,曹操的地位得以提升。

明前,已有評者對曹植之作發出否定之音。劉艦《文心雕龍。才略篇》中雲:這是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對曹王的褒揚而貶黝曹植的說法,不失公正。有明一代,徐禎卿以一己之文學主張,發出“氣本尚壯,亦忌銳逸”之語,並列舉曹操《龜雖壽》中的名句以說明該詩尚乏雄壯之氣,以曹植之《野田黃雀行》以說明該樂府之“太索露”,沒有達到其推崇的含蓄雋永之境,首次發出對曹植的貶抑之辭。由此可知,他既崇尚情志慷慨的漢魏之作,又貴含蓄而不露鋒芒之詩風。

弘治至嘉靖中期之建安文學批評的發展(二)

其二,對建安樂府與漢樂府之高下品第。

徐禎卿雲:此處,徐氏將樂府與詩區別開來,認為樂府重敘事,節奏冗緩,冗繁不精練。且品第了“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璃的樂府之作與漢樂府的高下,認為阮璃之作太“緩弱”,而乏慷慨雄壯之氣。

其三,對建安文學與晉代文學之高下品第。

田藝衡雲:劉禎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王梁作品則表現出較強的抒情性,莊而近雅。二者之詩,雖不能說兼善,然足可謂“足擅偏長”。而陸機比之劉禎、王集,不免顯得少氣乏文,等而下之。

論述建安詩歌的功能

與明朝前期一樣,此時的詩歌理論中亦注重對詩歌功能的闡發。徐禎卿雲:“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之大約也。”該說便體現了徐禎卿的詩歌功能觀。而這一觀點亦體現了詩教傳統對其的影響。其又云:他認為詩歌的功能,傳達的思想與經術無異,二者皆可以導人心術、勸人規善,以正人之百情。這段話中只涉漢魏,而不及六朝以後,體現了他對漢魏詩歌的推崇。而他所推

崇的漢魏詩人詩作,“古意猶存”,其中的“古意”便是溫柔敦厚之意旨,即所謂的言關世教,意旨忠厚。建安文人中,徐氏論及曹操、王粟、甄后、曹植,可見,在他看來,這幾人的某些題材之詩,皆符合養德修性的功能、作用,故將他們皆列入“詩人”之列。“詞人輕偷,詩人忠厚”,賤輕偷,尊忠厚,貴賤自明。

弘治至嘉靖中期之建安文學批評的發展(二)

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明代文學家,正德六年狀元,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在文學主張上,獨樹一幟,推崇六朝文學,為六朝派的代表人物。楊慎透過對甄后《塘上行》的賞析以及對甄后生平的概述,來說明透過詩歌,我們可以廣覽人世間的百態,同時達到知人論世的目的。

其雲:皇甫訪亦云,據說,潘岳看了夏侯湛所作的周詩後,領會其中蘊含的有關孝銻的真意,受此影響,遂興作家風詩之念,以顯揚潛藏自己內心深處的注重家庭的情感。皇甫訪用精練的語言,說明了詩歌的感染功用。而陳思王曹植的《責躬詩》,謝康樂的述德之作,不僅能有效地說明作詩理念的承襲,而且有助於“教孝友”。

薛應旅對曹植、王集之作則完全持貶斥的態度,其雲:殆其主詩以言志,詩以載道之說故。

闡發詩旨:徐獻忠《樂府原》對建安詩歌的著錄與批評

徐獻忠在《六朝聲偶集序》中雲:此處,徐獻忠闡述了“文學”與“時代”“工能”的關係。對建安七子能夠“爭光後時”,流名百世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其認為文人能“流聲”後世,不獨其詩作體裁為後人所激賞,還系諸時代,不求規矩模仿,而是同中求異,若“時尚”與,工能”皆不廢,即可流傳於世,足為後人所傳誦。另外,其提出我們不應以一時詩文之流弊,而否定某些作家的“專能”,方為智識善舉。

弘治至嘉靖中期之建安文學批評的發展(二)

結語

本文所據版本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據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萬曆刻本的影印本。是書總共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雲:“是書取漢、魏、六朝樂府古題,各為考證,並錄原文而釋其義。然所見殊淺,而又索解太鑿。”評語實乃苛刻之言。

該書以“史”的眼光,探討樂府詩的淵源與流變,對於樂府詩的研究,為學人樹立創作典範,可謂功著。

曹天枯在序中對該書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其雲:徐獻忠在《樂府原序》中道:其惋樂府詩至六代而降,“先王聲教並亡失久矣”,荼蘼之風瀰漫文壇;不忍漢人所存之“爾雅之辭”日湮,今人所擬之辭非盡其原始之形貌,故編選此《樂府原》,足見其對漢魏樂府的推崇。

該選本選錄八類樂府歌辭,分別為:房中曲安世樂、漢郊祀歌、漢饒歌、橫吹曲、相和歌、清商曲、雜曲歌辭、近代曲辭。相和曲下又分相和歌、吟歎曲、四弦曲、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楚調曲七小類,清商曲下又分吳聲歌、西曲、江南弄、上雲樂四小類。每類均有小序,每題下均有考釋,多稱引前人之說,或參己意,多漫說臆斷、穿鑿附會之處。僅此而己。其評論多是對詩旨、詩意的闡發,並探討作品創作背景。此處聊舉幾例,以窺一斑。

弘治至嘉靖中期之建安文學批評的發展(二)

其評武帝《氣出唱》雲:其評曹植《名都篇》雲,曹植之《名都篇》,主要描寫了京洛少年鬥雞走馬、射獵遊戲、宴飲無度的生活狀態。關於此詩的意旨,徐獻忠以為刺時人極盡騎射之妙、騁遊之歡,毫無憂世愛國之心,以諷喻為主,非以京洛少年以自況,表露心跡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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