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邊防重鎮“北京城”的興衰

公元1401年(明建文三年),一場大洪水毀滅了一座沒落的古城。隨著洪水的退卻,這座建成於周朝,興盛於宋朝的古城徹底地退出了歷史的舞臺。這座中國版的“龐貝古城”就是北宋時期的三大都城的大名府。

提到大名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水滸傳》裡面那個“城高且地險,塹闊且濠深”;“人物極盡繁華”;“千百處舞榭歌臺,數萬座琳宮梵宇”;“千員猛將統層城,百萬黎民居上國”。繁榮、發達是當時大名府身上的標籤。

大宋邊防重鎮“北京城”的興衰

大名城不是一天建起來的,歷史上關於大名城的最早記載出現於春秋時期。據《左傳》、《史記·晉世家》載:獻公十六年(前661年)興兵滅掉魏、霍、耿三個小國,把魏國賜予畢萬。卜偃占卜,卦辭是:“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此是始賞開天之矣。”

第一次將“大名”作為府名,是出現在唐德宗建中三年,當時的魏博(即後來的大名府)節度使田悅、蘆龍節度使朱滔、恆州團練使王武俊結盟抗唐命,各自稱王,田悅僭稱魏王。為取吉兆,把魏州改為“大名府”。雖然後來又陸陸續續改為魏州、興唐府,但是這並不妨礙“大名府”在唐朝、五代時期的政治、經濟地位。

大宋邊防重鎮“北京城”的興衰

到了宋朝,大名府延續了五代時期的政治、經濟地位,在北宋的諸多城市當中脫穎而出。把大名府推向歷史巔峰的則是北宋的死敵——契丹人。因為五代時期,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導致了北方地區無險可守。作為北宋的首都東京汴梁時刻暴露在契丹人的刀劍當中,為了改變這一狀況,趙匡胤在建國之初甚至想過遷都洛陽、長安。但是最終都不了了之,無可奈何之下,修建一座遮蔽王畿的軍事重鎮,成為了北宋統治者的當務之急,大名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向興盛。

據《宋史·卷一百九十六·兵制十》載:“惟北京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遮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這裡的北京就是大名府,正因為大名府地處南北通衢,是中原地區通往河北及塞外的咽喉,有著保障汴梁、聲援邊境的作用,所以北宋的歷代皇帝都異常重視大名府的建設。

大宋邊防重鎮“北京城”的興衰

公元1042年(宋仁宗慶曆二年),契丹集結重兵,準備南侵北宋。面對西夏、契丹的夾擊,宋仁宗詢問了百官的意見,大部分官員建議求和賠款,更有甚者提出遷都。面對著朝堂之上一片投降派,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大聲斥責,並向宋仁宗提議建大名府為北京,任以重臣,號令全路。

隨著大名府“北京”地位的確認,便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建活動。對原有的故城營建一如“東京故事”,將外城收縮與羅城合併,改建成羅城周長 48 裡 206 步。皇城佈局仿東京汴梁,規模宏大,城池雄壯。契丹人看到了北宋積極的營建大名府、提升大名府的地位之後,便打消了南侵的計劃,還兵而回。

大宋邊防重鎮“北京城”的興衰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大名府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單純依靠軍事地位,絕對成不了北宋的三大都城。事實上,大名府地處南北要衝,又臨京杭運河,交通極其便利,既是南來北往使節和客商的重要聚集地,也是當時南北物資交流的重要集散地。再加上大名府地處黃、漳、衛三河沖積平原,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農業基礎好,早在唐末就有“不資天下所產以為富”,“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的說法。到了宋神宗時期,大名府繳納的稅收已經跟西京洛陽一樣了,都達到了五萬貫以上。

大宋邊防重鎮“北京城”的興衰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大名府因為地理位置而興起,最後也因為地理位置而衰弱。靖康之恥以後,汴梁被金國納入了它的版圖,大名府再無遮蔽王畿的作用。昔日的軍事重鎮,已經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大運河給大名城帶來的交通樞紐、商品集散地也因為宋金南北對峙而隨著失去。

元朝建立以後,中原的政治中心遷移到北京,京杭大運河的改道東移,使山東臨清取代了大名府的戰略位置,大名府從此衰落為一個府城,直至明初1401年被漳衛洪水淹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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