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新年:我的批評觀批評如何成為可能?記清華大學教授曠新年作

今日批評家

曠新年:我的批評觀批評如何成為可能?記清華大學教授曠新年作

(拍攝時間:1999年)

曠新年,湖南湘鄉人,1963年1月出生。1980年考入武漢大學,1989年考入北京大學,1996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先後在湖南省婁底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今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北京市文聯工作。1999年到清華大學任教,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出版有《1928:革命文學》《現代文學與現代性》《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二部下卷)、《把文學還給文學史》《文學史視閾的轉換》《新文學的映象》《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概念》等。

我的批評觀

批評如何成為可能?

曠新年

工業革命之後,歐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危機,19世紀英國批評家馬修·阿諾德深深地感覺到了這種變化和危機。他曾經說,他自己處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亡,另一個卻無力誕生。對阿諾德我抱著深刻的同情。阿諾德寫過一本書,叫作《文化與混亂》。他企圖依靠文化的力量來克服這種危機。也正是如此,經典的問題才在19世紀和20世紀明顯地凸現了出來。儘管阿諾德認為,比起創造力來,批評是比較低階的;但是針對當時的歐洲,阿諾德看來,批評應該不服從任何外在的和實際的考慮,批評應該超然地追求純粹的知識,批評應該成為一種洞察。他在《當代批評的功能》中說,批評的任務“是隻要知道世界上已經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東西,然後使這東西被大家所知道,從而創造出一個純正和新鮮的思想和潮流”,“批評力的任務是,‘就知識的所有部門,神學、哲學、歷史、藝術、科學,探尋事物本來的真面目’。於是它最後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個局勢,使創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個思想秩序,後者即使並不是絕對真實的話,卻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東西真實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思想佔了優勢。沒用多少時間,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會,因為接觸到真理,也就是接觸到人生,到處都有激動和成長;從這種激動和成長中,文學的創造時代便來到了”。在阿諾德看來,批評是創造的基礎。

從19世紀末開始流行的“世紀末”這個名詞,到20世紀已經成為一種彌散在我們周圍的生活氛圍。1900年死去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從而把我們領入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德國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不僅宣傳了西方文明的沒落,同時也把被迫捲入了西方文明的整個世界帶入了沒落之中。葉芝說:“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馬克斯·舍勒說“根基的動搖”“價值的顛覆”——我們來到了一個喪失了基礎的時代。這是理查德·羅蒂所說的“後哲學文化”的時代:行而上學的崩潰,認識論的崩潰,整體性的崩潰,以致經典的崩潰。在20世紀不僅再也沒有人像19世紀那樣去建立宏偉的體系,而且任何價值都不再具有普遍的意義。解構中心,取消深度,反對闡釋,對“元敘事”持懷疑和否定,知識已經失去了傳統的尊嚴,真理的知識已經變成了知識的無政府主義,用費耶阿本德的話說,就是“怎麼都行”。後現代主義成了20世紀獨特的文化景觀。在這樣一個理性、權威和標準被摧毀了的“後現代”的時代,阿諾德所說的批評早已失去了立足之地。90年代,我們說“批評的缺席”。批評家成了奔走於各種會場之間的喪家野狗。批評,簡單地來說,就是判斷。真正的創造必須以批評作為支援,真正的創造力必然包含了辯識,也就是說,真正的創造無法離開批評。然而,在這個沒有基礎的時代,在這個價值傾覆的時代,在這個怎麼都行的時代,批評如何可能?這樣一個“後批評”的時代,真的能夠給我們帶來多元、寬容、平等、自由和解放嗎?實際上,在一個沒有批評的時代,死去的並不是權力、壓迫、奴役和控制,死去的只是真理、正義、反抗和未來。因此,在我看來,“人”的重新發現和生命的重建有賴於批評的重建,而批評的重建則意味著知識的重建,一個新世界的誕生必定是一種新知識的產生。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1999年第2期

批評家印象記

“偉大時代”與“小丑之見”

——我看曠新年的批評文字

陳福民

這篇文章原來的題目是“偉大時代神話的說破者”,思忖再三,決定改為現在的樣子。這不單是為了套用起來方便——曠新年自己就有一篇以此為題的文章①,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偉大/ 渺小,時代/ 丑角,“好世界”/ 搗亂者, 皇帝的新衣/ 講實話的孩子……類似的語詞以及由這些語詞同時代之間所構成的極具張力的絕妙關係,讓我深深地為之著迷。我想,曠新年這樣一種對時代的言說和對知識分子身份幾近絕望的自我認同,無疑包含著來自基礎塌陷之後難以細述的內在痛苦與巨大懷疑。在它以偏頗激烈為代價所獲得的深刻洞察力的背後,受到傷害的靈魂正審慎地打量、思考著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周邊發生的一切。它發出質詢、揭破事物表層的障眼法,在一個批判和反諷的姿態上不屈不撓。

關於時代的辯證法或幾個關鍵詞

對20世紀90年代的總體特徵有著形形色色的說法,它的幾個關鍵詞大致為解構、後現代、多元化、權威崩潰、歷史終結、眾聲喧譁等,略為傷感和顧影自憐的說法是“世紀末”。這些異彩紛呈的概括不能說沒有道理,從中也可以大致發現言說者各自複雜的心態。然而這些表面姿態激進的概括都不約而同地掩飾了一個顯而易見(更準確地說是視而不見)的事實,並因此隱藏著某種致命的危險,即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資本主義歷史遺產和新的時代饋贈:一種躲避在表面形式多元化背後的資本主義生活內部的一元化實質,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文影響的巨大同一性。在它標舉的旗幟上書寫著“眾聲喧譁”四個大字,然而上演的卻是獨家征服的歷史故事。費爾南·布羅代爾在論述資本主義歷史與今天的關係時指出:“從大處著眼,我覺得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徹底的改變……它當前的大事就是重建這種一統天下的局面。”②所謂的“一統天下”, 即是政治經濟史意義上資本的利益驅動所致力達到的,同時在中國當下的歷史語境中也已經成為話語的事實。

這個顛倒眾生的“偉大”時代卻沒有能夠讓曠新年心悅誠服,換句話說, 這個時代的邊際並非是散漫無涯、不可捉摸的;而被種種專家、學者和“作為文化想象的大眾”③所鼓譟起來的後現代的輝煌慶典,在曠新年一系列頗具影響與“殺傷力”(這個詞可能會招來講文明禮貌的學者的反感,也不管了)的批評文章中,具有某種“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的奇怪味道,恰到好處地成了分析與“解構”的物件。儘管“90 年代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年代”④,但是對於曠新年這個患有嚴重胃病與失眠症的人來說,閱讀這段虛擬的歷史幾乎是宿命地擁有一種魯迅式的狂人風格: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寫著幸福、安寧。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上寫著兩個字——神話。在《“後現代”神話》⑤一文中,曠新年對90 年代甚囂塵上、不可一世的“後現代譁變”做出了迅速及時的反應和全面的、嚴肅的批判清理,順便說一句, 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裡,還沒有哪篇討論後現代的文章如曠文這樣寫得舉重若輕、酣暢淋漓又令人信服。作為90 年代極具影響力的重大文化事件,後現代在對自己的命名與闡釋中,充滿了浮誇的自豪與表面的真實。如同一個志大才疏、一身二任的信使,懷揣密令,憑恃某種授權,高聲宣佈了“舊”時代的終結, 並自信滿懷準備接管一個“新”的時代。曠新年並未因此而輕視後現代作為一種文化思潮的嚴肅含義與真實的挑戰性——這一點與一些論者粗糙、浮泛、流於攻訐以圖一時之快的文字不同,相反,他對後現代主義在中國順利登陸的歷史背景與思想語境進行了相當中肯和透徹的分析梳理,從而使那些意義重大同時又糾葛叢生的問題得以清晰、明快地顯現出來,在啟蒙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知識分子與老百姓或曰大眾等諸關係上,90 年代的中國陷入了空前的文化困境和“信任”危機,對於飽受後進焦慮折磨的中國人來說,近百年的歷史說穿了就是追趕西方、“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國夢。因此就不難理解何以現代、現代性以及與此相關的思想語彙幾乎構成了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意識形態。儘管就文化等級而言,是精英知識分子參與創制了這個意識形態,但如果硬要說芸芸眾生只管吃喝拉撒、繁殖死亡,同上述問題絕無關聯,顯然於理欠通。更有甚者說恰恰是啟蒙主義導致了災難,害得他們過不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那就無論如何不是事實了。理論思潮的模式意義同創傷經驗的真實效能否等同覆蓋現實問題的全部複雜性,在曠新年這裡是大有疑問的。他並不否認後現代主義在90 年代出場的合理性,也不認為反思啟蒙主義、“重估現代性”是別有用心和毫無必要的。“但是後現代主義把這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重大問題完全策略化和意識形態化了”,尤為嚴重的是,“在今天,所謂‘對現代性的追問’ 變成了一種簡單的對啟蒙主義的追問。而後現代主義把現代知識的起源追究到啟蒙運動而不是文藝復興,這也不是後現代主義知識上的膚淺,而是後現代主義本身的一種有意的知識‘策略’”⑥。也就是說,對啟蒙主義的反思不僅必要, 而且途徑可以有多種,但是一種誠實負責的反思與過於“策略”的追究由於所致力的目標及可能達到的目標不同,在事實上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這點其實是在提醒那些各種主義的倡導者不能隨心所欲地蔑視常識。我知道,上述說法因其帶有濃厚的伽達默爾意味,正是為後現代主義所不喜歡並堅決反對的,然而, 從邏輯上說,某種以手段冒充目的的“策略”無論怎樣高明,終究不能把手段變成目的。關於這一點,後現代主義或許有它自己的哲學觀念與方法,在啟蒙主義現代性與當下中國現實的關係問題上,後現代主義以它的策略方式撒了一個誠實的謊言,“一方面宣稱解構現代性,另一方面又透支了現代性的意識形態”⑦,虛晃一槍之後,迅速轉向了自己的目的,譬如建立自己的知識合法性或為想象的幸福生活——另一種現代性鳴鑼開道。在它眼花繚亂的話語表演中, 人們記住更多的是譁眾取寵的姿態。

一種思想或思潮能夠使時代對它做出快速反應,絕不是一件隨隨便便、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也是後現代主義值得“恭維”的地方。人們有一千種理由發問, 何以A 主義、B 主義不能像後現代主義那樣成為一個“小時尚”呢?這實在問得有理。曠新年對此回答道:“後現代主義對於現代性的另一種‘誤讀’是由‘啟蒙知識分子’的共謀完成的。”⑧ 90 年代作為“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 的年代是人們耳熟能詳、感同身受的,這個淡出/ 凸顯模式不僅標示了該時代關於偉大與渺小的喜劇辯證法,也讓人們看到了現代性神話崩潰之後各路精英特別是啟蒙知識分子急於尋覓崗位而慌不擇路的窘態。在打出“反思啟蒙”“重估現代性”的旗號方面,啟蒙知識分子與後現代主義互致“反革命”敬禮,並且在分享“反革命”勝利果實上達成了驚人的諒解備忘錄,如曾經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李澤厚先生隆重推出的《告別革命》之類。曠新年對此表現了獨特的深邃洞察力:“後現代主義在90 年代中國的勝利並不是一種‘知識’和‘理論’ 的勝利,而不過是啟蒙知識分子心態的一種表徵,是啟蒙知識分子在追趕時代的鉅變中為自身的轉變而製造出來的‘元話語’。現代性話語在90 年代的突然崩潰是後現代主義和啟蒙知識分子合謀的產物。”⑨這個相當嚴厲甚至過於嚴苛的心理診斷當然讓曠新年付出了自己的代價:洞見與“不見”共存——對此他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我看來,無論是後現代主義的一時暴富,還是啟蒙主義遭“全場緊逼”,都有深厚的、真實的基礎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理論或知識的意義,似乎不應該僅僅被視為製造出來的話語,啟蒙知識分子擁有自己漫長的知識歷史和由此歷史所構築的意義系統,他們在90 年代為擺脫困境所做的諸種努力顯然也具有非話語性的複雜含義。對這種複雜性的同情的體察,在曠新年的批評文字裡多少有些語焉不詳。作為一個極具個性、特立獨行的文化批評家, 曠新年的這種風格既是“必要的喪失”,也是自覺的選擇。那種全面的細密的工作就留給別的批評家去幹吧。

“另類”的解構立場

曠新年之所以對後現代主義神話窮追不捨,對啟蒙知識分子痛下“誅心之論”,對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而來的各種文化想象獨具隻眼,顯然與一種解構的立場相關。在檢討自己的文化立場與時代之關係時,曠新年說:“如果回到法國的解構主義運動中去,那麼解構的精靈在60 年代生長起來的無根的生物上找到了寄主。因此,如果使用‘60 年代人’這個概念的話。我願意它不僅是指60 年代出生的芸芸眾生,而且也指他們對一種解構立場的分享。所謂解構, 是對一切權威、結構、真理、知識的討論和評註活動。它不是破壞,卻也不是固定和封閉。它不是以理性、主體現代性以及任何一種絕對的目標和價值終結歷史和思想,而是相反,它要在思想終結的地方重新開始思想。”⑩誇張地說,90年代的文化活動與解構不僅是相伴隨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東西,離開解構, 90 年代幾乎無從談起。這本沒有什麼新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曠新年對解構一詞的理解與運用有著非常自然、極其常識性的特徵,這在當下的批評研究範圍裡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直到今天,我們還能記起解構這個龐然大物最初蒞臨中國時那副神秘的、佶屈聱牙的面孔,在習見的情況下,解構還經常淪為某種首鼠兩端、不知所云、王顧左右而言他的犧牲品。而曠新年的解構之道則是對解構的解神秘化的過程。在他那裡,解構首先恢復了批評原始的、常識性的含義:在一種自己所能相信的價值立場上對一切不能滿意的、有疑問的事物提出自己關於該事物的意見。曾經有過這樣的情況,現在也可能仍在繼續,即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謹慎小心地迴避著與立場、價值、態度有關的詞彙,彷彿一有立場就不見高明。而曠新年從不讓解構成為自己立場告缺的託詞。他的批評文字一貫地簡潔明快、敏銳犀利而又激動不安。如上所述,在《現代文學與現代性》這部批評集開篇,他就對自己的文化立場做出了儘可能詳細的闡釋, 而收入這部集子的文章連同未收入的其他文字,都是一種立場的呈獻。因此, 解構對於曠新年來說,首先意味著一種坦蕩的胸懷與敞開的、澄明的境界,更意味著一種承當的勇氣。在談到韓少功時,曠新年情不自禁地說:“他是在引領我們去理解一個有關湘人的隱喻:湖南是山與水結合的一種品格,是智慧與承當相結合的一種人格。” 神往與讚歎溢於言表,這也正可以看成是曠新年的“小子自道”吧。我一直相信,擁有這種胸懷與境界其實是一種幸福,而每當面對或想到這樣的人及其文字,我總是能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激動和由衷的敬意。在當今的世界和文化語境中,他們已經是一種稀缺的資源。

在這個問題上經常出現的誤解是,解構極難,立場則是一件相對容易的東西,而有了立場總是容易導致獨斷、話語暴力以及心靈與文字的粗糙。事實是, 立場獲得之艱難“難於上青天”,於今為烈。否則就無法理解,何以現在假解構之名掩無立場之實的知識分子如過江之鯽了。問題在於,立場一旦獲得,勢必要求堅持,是否會必然地導致獨斷與主動施暴?文明史對此提供了相當不同的經驗與證據,然而熱愛文明並且心靈細嫩的教授、白領以及眾多的白領候補者們總喜歡偏執一詞,人云亦云地在那裡嚷嚷著雅各賓、加爾文、奧斯維辛、古拉格和文化大革命,彷彿只有放棄立場才能天下太平,全然忘記了蘇格拉底、布魯諾、丹東、羅伯斯庇爾以及張志新正是死於一種對自己立場的信奉與堅持。可見擁有且堅持立場並不必然地導致主動施暴,還要看是怎樣的立場以及什麼 人握有施暴的權力。自有文明史以來,人類在此遇到了巨大的難題:由於無法預知歷史和“陋於知人心”,老是犯下愚蠢的錯誤。以史為鑑雖然通常奏效, 卻也難免掉入經驗主義合理性的泥坑。人們被迫龜縮在失敗主義與犬儒主義的感傷自慰中苟且偷安,這裡也正是相對主義施展花拳繡腿的用武之地,一如中國相對主義大師莊周的樹與鵝,“才不才間過此生”了。但是我們怎麼也不至於反思出如下的結論:由於無法判斷立場,又不知道掌權的人是好是壞,為了相安無事,確保天下太平,大家最好叫齊了號一塊兒放下立場。這樣說起來好像是個笑話,但中國時下的某種解構主義就是如此反思歷史,進而構築了自己與“立場”之間二元對立的想象關係——“立場”是所謂“宏大敘事”的象徵物, 而該種解構主義則是“立場”的消毒劑或清涼油,並且諄諄教誨大眾去過一種“怎樣都行”的日子。只是我們始終無法想象,此種超凡脫俗、能指與所指隨時滑動易位的解構到底憑藉什麼來建立自己的話語秩序。

對曠新年來說,他的解構主義立場正是針對那種想象的解構而發,他透過對氾濫解構背景下主義/ 問題、思想/ 學問的思考真切地表達了他的擔憂和懷疑:“他們拾起了胡適的老調子:‘少談些主義,多研究問題!’豈不知,撇開主義, 哪來問題;沒有思想,何來學問。思想為裡,學術為表。學術是珍珠,思想是那串起來的線索。不然,豈止是‘支離破碎’!後現代主義想要質疑元話語, 取消大敘事。可是又焉知,沒有大敘事,又何來小敘事?事實上,思想和話語一經改變,知識的面貌就會在頃刻間全然改觀。” 曠新年這種對“主義”“元話語”和“大敘事”的理解與辯護其實並不需要多麼精深系統的解構主義學問, 相反,它乃是像穿在皇帝身上的新衣那般一目瞭然。然而,當下的知識分子們就像竊賊要避開自己的作案現場那樣,遠遠地繞開這些敏感的詞彙,唯恐沾了干係將來有一天說不清楚。而曠新年在自己的解構主義同立場之間建立起了親密的血緣聯絡,勇敢地承擔了說出的重量與後果。在這個意義上,曠新年堪稱當下解構主義大潮中一個不折不扣的“另類”。

“小丑之見”的美學理想

“另類”的解構立場不只需要承當的勇氣,它還需要“在思想終結的地方重新開始思想”。曾經有一種誤解十分看重並誇大瞭解構作為某種方法的意義, 以為只要嫻熟掌握瞭解構的“技巧”,像外科醫生熟練使用他的手術刀那樣, 就可以在面對複雜歧異的社會問題及思想命題時遊刃有餘。這於解構顯然是不著邊際的。因為解構的要義在於它始終是以那些自我標榜為真理的、宣稱一勞永逸的合法性的、自詡為歷史必然規律的、自信為思想終結者的、封閉的、絕對的、自明的種種事物為敵,或曰作為物件的,在此意義上,解構也可以說是“宏大敘事”。它不是永動機,不可能像個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的專業顛覆家, 永遠有挑別人毛病的餘裕。它應該有自己潛在的邊界,作為一種解放的、提供可能性的活力因素,它尤為需要一種更闊大的背景和思想資源來適時調整自己同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的周邊關係。雅克·德里達最近一反常態、大談政治的變化就說明了這一點。

那麼解構的立場或文化批評的姿態將從何處獲取它足夠的資源呢?這不能說是個小問題。曠新年試圖以自己的關於文學寫作的美學理想和文學史研究作為參照靠近這個問題。“解構主義不是在哲學專業,而是在文學領域勃發,因為對於文學來說,我心有慼慼焉……因為文學從根本上是反法則的……”“解構在根本上應該成為一種抒情,文學不是抽象地談論創新,而是在非法/ 合法的邊緣拯救無意識的意義。”

讓解構從根本上成為一種抒情,並且成為一種有助於拯救意義的事業,這顯然不是異想天開。因為在反法則的意義上,在尋求一種鮮活的思想表達與生活發現方面,文學都是解構思想原則最可靠的同盟軍和永不枯竭的豐富源泉。曠新年的這個想法是有關解構與文學的最富感染力的想法,對於我來說,更不能不“心有慼慼焉”。我猜測,“小丑”的意象一定是讓曠新年為之傾倒、為之陶醉的。在這兩個字的豐富性與反諷的美學光輝映照下,任何關於哲學的、理論的、批評的、研究的寫作都要相形失色、黯然神傷了。因此有足夠的理由將曠新年視為一個詩人。在《〈狂人日記〉:反諷的迷宮——對該小說“序” 在全篇中結構意義的探討》中,曠新年說:“魯迅在他的雜文中引用過的克爾凱郭爾的一段話也是很富於反諷意味的。‘戲場裡失了火。丑角站在戲臺前通知看客。人家以為這是丑角的笑話,喝彩了。丑角又通知說是火災。但人家越加鬨笑,喝彩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結在當作笑話的開心的人們的大家歡迎之中的罷。’在這裡,小丑的身份和宣佈嚴重事件的真相之間造成了反諷。然而, 哲學家的智慧也就只能用反諷的語言來傳達。……小丑的困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狂人’的困境。” 是啊,這何止是“狂人”的困境!難道不也正是曠新年們的困境以及我們自己的困境嗎?在曠新年對“小丑”和“小丑之見”的自我命名中,不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悲劇性,而有的是獲得洞見、瞭解事件真相之後所誕生的與境遇相關的審美體驗。這個“偉大時代”因了小丑的反諷,正在日益喪失它裝點門面、點綴昇平後所剩無幾的一點可憐的莊嚴感,在一個始料不及的意義上最終歸於滑稽無行。

(陳福民,時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註釋】

① 曠新年:《偉大時代的小丑之見》,載《讀書》1998 第3 期。

② [ 法] 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顧良、張慧澤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曠新年:《現代文學與現代性》,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8。

陸揚:《政治與解構》,載《讀書》1998 年第12 期。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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