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近年來,微觀史學在國內引起關注,出版界也大量引進了西方具有非虛構色彩的歷史研究著作。這些歷史讀物,正在成為學術寫作中最具大眾市場的一支。不少本土歷史學家,也在面向公眾的歷史寫作中備受矚目,尤其受到青年讀者的歡迎。

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王笛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是近年來較為“出圈”的歷史學者,體現出面向公眾的寫作關懷。王笛的《茶館》《袍哥》等作品聚焦微觀史學,富有文學性,關注歷史中的日常生活與個人;羅新去年出版的《有所不為的反叛者》,則對歷史、歷史學和歷史學工作進行系統性反思。

近日,王笛出版了新書《顯微鏡下的成都》, 這本書幾乎串聯起了他在30年研究生涯中比較重要的研究課題;同時,這也是一本比較入門的微觀史學讀本,它關注四川地區特殊的歷史文化現象,將目光投注在小販、茶客、堂倌、甕子匠、市民等普通人的身上,構成了以成都為中心的微觀研究體系。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顯微鏡下的成都》,王笛 著,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我們邀請王笛和羅新做客新京報播客反向流行和文化雲客廳,共話微觀歷史與面向公眾的歷史寫作。

【嘉賓】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王笛

王笛,出生於四川成都,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博士,歷史學家。曾擔任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教授,現為澳門大學傑出教授、歷史系主任。主要關注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觀歷史的研究,著有《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 》《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等。相關作品榮獲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最佳著作獎、呂梁文學獎等多個圖書獎。

羅新

羅新,1963年生於湖北,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系教授,專業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和中國古代民族史。著有《中古北族名號研究》《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及旅行文學作品《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與葉煒合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主持選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

【主播】

董牧孜

《新京報書評週刊》記者,新京報播客反向流行主播。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哲學碩士,論文收錄於ROUTLEDGE HANDBOOKS、《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等。微博“格貓致知董一仙”。

——下文基於直播訪談內容整理修訂而成——

1.

歷史學家的互讀:

沒有什麼題目,對歷史學家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董牧孜

:王笛老師關注近代城市文化研究,羅新老師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古。二位的研究領域並無交疊,但在寫作核心上存在某種一致性,也互相欣賞。二位是如何關注和閱讀到彼此的作品的?

羅新

王笛老師的書,我真的很欣賞。過去我真正仔細讀過的只有《袍哥》。閱讀這本新出版的《顯微鏡下的成都》,相當於對他的另外三本書《跨出封閉的世界》《街頭文化》和《茶館》也有了一定了解。

王笛老師在《顯微鏡下的成都》一書中的導論,是我近年來讀到對於當前歷史寫作和歷史研究比較強有力的分析和針對性的評估,立場鮮明,闡述深刻,具有思想深度和銳度。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插圖為抗戰時期一家露天茶館,看得出來顧客主要是學生和文人。圖片來源: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University。

在導論以及與學者唐小兵進行的訪談中,王老師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和方法問題:什麼樣的歷史才是歷史?什麼樣的歷史不能夠被排除在歷史之外?我們現代歷史學往往只研究特定的題目,王老師在書中也舉例印證,比如有學者提出“歷史學者要選第一等的題目,不要選第二等的題目”。如此看來,連題目都有了高低之別。似乎只有傳統國家視角或全域性性的重大問題,才是第一等的題目;研究重慶、武漢之類的次級城市則變成了二等題目;若是研究物件再小一些,比如研究我的家鄉襄陽,那豈不就成了第三等題目?王老師在導言中一再指出,沒有什麼大小題目之分,沒有什麼問題是不具備意義的。

《顯微鏡下的成都》的導言一再指出,任何問題都是有意義的,關鍵在於你做到了哪一步,在於你如何處理問題意識,具備怎樣的思想深度和視野。王老師提倡的微觀史學以“顯微鏡”視野研究區域性,從一個瞬間來進行深入解剖,這樣一種寫法使得開放的歷史成為可能。開放的歷史足夠廣大,可以容納一切。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羅林· T。錢柏林(Rollin T。 Chamberlin, 1881—1948)攝。成都的街道。資料來源:Beloit College Archives。

這本書中所收錄的茶館的寫作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範例。茶館在王老師筆下變成了多層次、多角度、具有多重意義的場景,既具有時間的深度,又具有空間的深度,成為觀察歷史的重要視窗。他在書中也寫到了麻將,很多人認為這類話題是記者處理的話題,而不屬於嚴肅學者的工作。在我看來,王老師透過自己的具體寫作為我們展示了,即便題目有大小,重要的是你能做到什麼樣的深度。我們年輕一輩的歷史學工作者們都應該讀一讀、想一想他所提出的問題。

王老師示範了一種歷史研究和寫作的轉向,如他所言,這是“一種民眾的轉向,一種下層的轉向”,不再是眼睛只盯著權力的中心,只盯著最宏大的敘事,這種轉向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核心的問題,人、社會和未來互相聯絡在一起。讀這本書時,我覺得有點找到了知音的感覺。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老人們在彭鎮觀音閣老茶館外面打牌 資料來源:王笛2019年7月攝於成都郊區彭鎮觀音閣老茶館外。

王笛

雖然這是第一次見羅老師,而且是透過網路,但是我對羅老師還是比較熟悉的,主要是透過他的作品。2018年秋天,《袍哥》剛出版時,“一席”邀請我去錄製一個演講,發來的樣本就是羅老師的“一席”演講,主題是關於歷史學家的美德(後來這篇演講收錄在羅老師的《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一書中)。我仔細觀看和揣摩了那個影片很多遍,後來就根據羅老師的演講,照葫蘆畫瓢,效果也還不錯。

羅老師的著作《從大都到上都》和《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我都認真讀過。我一直在想為什麼羅老師的書如此受歡迎?我讀書不只是為了學知識,還關注別人如何講故事。我發現羅老師能巧妙地進行各種敘事。在從大都到上都的旅行途中,他除了寫有關的歷史和沿途見聞,還把自己的人生經歷以及同行、同事、學生的故事穿插其中。

我在讀羅新老師的《從大都到上都》的時候,同時也在讀杉山正明的《遊牧民的世界史》。杉山正明寫得非常好,但是我閱讀的時候,不想持續讀很長時間,讀一陣就要放下讀其他的東西;但是讀羅老師的書,我卻可以讀很長時間不覺得疲憊。這讓我深思為什麼有這個區別?我後來終於領悟,羅老師的寫作之中有“人”的存在,杉山正明則由於視角太宏大,淹沒了個體的人。

2.

“出圈”的歷史學者:

為何暢銷?

董牧孜

:二位的歷史寫作有很強的公共性。為什麼有這種強烈的傾向?尤其是,兩位老師都屬於比較“出圈”的歷史學者,作品也比較暢銷。你們如何定位自己歷史學家的身份?

羅新

:對於做中古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歷史)的研究者來說,要想寫出受非專業讀者歡迎的東西是比較難的。但還有一些例外,比如我的老師田餘慶先生,他的《東晉門閥政治》寫得好。不只是文字好,研究的思想深度也高,這使得他的作品自出版30多年來成為經典,不斷再版。當然,這樣的作品還是很少的。

為什麼呢?古代史要想寫得生動,是不容易的,資料很少。當然,宋代以後的歷史資料就多得多。毫無疑問,在一個健康的學術和閱讀社會之中,最適宜做的還是現當代史研究,資料足夠豐富,研究者能夠展開自己能力的空間足夠大。不像我們做古代史的,說實話就是書齋裡的工作。

這裡其實涉及一個問題。是不是資料少的領域,我們就只能夠做一些純粹的考證性或者理論性特別強的研究?當然不是,從國內外的實踐來看都並非如此。西方的很多歷史類暢銷書,反倒是研究古典時代的,能夠在研究方法上開創新的潮流。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袍哥》,王笛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0 月。

我覺得王老師的這幾本書之所以能夠成功,不是因為他有作家的生花妙筆,不是因為他講了很多漂亮的、好玩的故事——如果說他的作品有這些特點,那也是偶然的。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他選擇了非常難的方向。有人說,微觀史研究不就是講講故事嗎?但哪有那麼容易,如果只講故事,就成了說書了。這類研究不是那麼簡單的,要有歷史學的深度。

這種寫作方向你讀起來很輕鬆,但是其實研究者在背後做了大量的資料和研究工作。過去的學者不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做的題目,沒想到描述成都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成為一本書,居然還會有人喜歡。讀者多,甚至讀者超出自己的專業,不是唯一的方向和衡量的標準,更重要的是寫作本身觸碰的問題,是否有讓同行、以及未來的研究者值得學習的地方。一個作者寫什麼很重要,這才能夠反映研究趣味和方向上的創新。

3.

有關新文化史的誤讀:

微觀史學“缺乏理論”?

董牧孜

:微觀史和新文化史,注重日常生活和細節描述,也因此往往被批評忽視整體、過於碎片化。如何看待這些批評?王笛老師的《袍哥》也遭到過一些方法論上的質疑,比如過分倚重沈寶媛的袍哥研究報告,缺少理論分析等,王笛老師能否也談談選擇寫作方法的出發點?

王笛

:有不少人批評我的《袍哥》,但我還是比較坦然的,因為一部作品總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批評是正常的,實際上是個好事,這說明你的書受到了關注,如果沒人評、沒人看,這才是個大問題。不過,大家對微觀史也存在誤解。到底什麼是微觀史?專業研究和讀者大眾讀者之間的理解有區別,也涉及閱讀和思考方式的轉變。

有些讀者在看《袍哥》那本書時,不理解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精力處理這樣的素材,有人會質疑一個堂堂的教授怎麼會基於本科生2萬多字的論文,認真地寫了20多萬字的專著。有人會認為這是一種注水。但我覺得有必要去了解微觀歷史寫作和其他寫作不一樣的地方。我把它看作是一種文字,記錄文字之人的身份其實一點都不重要,這與文字的價值並不成正比。正如羅老師所說,一切資料都是歷史。

沈寶媛的文字是考察了一個四川袍哥家庭的日常生活。如果由其他人來解讀的話,可能會認為這只是一個流水賬的記錄。但我透過閱讀文字,追溯到當時社會學的一些概念、田野方法,甚至追溯到社會學、人類學是怎麼引進中國的,以及他們的老師是在哪裡受到的學術訓練。歷史的寫作,不是說只是看歷史資料本身,而是要看到和發掘文字背後所展示的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才是我所關注的。微觀歷史寫作的難度,就在於資料的缺乏,沈寶媛這篇報告有豐富的細節,這也是它珍貴的地方。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插圖為民國《海底》手抄殘本。王笛收藏並翻拍。

舉個簡單的例子。微觀史的經典著作《屠貓記》(The Great Cat Massacre),是根據一個巴黎印刷所學徒工自娛自樂幾頁紙關於虐待貓的記錄,但是作者羅伯特·達恩頓透過進一步研究,發現法國啟蒙早期時代的社會文化狀態及階級鬥爭等。所以說,利用的記錄文字是不是重要的材料,與記錄的人重要與否,其實沒有什麼關係。從小處著眼,把眼光逐漸擴大,這恰恰是微觀歷史的魅力。

過去我們的眼睛總是盯著精英、英雄人物、帝王將相,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細節瞭解非常少,對秘密社會的團體更加不熟悉。從這類文字入手,去展示挖掘文字後面的東西,我覺得這才是微觀歷史最有意義的地方。尤其是要看到這個文字到底傳遞了什麼資訊,提供了什麼樣的記憶。當然,在中國要讓大家去接受微觀史學,可能還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對國家大事瞭如指掌,但對自己身邊的日常卻司空見慣,不一定關心這種日常生活的歷史。但是,隨著資料的發掘以及新方法的使用,我想以後會有更多人加入研究的陣營中來,應該會有比較好的發展前景。

董牧孜

:如何看待對於微觀史學“缺乏理論”的批評?歷史學者是否也有理論的焦慮?對歷史學研究吸收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或研究方法,你們持怎樣的態度?如何看待這種歷史學的社科化?

王笛

歷史研究的社會科學化,在西方早已有之。20世紀70年代之前,例如經濟史用統計學的方法,經濟學、社會學等對歷史研究的影響也非常大。20世紀70年代以後,才開始出現了語言學的轉向,特別是海登·懷特的元史學(Metahistory)提出之後,迴歸人文的敘事,後來西方就開始出現新文化史,又產生了微觀史的寫作。

如果我們說歷史學缺乏原創理論,這並非中國的特殊情況,西方也是如此。我認為這和學科有關。所謂的原創理論,意味著這個理論可以廣泛地運用,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歷史學的學科特點不同於葛蘭西、哈貝馬斯、福柯等人的理論,沒辦法創造出從哲學延伸而來的原創理論。我認為,歷史研究恰恰是個案的。幾乎不可能有一種理論可以廣泛地闡述各種問題,一種理論,在歷史研究中適用於某個時期,在另一個時期卻未必適用;在一個地區適用,在另一個地區不一定適用;在分析這個事件上的適用,在另一個事件上則不一定適用。這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整個歷史學科都存在的問題。

但有一點我要強調,歷史學應該是其他學科的基礎。狄德羅在編輯知識樹的時候,呈現在頂端的,一個是歷史,一個是哲學。馬克思也說,“我們只知道一門真正的科學,那就是歷史學”。

簡言之,歷史研究是研究個案的特點,不是創造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所以我對歷史學缺乏原創理論一點也不擔心。要原創一種理論用到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時代,解決任何問題,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這種方案現在不會有,今後也不會有。

4.

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

存在對立的緊張關係嗎?

董牧孜

宏大敘事和微觀敘事之間,存在對立的緊張關係嗎?

羅新

王老師在《顯微鏡下的成都》一書中透徹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一位好的研究者,不論是研究宏觀史學,還是研究微觀史學,都不會把宏觀和微觀對立起來,而是會同時關注到宏觀和微觀問題,只不過有各自入手的途徑。

以王老師的茶館研究為例,茶館當然是一個很微觀、非常具體的、小的空間。但是王老師透過研究茶館,延及宏觀史學的問題,比如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國家權力如何宰制地方文化等問題。能夠寫到這個深度,顯然不只是純粹停留在微觀層面——有強烈關懷的研究者才能做到這一點。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農民從北門進入成都。甘博(Sidney D。 Gamble)拍攝於1917—1919年間。資料來源:David M。Rubenstein Rare Book&Manuscript Library,Duke University。

王笛

宏觀和微觀,是相輔相成的。類似於看電影,大家應該看到過這樣的鏡頭:一開始從宇宙開始,逐步把鏡頭拉近,看到了地球,然後繼續拉近,到地球上的某一座城市,再到某一條街,到一個房間,到一個睡在床上的人,然後焦距在他的瞳孔,鏡頭甚至進入他的瞳孔之中,故事於是開始……這就完美地詮釋了微觀和宏觀的關係。歷史,需要細節來支撐;做微觀史,也要有大歷史的眼光。

雖然我研究微觀史,實際上我也喜歡觀察,同樣一個題目,如果是一個做大歷史的人,他會怎麼看?

董牧孜

:“大歷史”也是很受讀者歡迎的歷史寫作型別。王老師在美國全國人文研究中心做研究員時,曾與大歷史學者大衛·克里斯蒂安共事,你在書中也曾描述這段經歷,說“我們這兩個走極端的歷史學家,似乎還很有共同語言”;羅新老師則在書中迴應過尤瓦爾·赫拉利的作品。微觀歷史和大歷史,這兩種不同取向的歷史寫作是如何對話的?二者的一致性在哪裡?

羅新

我也很喜歡讀大歷史。我的書架上有半個架子都是“大歷史”類書籍。我早先讀了大衛·克里斯蒂安的代表作《時間地圖》,以及他後來寫的好幾本大歷史著作。閱讀這些書,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教育過程。

歷史研究者用眼睛觀察歷史,但當我們觀察歷史的時間尺度發生變化時,空間尺度也變化了,於是,我們關注的問題也隨之改變。比如秦漢史研究,大家會討論司馬遷是哪年生、哪年死的?鴻門宴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但如果我們把時間尺度,放大為大歷史的時間尺度,那誰還會談論這些問題呢?甚至是秦在前面還是漢在前面都不太重要了。時間尺度的變化,給了我們一個警醒,讓我們注意到哪些問題是有意義的,經過了時間的改變,哪些問題因此變得更加突出了。我們未必都要去做大歷史,當然不是這樣,我也沒有這個能力,但我還是很願意做我自己能夠做的。我覺得讀一點大歷史還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微觀、中觀尺度的歷史與大歷史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王笛

:2006年至2007年,我在美國北卡羅萊州的全國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大衛·克里斯蒂安和我都是那一年的駐院研究員。那一年的時間非常難忘,我們聊了很多話題。那個時候,我正在研究袍哥,正在寫關於袍哥的語言,收錄在《顯微鏡下的成都》這本書中的第三部分。

克里斯蒂安的《時間地圖》可以說是超出了我們過去書寫歷史的一切想象,因為我們一般認為,歷史應該是從人類的歷史開始寫,但克里斯蒂安是從宇宙大爆炸寫起,然後是宇宙和地球的演化,這樣人類的歷史在他的《時間地圖》裡,就相當短暫了,可以說整個對歷史的感覺和歷史觀念都發生了轉變。這對於我來說確實是一個歷史研究的完全不同的眼界。我覺得歷史學家要有開放的心態,開放地吸收和自己不同領域的研究,不能排斥這種成果。雖然我不一定去觀察宇宙,去觀察整個地球或者幾千年的演變歷史,但是克里斯蒂安的那種思路對我來說還是很有啟發的。

5

歷史研究的瓶頸:

如何穿透歷史迴應當下

董牧孜

兩位老師在什麼時候體會過歷史寫作上的瓶頸?又是如何調整方向的?據我所知,王笛老師經歷了從計量、敘事到文字解讀的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羅新老師近年則撰寫了許多“與專業反思有關”的學術隨筆,對歷史、歷史學和歷史學工作進行反思。能談談各自對於歷史寫作的反思嗎?

羅新

:我倒是沒有遇到過什麼瓶頸。不過,我工作的十來年時間裡,主要集中在很狹窄的問題上,就是北方阿爾泰語系人群,中古時期阿爾泰語系人群的名號分析。即便如此,我依然自得其樂地做了十來年時間。後來不做了,一方面是我們資料很有限,再往下做就是在鑽牛角尖。另一方面,只做這個也難以滿足我某些內在精神的衝動,我覺得還是要更多地關心現實問題,關心當前的問題,從當前的問題出發去思考歷史。

我說過好幾次,我不同意一種流行的說法:我們學歷史可以更好地認識現實。對我來說不是這樣的,我是反過來的。我好好地思考現實,認識現實問題,有助於我去理解歷史。我的一些(對我自己來說)比較重要的研究推進,都跟對現實的思考有關係。

就像王笛老師在《顯微鏡下的成都》這本書裡提到的,他說,我們過去很多人喜歡把古人寫的東西,理所當然地當作歷史來接受。其實他們說了什麼,只是他們所寫的歷史。但是,他們為什麼那樣寫?他們憑什麼那麼寫?這些問題我們今人應該進行分析。可是,我們通常不容易反省到這一步,或者說,如果我們沒有受過特別好的理論批判分析訓練,我們就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事實就是如此。比如司馬遷都這麼說了,那事情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要讀出歷史背後的東西,還要理解文字背後的意義,研究文字是怎麼形成的。而我們對於現實的關注,對於自己生活的關注,反過來也會幫助我們去認識史料,重新讀書。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有所不為的反叛者》,羅新 著,理想國丨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5月。

我們這些人都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如果我們都受到時代差不多的推動,那我們最後會關注的問題恐怕也差不太多。這就是為什麼同時代學者的差異不會太大,但這一代和上一代學者之間會有比較大的差異,這是因為他們各自所在的時代,向他們提出了不同的課題,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同的啟示。就像我和王笛老師的研究領域差別雖大,但我們對很多問題會有同樣的反應。對我來說,我的研究瓶頸與研究轉向無關,難在如何迴應時代提出的新話題和新要求。

王笛

:我同意羅老師所說的,我們對歷史的反思,對過去歷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對於現代社會的一種思考。羅老師基本上把我想表達的都說了,我們很多看法都很一致。

說到瓶頸的問題,在寫作過程中很少碰到。我一直信奉的一個原則,就是魯迅說的“寫不出來不硬寫”。如果是由於資料或思考不成熟,我就把這個問題先放在一邊,去寫資料比較豐富且思考比較成熟的話題,所以寫起來都很順暢。有時候你研究其他東西,也可能在不經意間就給了你一把鑰匙,可以開啟其他寫不下去的瓶頸話題。

不過,我學術生涯中,還真是遇到過大的瓶頸,那是在1989年完成《跨出封閉的世界》一書之後。我感覺自己把青年時代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寫進了那本書中,一旦完成以後,我發現要繼續再研究下去,變得非常困難,超出不了《跨出封閉的世界》的那種路子,感覺到了自我重複,所以這可能是我到美國求學的動力之一。

其實當時我已經是副教授了,而且英語非常差,根本不能想象要用英語來寫博士論文。但是為了實現這種學術的轉向,我到了美國以後重新開始。透過新的學術訓練,我克服了我的瓶頸,所以才有了後面的《街頭文化》《茶館》《袍哥》這些研究。

去年我出版《消失的古城》,針對的不僅僅是成都,而是在全國經歷了近幾十年的城市拆遷之後,對於中國城市重建模式的一種反思。我想回頭看過去,到底一座城市的傳統是什麼?城市的文化是什麼?過去我們是怎麼管理城市的?我是出於對今天的思考,來進一步探索歷史。至於這本書寫出來以後,是否能夠對我們的城市規劃或城市管理者有所幫助,這並不是我當時的寫作初衷,這是出版以後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實際上,在探索的過程中,我完成了對史學的一些反思,比如從宏大敘事到微觀敘事,從大歷史到小歷史,從精英到民眾,從國家敘事到日常敘事的轉向過程。我很同意羅老師在《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中所說的,歷史研究其實不僅僅是求真,更重要的是一種批判的精神,對歷史進行反思。在我的寫作中,始終貫穿著這種批判精神。

董牧孜

:歷史學家的美德是什麼?怎樣才是健康看待和解釋歷史的態度、方法?歷史學家對公眾的責任是什麼?對普通的歷史愛好者有什麼建議?

王笛

:關於歷史學家的美德,首先我同意羅老師書中所說的,包含批判、懷疑和想象力;但是我還想加上陳寅恪為王國維所記碑文所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自己會再加一個,即“健全之人格”。歷史沒有唯一的答案,也沒有所謂正確的答案,歷史就是一種解釋。我們歷史學家還應該去表達失語民眾的聲音,尤其要研究弱者,因為他們在歷史上沒有話語權。如何去發現他們的聲音?這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

我們歷史學家其實對公眾是有一種責任的。我們在傳播知識,我們在保留記憶。怎樣去讓民眾正確地認識歷史,理解歷史?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讓公眾被虛假的歷史所矇蔽。當我們拂去蒙在歷史表面的塵埃,才能看到歷史的本質。歷史認識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不要簡單化。

至於說,對歷史愛好者有什麼建議的話,我覺得要多讀書多思考,而且要有包容的心態。不要只看自己同意的,遇到自己不同意的觀點就根本不看。只有跳出自我封閉的世界,才能有更開闊的眼界和思想。

- END -

勾搭反向流行聊天辦公室主任

在歷史學家眼中,沒有任何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撰文:董牧孜;播客:王笛X羅新X董牧孜;音訊剪輯:王靜;排版編輯:周潔,木子;校對: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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