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市譏而不徵”:原始儒家為何反對徵收關卡稅

“關市譏而不徵”:原始儒家為何反對徵收關卡稅

孟子認為,只要能更好地保護民間商業,廢除沉重的關卡稅,就會“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於王之塗”。(人民視覺/圖)

孟子主張自由貿易。在《孟子·梁惠王下》提出治國需要“關市譏而不徵”,在《盡心下》中,他提出“古者之為關也,將以御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意思是古代建立關隘,是為了保護社會,而不是為了多收稅,他主張對民間商業不收關隘稅。這一點與英國《大憲章》第13條,免除各市、區、鎮、港的關卡稅,皆享有免費通關權的主張是一致的。

在商貿道路上設立關卡,孟子認為其功能是稽查犯罪即可,而不是用來收稅,增加貿易負擔。從考古資料來看,當時關卡商業稅的負擔不小。如包山楚簡《集箸》簡149記載了十個邑、四條水道日常都要收取“關金”,可見當時官府不但在陸地上收取關卡稅,在水路上一樣要榨取一筆。

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楚王頒發給鄂君啟的車節和舟節,都有錯金銘文,車節銘文雲“得金節即毋徵”,“不得其節即徵”,意思是鄂君啟這種特權者拿著楚王頒發的“金節”這一憑證,在透過關卡時就能享有不徵稅的特權,舟節銘文雲:“見其金節毋徵,毋舍桴飼;不見其金節則徵。如載馬、牛,差以出內關,則徵於大府,毋徵於關。”意思也是水路關卡上,憑藉特權金節可以免除徵稅,但如果運載牛、馬出關則由大府徵稅。顯然,鄂君啟這種特權者是極少數,絕大部分的普通商旅、百姓無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水路,經過各國關卡都是要遭受盤剝的。所謂“平民百姓不似鄂君啟之權貴,通商行旅是要遭到重重關卡征斂的”。

在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中,記載了戰國末或漢初的關卡收稅算術題,說商人帶著盾、狐、狸、犬出關,要繳納租稅“百一十一錢”,百姓如果揹著米出關,要經過三個關卡,“三稅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份額都要被榨取,可見是民眾和商旅的沉重負擔。而特權者卻並不繳納通關稅,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對於沉重的關卡之稅,戰國時期的思想中有批評的聲音。如上博楚簡《容成氏》是一篇帶有儒家思想傾向的出土文獻,其中就專門講到了美好的大禹時代“關市無稅”,不徵收關卡稅,而到了夏朝末年的桀王則相反,“以徵關市,民乃宜怨”(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

孟子生活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自然會對沉重的關卡稅提出批評。孟子的主張就是,各個關卡,無論貴族還是普通商人,都統統不收稅,藏富於民,保護自由貿易。所以梁啟超先生對這一主張的評價是:“儒家言生計,不採干涉主義”(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0頁),可謂一語中的。孟子認為,只要能更好地保護民間商業,廢除沉重的關卡稅,就會“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於王之塗”(《孟子·梁惠王上》),天下的百姓、商人都希望來這個低稅率和保護自由貿易的國家,行走在暢通無阻的陸路和水道上,市場則會進一步繁榮,國家經濟發展了,其實長遠對國家才有好處。

《孟子·公孫丑上》記載了孟子的商業思想:“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徵,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對於“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有不同說法。

筆者認為,對這一段解釋比較合理的就是朱熹引用張載的註釋“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徵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廛”是市場中的商業用地(鄔勖:《秦漢商業用地制度初探:以出土文獻為中心》),意思就是對市場商業用地只徵收一點商業用地稅就行了,不用徵收貨物稅,此外要用市場法律提供守夜人最低秩序,而不再徵收其它多的稅賦。這種低稅收和良好公共服務的狀態,能吸引到各國的人都前來參與市場活動,促進經濟的繁榮。

奧地利學派談到,遠古以來的人無法理解商業活動的實質。他們看到商業“賤買貴賣”,因此將其視為一種可怕的魔法。西方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都對商人表示藐視。西方的兩希傳統中都鐫刻著蔑視商業活動的基因: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嘲諷商人是“是些身體最弱不能幹其他工作的人乾的”,耶穌則把商販驅逐出聖殿。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孔子、孟子那裡從來沒有對商人或商業行為的譏諷,相反,孔子經常熟練使用商業術語,原始儒學的賢人中更是出了儒商子貢,而到了孟子這裡仍然強烈地為自由貿易進行辯護,這種對市場的態度,是原始儒學的重要屬性之一。

(作者系大學教師、歷史學者)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李競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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