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天真和感傷的講述者

李蔚超:天真和感傷的講述者

文 / 李蔚超

很早以前,評論家張檸就為讀者描繪了一派古典氣韻的小說家黃詠梅,“從外表看,她有著一副抒情的面容,巧笑倩兮,思無邪,溫柔敦厚,很無辜的樣子,讓人不敢久視”——這樣的黃詠梅堪稱當代的女君子了。張檸論文先及人,知人而論世,熟悉黃詠梅的人,大多會認同張檸的描述和他在小說家與小說之間建立的聯絡。

黃詠梅當然是地道的現代小說家,然而她的小說的敘述視角、風格面貌,與其人都有通類之處,她的南方城市小說具備某種“溫柔敦厚”的外在表徵,她筆下不再是被喧囂波浪衝擊後顯現出的骯髒世相和現代奇觀,而是一幅困窘而豐滿、瑣屑而真切的市井眾生圖。於不期然之間,黃詠梅的小說在不同的城市經驗、地域文化和底層敘事的面向中,賦予讀者以及文學以啟迪。

在我看來,黃詠梅小說最動人之處,包含在小說敘述者天真和憂傷的腔調之中。即使她講述的故事與關涉的人物命運,都指向時代和社會的大症結,比如網路暴力、文化差異、信訪、徵地矛盾、青少年網癮和吸毒等等,小說的敘述也不因物件的宏大暴力而聲色俱厲。

慣用天真敘述者(Native Narrator)的黃詠梅因為世界不美而憂傷,並不像全知敘述者一樣世故機巧,或帶著閱遍世情的揶揄,黃詠梅的小說極少智力上的炫耀,她語氣輕盈地訴說著別人的憂傷。面對那些城市犄角旮旯裡生活著的人們,她因這些人的痛而傷心,因而,黃詠梅的小說瀰漫著一種優美而動人的感傷情調。敘事者天真倔強的聲音的號召力和感染力,使世界的無情和殘酷顯得更加蠻橫。這是黃詠梅小說最大的魅力。

老道而敏銳的批評家們,一眼望去就發現了黃詠梅小說中頗具辨識度的藝術特質。陳曉明說她的敘述中包含著“無知的單純與天真”,“這就是她有意去主體化的敘述,那是她獨特藝術路數”。李敬澤則從小說中拈出“驚奇”來,“純真的驚奇,這可能是黃詠梅的真正力量,在生活中,她總是驚奇地看著大家,好像她在參觀‘神蹟’,當然很可能是荒謬可笑的神蹟,在小說中,我能夠感到同樣的眼光”。黃詠梅的小說總會讓人聯想其人——當然,這也是當代批評的便利,我們能夠在人與文的並置觀察中,體察其中感性、細微的關聯。

李蔚超:天真和感傷的講述者

何謂小說的腔調?何來純真與驚奇?在這裡我不妨說明白些。歐陸的媒介理論試圖告訴我們,媒介或多或少決定著內容,媒介不僅事關人類作為接受者的思維習慣,而且在決定內容展開的過程時,影響著內容的浮出字表。現代小說的媒介當然是文字,然而文與言之密切關聯,使得視覺的文極容易轉化為聽覺的言,語言和音樂同藉助聲音媒介而彼此相通,審美文字作為語言的表意符號而擁有樂性的,閱讀時我們腦中難免會有敘述者的語音,或顯或隱,如同人說話的語氣、輕重、方言、柔剛,小說如同音樂,同樣也有腔調。

小說家們不屑於以理論服人,他們傾向於在文字的編織書寫中尋覓自己的心得。在臺灣小說家張大春看來,小說“腔調的確常可以被取材與修辭決定,不過,它也可以是一種語言策略。作為語言策略,小說的腔調容有完全對反的功能和意義:讀者或為之催眠而越發融入文字表面的情感;或有所警醒而幡然偵知文字內在的諷刺”。

因為看小說、讀小說、沉迷於小說而終至寫起小說來的人未必深是什麼‘敘述學’乃至‘敘事觀點’,他首先感受到的是一個故事裡的情感以及講演這個故事的腔調裡的情感。但他自己不是一個擁有豐富故事的人,而又急著想說故事的時候,必然還有一杆巨木可以抱之而浮於茫茫字海,那就是腔調,一個令之心儀神往的作家,或者一個令之鄙夷不屑的作家都曾經留下這樣的影子,它有意義上的實體,且非彼一實體無法具現相同的影子。踩在那樣的影子下,無論出自取材修辭之仿,抑或語言策略之諷,皆非本格,但是不因其非本格而不成文字,不具風格。

回到黃詠梅的小說來尋找她敘述腔調的“影子”。黃詠梅大多數的小說都是關於人的日常和反常,關於親屬和朋友的交集、糾結的故事,她的短篇小說大多圍繞著一個主人公來寫,《小姨》、《表弟》、《小姐妹》……題目明白昭示著小說關乎一個人的故事和命運,這個人與天真的敘述者多半是近親摯友,於是,敘述者講述這個人的故事時,語氣是天然地親切和熟稔。

李蔚超:天真和感傷的講述者

在《表弟》裡“我”是看著表弟長到16歲的表姐,回憶和講述表弟的故事是確然而親密的腔調:“要是表弟當時知道我這些心理活動,他肯定會被氣哭的。我太有數了。表弟受不得半點的屈辱,從小到大都會被些芝麻大的屈辱氣哭。眼淚幾乎就是表弟的絕招和武器。”

《父親的後視鏡》是女兒講父親的故事,開篇第一句,“父親生於1949年。過去,他總是響亮地跟別人說,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不過,很久沒聽他再這麼說了。”1949年,共和國同齡以及“很久沒聽”,這些關於時間的描述,無不來自熟悉和密切的分享了時間和記憶的人的口中。在敘述開長途車的父親的職業習慣時,“仔細想想,父親每次出車,不僅自己穿得整潔,還把大卡車也擦洗得清爽,的確像一個出門約會的男人。”

類似蘊含情感、出自揣測和對往昔生活細節的觀察和追憶,在黃詠梅的小說中不勝列舉,張檸稱之為抒情,“在黃詠梅的作品中,強大的情感衝力往往來自於形象內部,而非來自外在的撞擊。這種充滿感情(甚至溫情)、具有內在和諧感與自足性的筆法,使得黃詠梅的小說流露出濃烈的抒情氣息”。小說家敘述的語氣中始終透露出率真、輕鬆與自如,與物件保持著適度而舒服的距離,既不過分緊逼、責難人物的內心和糾結,同樣不會有意釋放敘述的迷霧和障眼法,以疏離人物與讀者的距離。

然而,頗為弔詭的是,文學的天真和驚奇之中往往包含著危險的意味。黃詠梅的小說中的“冷峻”與“宿命感”與純真和驚奇同樣一目瞭然。當小說的人物走向生活的毀滅和崩潰時,天真敘述者既無行動力,亦無行動之意願,“她”純然旁觀的姿態和她外在於主人公的限知限度,在助長了小說主人公的悲局之悲,從而益發顯現了人情的冷漠。

《小姨》堪稱黃詠梅的代表作之一。面對“小姨”這樣八十年代末的大學畢業生,少女敘事人“我”如何理解她曾經的理想和執著?理解她俗世衡量中失敗無望的人生?小說正以天真敘述者的驚奇和限知間離出人物的孤獨、怪異和不被社會理解的困境。伴隨著小說情節的進展,天真敘事者與小姨的心理距離逐步擴大,小說開始時,“我喜歡跟小姨待在一起,她似乎對什麼都無所謂,鬆鬆垮垮,相處起來一點不像長輩”,小姨多年後再次經歷了青春理想幻滅、崇高瓦解、愛情偶像坍塌的複雜情緒之後,從天真敘述人看去“小姨狂笑不已,看上去簡直像個瘋子”,於是,黃詠梅讓天真敘述者以所知的限度旁觀小姨的行為。

“當天晚上,我跟小姨睡一床。睡到半夜,我就被聲音吵醒了。小姨睡的位置是空的,那聲音代替了小姨在黑暗中起伏。我一動不敢動,連大氣也不敢出,只是憑感覺找到了那聲音的所在地——靠牆的那隻落地大衣櫃。小姨把自己關在那裡面,正試圖放低聲音哭泣。我聽了一會兒,鼻子就酸了。我想,失戀,大概就是這麼傷心絕望的吧。可憐的小姨!”

由親近喜愛到困惑不解,小說正是透過逐步拉開敘述人與小姨之間的情感依賴關係和心理距離,傳遞小姨放逐於社會和家庭的遭際和淒涼。小說結尾,天真敘述者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小姨以肉身獻祭理想的“壯舉”,“我被這個滑稽的小丑一般的小姨嚇哭了”,這便是激烈和冷峻之間衝突的高潮了。

李蔚超:天真和感傷的講述者

每個人在成長中或多或少都曾見證過親人的暴力、出醜、懦弱,那種困惑、羞恥和無法參與和左右的旁觀感,夢魘般殘留在我們的情感結構之中,黃詠梅的小說常帶領我們重溫那些。然而,重溫的經驗的重要性需要承認,因為必定需要我們先做出一個歷史性判斷:當敘述者是來自少年的觀點,那麼讀者——當代成年人要麼拒斥它們,要麼驗證它們,小說家將倫理的難題留給了我們。

(本文為黃詠梅所著

《小姐妹》一書書評

,由長江文藝出版社

授權釋出)

華文好書選讀

李蔚超:天真和感傷的講述者

《小姐妹》

黃詠梅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21年7月

《小姐妹》作家黃詠梅的最新短篇小說集,包括七篇短篇小說。日常的艱難與困頓,內心的遠方與渴望,在黃詠梅的小說中,常常構成一個外與內並行的雙線條敘事。從上世紀走來的文藝小姨,在波折不斷的生活中,將自己樹立成了一面驕傲且孤獨的旗幟。從後視鏡中觀察世界的父親,最終在一片湖泊達成了內心的擁抱……在逐漸拋卻性別色彩的二十一世紀文藝小說中,在道德感逐漸堅決的網際網路文化浪潮下,黃詠梅所代表的成熟氣質的女性作家們,正在試圖深入新世紀精神世界的遼闊之地,托起一個多變又堅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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