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常聽到有人抱怨經典太過難讀,半途而廢是常態,有一個48歲的中年人,被媒體包裹得喘不過氣的時候,選擇在畢業三十年之後,重返校園,和周圍的學生們一起,重新啃讀那些經典著作。

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黑格爾、尼采、波伏瓦、伍爾夫……都在他的閱讀書單裡。

《重讀經典的偉大冒險》

就是敘述了大衛·丹比重做學生的那一年時光,

“我照實寫下它帶給我的時而驚險、時而靜謐的旅程,同時也介紹了中年的我如飢似渴讀取的偉大故事和重要思想,於是,成就了這本充滿冒險的書,同時也是一部貌似業餘、富於天真的作品——換句話說,它渾然天成。”

或許與作者共同經歷這段閱讀的冒險之後,你也可以重拾那些偉大的經典,尋找它們內在的意義。

你將與作者共讀的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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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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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美]大衛·丹比

《重讀經典的偉大冒險》

1991年秋,在第一次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三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校園裡,和十八歲的年輕人並肩讀書。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荷馬、柏拉圖、索福克勒斯、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還有弗吉尼亞·伍爾夫。讀的還是那些書,上的還是那些課,就像1961年身為大一新生的我,懵懵懂懂在哥倫比亞大學上的兩門必修的核心課程一樣。但在那個年代沒有人能料到,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這些課程會忽而被譴責為不公的壓迫,忽而又被推崇為西方文化的堡壘。

兩門課中,一門是

文學人文

(Literature Humanities,簡稱Lit Hum),從以前到現在均著重於歐洲文學經典的標準選讀;另一門是

當代文明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簡稱C。 C。),選讀哲學和社會理論的經典作品。這些都是“經典”課程,或者也可以說是“西方文明”一覽表,一串重量級的名字依照年代順序排列,有如腦海中某個榮耀的名人殿堂裡的大理石胸像。這樣的課程在20世紀初期由哥倫比亞大學首先設計出來,芝加哥大學隨之開設,而後40年代許多其他大學和學院也紛紛跟進。之後,這些課程卻減少了,有些時候,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之外,客氣一點說,已經瀕臨滅絕。

儘管我做了解釋,1991年的同學們可能還是很疑惑我究竟在那裡做什麼。我和他們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的確怎麼看也不像個學生:四十八歲,《紐約客》雜誌的影評人,已經結婚生子、事業有成的男人,卻為了某種我自己也不比他們清楚的原因感到隱隱不安。我只是想求知嗎?課程裡的許多書我已經讀過了。但學生們可能注意到了,在那個時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似乎就是讀那些經典之作、坐在那裡參加討論。

《重讀經典的偉大冒險》敘述了我重做學生的那一年時光。

我照實寫下它帶給我的時而驚險、時而靜謐的旅程,同時也介紹了中年的我如飢似渴讀取的偉大故事和重要思想,於是,成就了這本充滿冒險的書,同時也是一部貌似業餘、富於天真的作品——換句話說,它渾然天成。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

這個計劃始於我妻子給我的建議:

不動手就閉嘴

。大約在1989年或1990年的時候,凱瑟琳·夏安和我讀著關於國內高等教育性質的論戰,感到越來越驚異。現在光是要轉述當時辯論的那些老生常談,就隱約勾起一陣氣憤和無聊:在一個不僅有歐洲人,更有世界其他各民族(例如非洲奴隸的後代、印第安人)的國家裡,西方的經典作品和“歐洲中心”的課程安排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是否應該要求過去的弱勢團體(如女性和少數族裔)去讀遍已故歐洲白種男人的作品?

這些問題本身並非不合理,但現在看來委實難以相信的是,任何十六歲以上的人居然會用“已故歐洲白種男人”一詞表達責怪之意。這些字已經顯得過時,就像我在1968年春天戴過後就被塞進梳妝檯抽屜的角落的珠子項鍊一樣,有點黴味。這些怨言通常來自學院內的左派,尤其是一些女性主義、非裔美籍的學者們,而回應他們的則是保守派人士,這些人理直氣壯、冠冕堂皇地指出西方傳統對美國國家精神的重要性。人文學科國家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前後兩任主席,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及林恩·切尼(Lynne V。Cheney),都說了“人文學科對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有多麼不可或缺”之類的好話。但他們在論戰中的言下之意顯然是,如果我們讀錯了書,就無法保護國家不受相對主義或其他東西的威脅。這可是與國家考量,甚至地緣政治考量息息相關的。文學變成了政策問題。

文學落到這種地步令我沮喪,保守派對學院左派的攻擊也令我沮喪,例如羅傑·金博(Roger Kimball)1990年的《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書,就把文學說成是神聖得不可言傳,而且根本不可動搖的一套價值體系,可以也應該將之灌輸到每一代美國學生的腦袋裡。但我心目中理想的讀者反應並不是被動的;我也不能瞭解,如果這些作品除了讓讀者“謹受教”之外沒有產生任何更強烈的感覺,它們怎麼可能達到經典的地位。

愈深入這場辯論,我愈苦於一種不真實感。三十年前我很喜歡上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課,但之後就忘得差不多了,就像大家都把大學學過的東西忘記了一樣。那些課堂上讀過的書究竟留下了什麼一鱗半爪的印象,又如何影響到我的品位、感受力,甚至行動,我說不上來。這不就是奧秘所在嗎?教育的奧秘,究竟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參與辯論的那些人卻似乎知道。他們大肆提出各種主張,以支援或反對那些書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傳統。同時,

他們討論文學、哲學、政治理論這些作品本身的方式是面目模糊、虛無縹緲的,把書僅僅當成了一場意識形態之爭裡的兵器

莎士比亞為殖民主義張目?盧梭是“霸權話語”(hegemonic discourse)的一分子?希臘經典是民主的堡壘?人們用這些字詞談論的真的是文學和哲學嗎?這讓人有一種怪異的感覺,參與論戰的起碼有好些人都二十年以上沒碰過那些書了。這樣的經典作品真的可能會像右派說的那麼無趣,或是像左派說的那麼邪惡嗎?這些書本身的內容和風味都被剝奪了。而在這樣的論爭中,

閱讀的行為本身常常被掏空而失去了在所有讀者生活中的一席之地,失去了它本來帶給讀者的壓力和樂趣,抑或枯燥乏味或是偶爾的幸福感,更失去了它特有的孤獨和令人入迷的性質。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然而,雖然這辯論在我看來很奇怪,卻也對我造成了刺激。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我生氣甚至痛苦。我覺得好像被騙走了什麼,而很快我便了解到原因何在。如果說有些參與論戰者看來離那些書有十萬八千里,那麼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如此。我讀過,我忘記了,這種失落感就像是失去了一個漸漸消逝的老朋友一樣。我充滿了盼望與好奇。

閱讀這些書的實際經驗是什麼?從中有什麼收穫?有什麼樣的樂趣、憤怒、激動和苦痛?最重要的是,書裡面有什麼?

它們如何使得女人、非裔美國人、激進學者們勃然大怒,又如何讓保守派男性政客趾高氣揚、志得意滿?我們在談的到底是什麼?

我把自己搞得義憤填膺,而身為小說家和讀者的凱瑟琳(簡稱凱西)雖然同意我的觀點,卻討厭再看到我憤憤不平的樣子。她坐在我們紐約公寓裡的床上、客廳裡、客廳窗旁的椅子上,一本接一本地讀著書。她讀書的時候膝上常常伏著一隻貓,快樂地發出呼嚕聲;做主人的她全神貫注在書裡,一連幾小時擼著貓的頭。我妻子太善良了,可能也太忙了,所以沒有指出一件其實很明顯的事:

我已經不怎麼讀書了

;或者可以說,我讀的是新聞、公共事務書籍,還有一些文章。“要是你對這件事這麼生氣的話,”凱西終於說,“何不再去上一次哥倫比亞的課?”

這就是讀者對非讀者還以顏色:

你何不停止抱怨,去讀書?

我的問題解決之道的確是近在咫尺,位於曼哈頓西側的哥倫比亞大學離我的公寓只有兩英里路。而那些課程選讀的材料雖然稍有變動,但在概念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不管是在1961年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都少有人稱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為“經典”課程,“經典”這詞讓人想起皮面鑲金的精裝套書,還有那些勢利眼的雜誌和報紙上強力推銷的廣告。如人們所熟知,經典之作的書單常常染上消費主義和平庸品位的色彩,於是在這兩門課程的設計和教學上盡力避免這樣的效果。首先,選讀的內容通常很難,尤其是對現代的學生而言。這是西方傳統的一劑猛藥,受到習俗的尊崇並且(校方堅稱)有實質上的需要。這兩門課程是人人必修的,其含義不言而喻:不管這些十八歲的學生將來從事什麼行業,是出人頭地還是默默無聞,都不能不先接受這番薰陶。課程中所涵蓋的作者是“西方”文化構成的精華:他們的書最直接觸及人性的本質。

正是這些作品形成了大眾的文化修養。

其次,這兩門課不是由權威人士或專家來講授的,而是由系裡不同的人以小組的方式來教學。帶領課堂討論的可能是有數十年教此課經驗的資深教授,也可能是四年級畢業生,想在寫論文之餘賺點外快,至於講師則可能來自任何學科。主導文學人文課的是英文與比較文學系,但哲學、宗教、古典文學、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斯拉夫研究、中東語言及文化等科系的老師們也參與其中。當代文明課的講師是歷史學家,但也有政治學家、哲學家、古典文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並不時穿插社會學家或宗教歷史學家。這些人通通都參與在左派學者嘲弄為西方文化的“敘事”之中。這兩門課程的魅力,對一些人來說是它們的長處,便在於它們的通識而非專業化,讓學生追求古老的理想、教學生修身。

這些課程遠離現今當紅的“理論”“文字化”,以及尖銳的種族、性別、階級等學術議題,學生只是跳進來,讀一堆偉大的書而已。

以如今的學術標準來看,這些課程並不夠格。

我自己是急著要跳進去的,但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干擾。我重拾這個念頭,已經是兩年以後的事了。當時我發現自己正在經歷某種危機,那種混亂使得這計劃或許變得比我從前以為的更加有必要。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我一直是個記者,從1969年起還擔任影評人。我始終很喜歡為雜誌寫稿,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變得非常厭倦,不是對電影或影評感到厭倦,而是厭煩於繼續過著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說的“映象社會”中的生活——那個表徵與幻象的龐大系統,那種濃重的資訊、意象、態度的氛圍,塑造了生活在20世紀末媒體社會中的幾乎每一個成人的思考條件和習性。身為媒體的一分子,我也對媒體感到疲乏了;我越來越不能忍受那影影綽綽的環境、那步調瘋狂卻壓抑暗淡的不倫不類的生活:各色人物與地方風情輪番登場,各種閒聊、行動、飛車、槍擊等小道訊息與權威專家之言讓人困擾,夫婦光天化日下指控對方不忠,那麼多汲汲營營、動盪不停、不可思議的活動,還有超級無聊、僅僅為滿足需要的低階趣味。

然而那些不是我的需要。媒體是傳播訊息的,但20世紀90年代的訊息已經變得短暫而不穩定。一出現,它就被四分五裂,其中一些碎片獲得升級,剩下的被驅離舞臺。沒有人掌握足夠的資訊,這正是令時下許多美國人萬分焦躁不安的原因之一。像許多人一樣,我倒了胃口卻仍然飢餓;我被鑄進現代“活在媒體裡”的模子中,興奮激動卻又充滿嫌惡。

在這個世紀之末,在這難得一遇的千禧年之末,媒體幾獲全勝,就要把文學推到看不見的地方,而我的嫌惡之感還沾染著一些我也不太能確定的強烈情緒,懷舊、懊悔、憤怒,甚至絕望。

但還不到唱輓歌的時候。

我之所以需要動筆寫這本書,部分原因是我已經不再知道我知道什麼了。我覺得我讀過的、懂得的東西在流失。我有的是缺乏知識的資訊、缺乏原則的意見、缺乏信念的本能。我坐在樓上陽臺眺望大海時,這座建築的地基正在粉碎。我感覺到了搖晃,知道自己有麻煩了。我感到我的自我認同軟化了,溶進了表象的氛圍中,而我不知道它和我之間的分際何在。我自己的記憶在媒體生活的濃霧中衰退,我彷彿成為一個旁觀者,沒有真正活過的生活。也許當職業影評人上了年紀的時候會有種特別的焦慮,但我不認為事情是這樣的。我們都是影評人,我只不過是寫下並發表我的意見罷了。

每個人都活在媒體裡。

閱讀那些“經典”以解決“中年危機”或認同危機,或隨你怎麼稱呼它,似乎是很奇怪的事。為什麼不去旅行或獵捕大象?或是追求十幾歲的少女?或是住到修道院裡去?我相信這些是應付這種問題的傳統方法。但如果要冒險,我要的是對我而言有意義的冒險。認真地閱讀,我想,或許可以終止我被媒體吸納的生活,讓我重新找到方向。

但為什麼不坐下來讀書就好了?為什麼要回大學?因為我想看看其他人是怎麼讀書,或不讀書的。這些學生都在媒體的包圍下長大,他們是什麼樣子的?在文化論戰之中未受波及,但仍聽得到炮火聲的校園一角,現在是怎麼教學的?要趕走那些“文化戰爭”的粗糙籠統和言不及義,方法之一就是去發現課堂上真正的情形。

而且我要在辯論中加進我腳踏實地的意見,

始於文學也終於文學,永不脫離那些書籍本身。

***

我花了整整一學年的時間讀那些書,觀察老師和學生,並檢視我自己。與此同時,除了短期告假,我去看電影併為《紐約客》雜誌撰寫影評,就如我多年來所做的一樣:我早上幫妻子叫小孩起床,晚上趕他們睡覺,儘可能地過著正常的生活,善盡身為丈夫、父親的職責,照樣納稅、參加派對,與一些人為友或為敵。

我認為,重點不是在於放棄我的生活,而是努力過好它,同時看看那些書會如何參與進我的生活方式中。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我定下了一些規則。什麼都讀並且做筆記,但在寫的時候,則只談最吸引我的那些書。一視同仁地崇敬那些與自己本無共鳴的經典作品是學術惡習,我必須避免。閱讀是為了樂趣和學習,而當我覺得無聊的時候我就會直言不諱。其次,我依憑的是自己的反應和課堂上的東西,不碰二手的資料。我知道要避而不重讀一些經典論著是不可能的,比如說,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的《論模擬》(Mimesis),這本跨越半世紀的鉅作,幾乎可當作文學人文課的補充教材來讀。但我不想一頭栽進當代的學術評論之中,把時間都花在瞭解最新的理論家並與之辯論上,而將馬基雅維利忽略了。我決定只約略涉獵現代學術評論,能瞭解教授們在說什麼就足矣了。

作為一個現任的記者和評論人,我學會了相信自然湧現的第一感覺。

基於需要和個性,文化記者通常是印象主義、經驗主義的;他在乎的不是我們是怎麼知道的,而是我們知道的是什麼以及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質地、色彩和經驗令他興奮;如果他沒有麻木不仁的話,藝術會令他心醉神迷。但藝術的產生背景和社會組成對他而言毫無吸引力,或者被認為了解它們是次要的。我相信我不會被指控為在讚揚無知。但在不以自己的短處為傲的情形下,人是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能和知識的。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想避免使用評論的寫法;我要犯下純文學至上主義的滔天大罪(以學術圈而言),為我自己和讀者的樂趣而寫書。

***

我希望不要有人把這本書讀成是對某一所大學的歌功頌德,從而暗地貶抑其他的大學或學院。本書意不在此。因為教育之途遙遠曲折,不是隻有一條陽光大道直通仙境,而是有許多大路和小徑,也有無數長滿樹籬的步道和彎彎曲曲的岔路。哥倫比亞大學是本書的背景而非主題。想尋找機構歷史或行政細節的人得到別處去找。

一般的讀者只需知道,當代文明課脫胎於哥倫比亞大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設的“戰爭議題”課,從一開始便被視為對西方文化的講述;文學人文課(起先被稱為“人文課A”)首度出現在1937年,起源於身為教師和編輯的約翰·厄斯金(John Erskine)歷時數年設計出的一個課程。從一開始,文學人文課就是要在一個有越來越多東歐、南歐後裔學生的學院裡,建立起基督教歐洲文學的神殿,把那些未經洗禮但孺子可教的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同化入這個國家的主流文化。如此看來,這些課程現在被攻擊為使移民後裔或少數民族或女性等邊緣化,實在是件很諷刺的事。原先的意圖或影響仍殘留在這些課程中並起作用嗎?這是我開始時的一個疑問。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另外有幾點需要澄清的。我無意暗示只有這些書才是重要的,它們甚至也不見得是這種課程的最佳選讀教材。在某種程度上,

這份書單是武斷的

,我相信大多數在哥倫比亞講授或選修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課的人都會承認這一點。其他大學的書單可能同樣有效,而哥倫比亞大學自己的書單也在不同時期改變過(自1937年以來,以不同排列組合的形式出現在文學人文課書單上的書超過一百三十本)。要是時間足夠,我們可以讀遍所有,而這樣的話書單就根本不需要了。但要開課就必須做取捨,而這些書單的確具有代表性,因而適於分析。

其次,哥倫比亞大學很明確地表示這些是預備性的課程:該校核心課程所具體表現的西方傳統並非要排斥其他的傳統,而只是要給大學生一個立足的基礎。一個學生通常是在入學的頭兩年修這些課,然後主修歷史,或生物,或考古,或非裔美國族群研究。如果她/他對文學有興趣,可能會去唸玄學派詩人和19世紀英國小說家的作品;或者非裔美國作家如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杜波依斯(W。E。B。Du Bois)、賴特(Richard Wright)、託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或者非洲作家如古吉·娃·匈構(Ngugi WaThiogo)和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或者阿拉伯世界的作家如馬哈富茲(Naguib Mahfouz)和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她/他儘可隨著自己的主修、閱讀喜好、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行事,但首先她/他必須從某個特定的地方起步。而值得問的是,那是否是個有道理的、必要的好地方。

排版 熊Mur

配圖《死亡詩社》《書店》

《刺蝟的優雅》《午夜巴黎》

“我們讀的可不是等閒之書”

《重讀經典的偉大冒險:從荷馬、柏拉圖到尼采、波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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