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B-劉師培避難嘉興考-劉師培研究筆記(75B)

劉師培在1905年期間,有3組6首詩涉及到嘉興,第一組是《煙雨樓(二首)》,另兩組是《詠禾中近儒(三首)》和《鴛鴦湖放棹歌》。這與其那段經歷有關——1905年3月25日,劉師培任主筆的《警鐘日報》被查封,他被迫逃亡嘉興藏匿。關於“警鐘日報案”的一些細節,見前文《074-清末警鐘日報案重探-劉師培研究筆記(74)》。

075B-劉師培避難嘉興考-劉師培研究筆記(75B)

此案,除去最終被判監禁的2人、最初被拘捕的5人外,劉師培是另外兩個被披露姓名的涉案人。

茲將《申報》和《大公報》當年相關報道中涉及劉師培個人的內容羅列於下。

《申報》——

1905年3月28日

《初訊警鐘報案》:“明府又謂戴等曰,此事主筆等因何聞風先避?戴稱,伊等早有所聞,因此主筆欲至東洋,但不知實在何處。”

1905年4月1日

《二訊警鐘報案》:“胡少卿供……主筆劉姓不知遁跡何處。”

《大公報》——

1905年4月9日

《警鐘報案初志》:“戴供,……今年正月分,始入該報館,專管發行,只知館內主筆,數省升(疑為“先生”口譯之誤),即世佩(疑為“師培”),從前見過。……徐如芬供,是餘慶裡排字頭目,劉主筆住在昌壽裡內,我時常見面。……朱存仁供,今年正月初四日,《警鐘報》經理李春(甫)〔波〕與省升(疑為“先生”口譯之誤)租小的機器,刊印報章,每月一百五十元,另有《寓言報》,亦系租用機器的。”(《警鐘日報》1904年10月23日廣告《劉光漢啟》:“鄙人於九月初四日返里,於十四日至滬,現已定居新馬路昌壽裡一千七百二十四號。如有與光漢個人交涉信件,乞徑帶該處可也。”)

1905年4月12日

《警鐘報案二記》:“朱存仁供,寧波人,來申已十年。該報系李春波總經理,與小的不涉。有機器出與李,另有主筆劉省升(疑為“劉先生”口譯之誤-引者,即指劉師培),現已逃走。”

從現有專著和論文來看,對劉師培此段經歷多有涉及,但其中有些細節尚模糊不清。比如,劉師培大約何時逃走藏匿?他那段時間的大致行動軌跡如何?他陷入此案究竟有多深?是否被租界當局、清廷通緝?等。

現就部分問題作簡單考證——

一、劉師培大約何時逃走

我個人認為,整個警鐘日報社開始意識到可能有危險,始於1905年1月初。

這裡就必須提到一個人——陳養源,字競全,亦稱鏡泉,甘肅秦州人(今天水市秦州區),1865-1905年。陳競全1895年中進士,並涉足官場,1903年秋辭官到上海,開設了鏡今書局,同情革命,後加入興中會,是那個時代的進步者和先覺者。他是《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最主要的資助者。

據陳去病多年後的回憶:“《警鐘日報》……設館於福州路英巡捕房東首之惠福裡,以孑民(蔡元培-引者)總其成,餘與允中(汪允中-引者)、申叔、靜庵(孫寰鏡-引者)為任撰述、編纂之責,而競全獨任其貲。”(陳去病《革命閒話:警鐘日報與大舞臺雜誌之被封》,載《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1930年第6期)

而據蔡元培《自寫年譜》的回憶:“我回上海後,有甘肅陳鏡泉君,自山東某縣知縣卸任後,來上海,稍有積蓄,願意辦一點有助於革命的事業,與中國教育會商,決辦一日報,名為《俄事警聞》,……乃改名《警鐘》,……後來陳君又辦一鏡泉書局,他的資本為經理所幹沒,陳君不能再任此報印刷費,則由我等隨時由各方面募集小款,勉強支援。我等到不能支援時,乃由劉申叔、林少泉(林獬,林白水-引者)諸君接辦,直至□年□月,始被封停辦。”(《蔡元培全集》第7卷P293-294,中華書局1989年7月第1版)

蔡元培離開《警鐘日報》是在1914年7月20日前後。《警鐘日報》1904年7月20日廣告版刊有一則《蔡孑民告白》:“孑民近擔任愛國女學校事務,故警鐘社編輯之役,已由汪允宗君主任。凡以社務投函者,請勿於函面寫鄙人姓名,免致展轉延閣。如與孑民個人交涉之事,則請寄:新閘西勝業裡六百三十號。”

可見,陳競全全部或部分停止對《警鐘日報》的資助,當在1904年7月20日之前的某個時間點。我分析,是在1905年5月15日前後。

(《警鐘日報》1904年2月26日甫創刊,報頭下題其社址為:“本報編輯所上海新馬路昌壽裡,本報總髮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至4月16日,社址改為“本報編輯所及總髮行所在上海東棋盤街三十九號會文堂政記書莊內”。而5月15日,報紙卻突然沒有出版。5月16日出版的報紙,報頭下的社址變為:“本報編輯所及總髮行所在上海四馬路一品香對面惠福裡內”。同日報紙的頭版還刊登了一則《本報特別廣告》:“本社近因擴張事業,社地侷促,諸多不便。特於四月初一(5月15日-引者)遷移於四馬路惠福裡。惟遷移計畫出於臨時,什物更動不能於遷(食)〔移?〕間整治就緒。以致初一日本報未能刊發,有負諸君眷望,實為歉仄。”《警鐘日報》自稱的社址遷移原因是“社地侷促,諸多不便”。但據曾親身在此地辦公的馬鑑回憶則不然:“《俄事警聞》後來改名《警鐘》,我此時亦在上海,得同先生共事月餘,對於先生當時的情形,知道的較為詳細,……《警鐘》報編輯所,在南京路的後面,地方很寬敞,但是辦事的人不多,除了總編輯蔡先生外,其餘都是自動來為先生服務的‘南洋’舊同學。……這個報的經費有一部份是陳君競全擔任的。陳君是甘肅人,在山東做了幾任知縣,稍有積蓄,後來因病辭官,到上海來作寓公。他在上海棋盤街開設一家競進書社,同時又辦了這個報,所以《警鐘》報的發行所,就設在競進書社裡面。但是這位陳君錢本不多,不能無限制的供給《警鐘》報的費用。”(馬鑑《紀念蔡子民先生》,載香港《大公報》1940年3月24日第5版)我由此推斷,陳競全全部或部分停止對《警鐘日報》的資助,當在1904年5月15日前後。)

《警鐘日報》自己並未設印刷所,印刷業務為外包。陳競全既然為《警鐘日報》最主要的資助者,他設立的鏡今書局也以出版書籍為業務,二者的印刷業務一定在一起。故而我推測,《警鐘日報》印刷業務曾一度依附於陳競全“鏡今書局”外包的“作新社印刷局”。“作新社”是一家圖書出版機構,創辦人為戢元丞,“作新社”自己設有印刷局。而“鏡今書局”出版的圖書,都委託“作新社印刷局”印刷。所以,即使陳競全已經停止對《警鐘日報》的資助,報紙仍在“作新社印刷局”印刷。

這種局面,隨著“鏡今書局”被查封,發生了變化。

《上海新聞史(1850-1949)》(修訂版)P245:“袁樹勳……改以查抄禁書《警世鐘》為名義,把陳鏡泉開辦的鏡今書局、程吉甫執事的東大陸書局等封禁。……在鏡今書局被封破產時,因《警鐘日報》已經濟獨立,未受牽連。”(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據《申報》1905年1月3日《嚴懲謗書》一文報道:“前者,滬上書肆出售《警世鐘》一書。經英界捕頭查知,中有訕謗洋人之語,因遣五十四號西探將時中、啟文、鏡今三書肆執事人傳送英美等國租界公堂,稟請懲儆。……茅伯樹(鏡今書局執事人-引者)……系代程寄售,著各管押八個月。”

“作新社”存在期間,一直出版比較中性的書籍。我推測,鏡今書局被查封后,或許是“作新社印刷局”鑑於陳競全、鏡今書局與《警鐘日報》的關係,為自保推掉了《警鐘日報》的印刷業務,或許是陳競全徹底破產,完全喪失了對《警鐘日報》的資助。李春波、劉師培不得不另尋印刷機構。

根據《大公報》登載的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庭審記錄,被拘捕的印刷所負責人朱存仁供稱:自己是受《警鐘日報》委託印刷該報,機器裝置是自己的,與《警鐘日報》無關。1905年2月7日(陰曆正月初四),李春波和劉師培與之商定代印業務。雙方有合同,但一直沒有簽字,自己至今也沒拿到一分錢。(見《大公報》1905年4月9日《警鐘報案初志》、4月12日《警鐘報案二記》,詳見前文《074-清末警鐘日報案重探-劉師培研究筆記(74)》)

據此,我認為,鏡今書局被查封是一個節點,李春波、劉師培等人有所警覺,但尚未意識到危險究竟有多近。據《警鐘日報》發行人戴普鶴在第一次庭審中供稱:“伊等早有所聞,因此主筆欲至東洋,但不知實在何處”,代理印刷的朱存仁供:“該報主人李春波於日前往漢口”。

由朱存仁所述“日前”一詞推斷,李春波和劉師培逃跑藏匿的時間,應該就在1905年3月25日前的很近幾天。而且,他們將危險可能將至的訊息告訴了戴普鶴,而戴認為自己與報紙上的文字無任何關係,只是負責賣報,所以自認無事而未走。但他萬萬沒想到,自己因此被判監禁一年,校對胡少卿半年,代理印刷的朱存仁雖然“交保開釋”,但印刷機被充公拍賣。正像《大公報》報道作的編者按所言:“受罪者為夥計、校對與租借機器之人。”(《大公報》1905年4月14日,《警鐘日報案審結》)

二、劉師培1905年3月-1907年初的行跡

(一)避難第一站——揚州

馮自由《劉光漢事略補述》:“乙巳年(一九○五年)春是報以批評清廷外交失敗為德人所忌,於二月廿日(3月25日-引者)為清吏封禁。光漢以是逃匿於平湖大俠敖嘉熊家者數月。”(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P186-187,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

馮自由的記述,代表了目前被普遍公認的觀點:《警鐘日報》被查禁後,劉師培逃到了嘉興敖嘉熊處。

而親歷者陳去病的回憶也可以證明:“當慰丹(指鄒容-引者)殉義之日,正《警鐘》被禁錮之時。予方自楊莊兄嫂家還滬,舟行吳淞江,搖兀十時許,才達曹家渡。亟登陸,驅車至派克路,猶未知封禁之訊息也。及聞友人言,不覺愕然。立赴惠福裡偵察之,則赫然一印捕屹立其前,不能越雷池一步矣。予遂低首去之。偏訪申叔光漢不可得,既聞其已赴嘉興敖夢姜(敖嘉熊,字夢姜)所,他友亦俱星散。”(陳去病《革命閒話:警鐘日報與大舞臺雜誌之被封》,載《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1930年第6期)

陳去病此段回憶是在“警鐘日報案”發生25年後。再輔之以其當時的詩文,可證其確實。陳去病《仲春晦日由楊莊抵曹家渡即晚驅車赴上海作》:“時事亂衷腸,低顏醉清酤。”其自注:“時《警鐘報》、《大舞臺》雜誌方被禁錮。”(《陳去病全集》第一冊P26-2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詩中“仲春晦日”,指陰曆二月三十,即1905年4月4日。1905年4月4日《申報》第4版:“鄒容獄斃:前年,章、鄒《革命軍》一案,判定章監禁三年,鄒監禁兩年。茲聞,鄒容於昨日黎明四點鐘時病死獄中。由某君派人收殮,髀肉盡消,空存皮骨生。敬鄒容者,當為慘然。(適)”

據此,1905年4月5日時,陳去病得到的資訊是,劉師培“已赴嘉興敖夢姜所。”

那麼,事情是這樣的嗎?

1905年3月25日是《警鐘日報》被查禁的日子。而就在那天出版的《國粹學報》第2期上,發表了劉師培的多篇詩作和文章。其中有兩首頗為耐人尋味——

一首是《出郭》,另一首是《歸裡》。

杜甫有《出郭》一詩,後世以《出郭》為詩題的詩作也有很多。劉師培的《出郭》如下:“幽懷了無著,與世漸忘機。流水自終古,青山空夕暉。沙禽臨岸立,瘦蝶揹人飛。試訪招提境,鐘聲出翠微。”

所謂“出郭”,就是出城。“郭”,指“內城”之外環繞的外城牆,什麼城市才有“郭”?當然是大城市。劉師培的“出郭”指離開哪座大城市?一定是上海!

“沙禽臨岸立,瘦蝶揹人飛”兩句,描寫的是水禽和蝴蝶習性膽小,一個臨岸而立,遠離人和其它禽鳥、動物;而另一個會向無人處飛。

忘機,“指忘記人世一切機巧之事的一種淡泊寧靜的心境”;招提,是佛寺的代稱。

而《歸裡》則更蹊蹺。全詩如下:“江天如鏡客舟還,風雨蕭條賦《閉關》。萬種相思拋不得,零雲老木滬城山。”此詩的內容肯定與回到故鄉有關。但細究之下就會發現,這首詩其實是劉師培曾經發表在《警鐘日報》上的組詩《甲辰自述詩》(六十四首)中的第63首,發表時間是1904年9月12日,該詩在《警鐘日報》發表時無詩題。

劉師培有改寫前詩(在報刊上曾公開發表),收入其詩集——《匪風集》、《左盦詩》的情況。據我的不完全統計,此類改寫有15首(組)。而同一首詩(或詞),在不同時間,發表於兩種,甚至三種不同報刊上的情況也存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一稿多投”。據我的不完全統計,此類情況有9首(組)。但“一稿多投”卻不能全部視為劉師培自己主動為之。因為,那時的著作權、版權意識與今天不能同日而語。絕對不能排除有些是報刊未經劉師培允許的私自行為。

在這9首(組)“一稿多投”的詩詞作品中,有8首(組)均未改名,只有這首被重新定名為《歸裡》。

我個人認為,將64首之多的組詩《甲辰自述詩》中的一首,單獨選出來在《國粹學報》上重新發表,是有深意在其中的。再結合《出郭》一詩,極有可能是劉師培在《國粹學報》上向熟悉他的同志、朋友傳遞一個訊息——《警鐘日報》將遭難,我已離開上海,先返家鄉揚州。《出郭》和《歸裡》,均發表於1905年3月25日。警鐘日報社編輯發行、代印場所被封禁,5人被捕就發生在這一天的下午至晚上23點鐘這段時間(詳見《申報》、《大公報》相關報道,請參看前文《074-清末警鐘日報案重探-劉師培研究筆記(74)》)。

那麼,劉師培為什麼不是立刻逃往嘉興,而是先回揚州?

我分析,與其妻子何震有直接關係。

據我推斷,劉師培詩中的“萬種相思”必與何震有關。梅鶴孫《清溪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P35-36:“到了次年(1903年-引者)四五月間,這一天舅氏忽然出外未歸,……後來接到上海來信,其實當時是林少泉與他一同赴滬的。因這一年已擇定八月與就木何震結婚,外祖母派人到滬將他接回。……到了秋天就結婚了。……舅母原名何班,字志劍,是儀徵何春海孝廉(承霖)的次女。幼年在家,秉承閨訓甚嚴,不見生人。結婚後忽然思想大為解放,以後就與舅氏每出必同行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據此,劉師培與何震結婚在1903年秋天。夫婦二人感情甚篤,“每出必同行”。

劉氏夫婦從結婚至劉師培此次逃亡,是否一直在上海共同生活?我尚沒有發現確鑿的史料支撐。但有兩個細節,加上梅鶴孫“每出必同行”的敘述,可以佐證,二人當時都在上海。其一,1904年7月26日,《警鐘日報》發表署名“儀徵何震”的詩作《贈侯官林宗素女士》,林宗素在此詩後附識:“何女士為劉申叔先生夫人,結婚才逾月。先生於吾國學界為有數之人物,其夫人學問宗旨足以稱之。吾為吾國女界賀!吾為劉先生賀!”此詩約作於何時?有兩種可能:一、1904年7月26日前很短的時間。林宗素“結婚才逾月”的識語為誤記;二、1903年秋冬之際。該詩無論作於何時,均可證明,劉師培對外交往應酬,何震是同行的。這也非常符合其“思想大為解放”、“一躁動喜事之婦人”(郭象升《左盦集箋》,《辛勤廬叢刻》第一輯,民國31年鉛印本,第1-2頁)的個性。其二,《警鐘日報》1904年10月23日廣告《劉光漢啟》:“鄙人於九月初四日返里,於十四日至滬,現已定居新馬路昌壽裡一千七百二十四號。如有與光漢個人交涉信件,乞徑帶該處可也。”劉師培使用了“定居”,說明其此前的住址並不固定。而“定居”於“新馬路昌壽裡一千七百二十四號”,則極可能身邊帶著何震。以常理分析,結婚才一年多的小夫妻,如膠似漆,一日三秋才是最正常不過的。

此外,萬仕國先生《何震年表》:“1905年/二十歲/3月,清政府查封《警鐘日報》,劉師培等被通緝,乃改名金少甫,逃亡嘉興,藏匿敖嘉熊家,並助理溫臺處會館事宜。何震則返回揚州避難。”(《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11年第1期P81)萬先生沒有標註“何震則返回揚州避難”的出處。

據此,我得出推論——劉師培逃亡的第一站並不是嘉興,而是家鄉揚州。此行的目的則是護送何震回鄉。

此外,有證據證明,劉師培當時離開上海非常匆忙。

劉師培《答章太炎論左傳書》:“去歲文禍,竟偕《駁太誓答問》之稿,同沒入官。今《學報》所登《讀左札記》,餘緒餘也”。《太誓答問》,是龔自珍的作品。劉師培的《駁太誓答問》發表於1905年3月25日《國粹學報》第2期(載《劉申叔遺書》41冊(62-66),《左盦外集》卷1),那一期並沒有全部排完。但此後卻沒了下文,再未續刊。根據龔自珍《太誓答問》與劉師培《駁太誓答問》已刊部分的篇幅,《國粹學報》第3期應該可以續完。

警鐘日報社址在“四馬路一品香對面惠福裡內”,國粹學報社址在“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首惠福裡”,可見兩家捱得極近。警鐘日報社被封禁,國粹學報社並沒有“吃掛落”。《駁太誓答問》下篇的稿件不可能因存放在國粹學報社而被查抄。那麼,必是劉師培因匆忙沒來得及將稿件帶走,或遺忘在了警鐘日報社,因此被租界巡捕抄沒。而根據陳去病的記載(見上文陳去病《革命閒話:警鐘日報與大舞臺雜誌之被封》內容),他遍尋劉師培而不得,必然會去其住所昌壽裡。但陳去病提到了警鐘日報社門前有印捕“屹立”,並沒有提到劉的寓所有人看守。可見,巡捕房並沒有查抄其住所。

(二)避難第二站——嘉興

本文首曾提到,劉師培在1905年期間,有3組6首詩涉及到嘉興,第一組是《煙雨樓(二首)》,另兩組是《詠禾中近儒(三首)》和《鴛鴦湖放棹歌》。

075B-劉師培避難嘉興考-劉師培研究筆記(75B)

《煙雨樓(二首)》發表於《國粹學報》第4期,1905年5月23日,署名劉光漢。載《劉申叔遺書》61冊(125),《左盦詩別錄》。《詠禾中近儒(三首)》發表於《國粹學報》第7期,1905年8月20日,署名劉光漢。載《劉申叔遺書》61冊(128),《左盦詩別錄》。《鴛鴦湖放棹歌》發表於《國粹學報》第10期,1905年11月16日,署名劉光漢。載《劉申叔遺書》61冊(129),《左盦詩別錄》。

《煙雨樓(二首)》其一有句:“滿湖涼意上征衫”,說明此時氣溫尚“凉”,有可能是1905年4月初,劉師培將何震安全送回揚州後,又坐船抵達嘉興。

《鴛鴦湖放棹歌》有句:“十日梅雨更五日”,說明此詩作於梅雨季節,也就是6-7月份,可能在“黃梅天”的末尾,也就是7月上中旬。

(三)劉師培在嘉興的日子過得如何?

剛剛提到的兩首詩中,出現了嘉興的兩大勝境——煙雨樓和鴛鴦湖。申叔君貌似在嘉興很愜意,沒少去悠遊賞景。但每個人都難免“人前一面,人後一面”。根據史料,劉師培在嘉興的日子可能並不怎麼樣。他後來離開嘉興到安徽蕪湖,迫於生計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馮自由《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劉光漢……甲辰冬由蔡元培介紹入光復會,先後任上海俄事警聞及警鐘日報記者,因辱詈德人,報館橫被封禁,遂匿同志敖嘉熊家,並助理溫臺處會館事宜,後赴蕪湖任安徽公學及皖安中學教員”。(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P115,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

馮自由《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敖嘉熊/浙江平湖/學生/愛國學社/癸卯/字夢姜,少熱心教育,先後在嘉興創辦學稼公社雞竹林小學堂。癸卯嘗肄業愛國學社,嘗用白話文體編著新山歌一書,為嘉興官紳所構陷。甲辰秋自出資與陶成章、魏蘭、陳夢熊等組織溫臺處會館,為聯絡秘密會黨策動全浙革命機關,數月後,以商業虧折,無法維持。卒致解散。”(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P82,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

林大同《記平湖敖夢姜先生之於嘉興溫臺會館》:“平湖俠士敖夢姜先生,名嘉熊。少即研究經世之學,長以鼓吹革命為職志。浙西諸郡,溫臺務農客民,無慮百萬,傈悍好勇,欲利用之以為革命之助,乃遊說溫臺士紳。楊定甫晨、孫仲頌詒讓、蔣仲冕希周諸先生聯名具稟清吏,組織溫臺會館。己為出資以成立之。於嘉興東門外購地數畝,建築館舍,倡儀於光緒甲辰六月,成立於同年九月。推雲和魏石生蘭主其事。樂清馮地造豹、陳乃新夢熊等為執事員,一時黨人鉅子,翕集其間,秘密結社,有所規劃。乙已四月(1905年5月–引者),夢姜疊遭家難,瀕於破產,因之不能維持,諸人漸走散。”(《溫州旅杭同鄉會第七屆年刊》)

據此,劉師培甫抵嘉興月餘,敖嘉熊即“瀕於破產”。本主尚且如此,寄食的劉師培就更加可想而知了。縱有同志的偶爾接濟,坐吃山空也是眼前的事情。

另據陳去病的記載,劉師培在那段時間還曾罹患瘧疾,飽受病痛折磨。陳去病《喜得無畏書卻寄》四首其一間注:“來書言,近得痁疾,四十日而未瘳。”(《國粹學報》第9期,1905年10月18日)劉師培曾使用“無畏”的筆名,最早見於1903年8月21日《國民日日報》上發表的《黃帝紀年說》。1904年8月2日,劉師培又以此筆名在《警鐘日報》發表《新史篇》一文,此文實為寫給陳去病《清秘史》一書的序文。

(四)劉師培大約何時離開嘉興,赴蕪湖?

馮自由《記劉光漢變節始末》:“光漢寓嘉熊處半年,因安徽友人之招,乃往蕪湖,歷任安徽公學、皖江中學、赭山學堂各校教職,與張通典、蘇曼殊、範光啟諸人同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P213,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

據此,劉師培離開嘉興,赴蕪湖的時間,當在1905年9、10月間。透過其它資料亦可印證這一時間。

1905年9月18日,《國粹學報》第8期發表了鄧實的《賀新郎•送無畏》:“相對無言說,剩一輪明月照人,肝腸如雪。耿耿此心誰與白,百轉千回不折。況此日匈奴未滅,壯士無顏舊故里。望滄江,獨自孤舟發。秋風起,吹華髮。胡笳不斷聲嗚咽,動故人,慷慨悲歌,幾多奇節。日暮天寒何處去,滿地江湖流血。思往事肝腸欲絕。如此頭顱應有價,待功成青史爭英烈。君記取,從此別。”

(五)劉師培自蕪湖返回上海的時間

劉師培離滬赴日的大致時間是1907年2月初。蘇曼殊《畫跋》:“丙午元旦,與申叔過馬關。”(《蘇曼殊全集》第1集P141,中國書店影印影印北新書局本,1985年9月第1版)丙午元旦是1907年2月13日。

而劉師培離開蕪湖回到上海,約在1906年11-12月間。蘇曼殊《畫跋》:“餘離皖之滬,月餘,申叔亦來……丙午,曼殊記。”(同上書P142)據蘇曼殊1906年11月9日致劉三信:“自初九日(1906年10月26日-引者)由杭返滬,舉目無親,欲航海東遊,奈吾表兄尚無回信,欲南還故鄉,又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是以因循海上……九月廿三日,曼殊拜。”(同上書P183-184)

三、劉師培因“警鐘日報案”遭到通緝了嗎?

劉師培因“警鐘日報案”被通緝,並化名“金少甫”逃亡嘉興,這似乎是目前不容置疑的觀點。

梅鶴孫《清溪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P36:“舅氏以清廷通緝改名金少甫。按《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儒學傳》,金履祥其先本劉氏,避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姓。外祖父字良甫,所以用此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此類例項過多,不列。但細究之下,就會發現疑點。

僅以剛剛引用的梅鶴孫文來分析——這段文字之前,是簡介劉師培牽扯進“萬福華刺殺王之春案”的內容。對此後的“警鐘日報案”隻字未提。只說到“清廷通緝”和“改名金少甫”,根本無法回答劉師培因何被通緝?何時被通緝?何時改名金少甫的問題。

透過梳理一些原始資料,我得出自己的推論——劉師培雖身陷“警鐘日報案”,但並未遭到通緝。他既沒有遭到租界當局的通緝,也沒有遭到清廷地方當局的通緝。理由如下——

陳去病《我生示真長秋枚晦聞兼簡無畏》詩,共5首,其中第4首是專門寫給劉師培的。該詩曰:“閎儒倘歸來,大夫當不禁。”陳去病對此句自注:“時無畏懼觸忌諱,莽莽出門,念之泫然。”(《陳去病全集》第1冊P60-6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陳去病是劉師培的密友,劉師培在嘉興時曾致信陳去病,陳則賦詩以酬(即本文所引陳去病《喜得無畏書卻寄》)。但根據陳去病使用的“無畏懼觸忌諱”,則可以看出:劉師培逃亡似乎並非因為通緝,而只是懼禍。陳去病雖未親歷“警鐘日報案”,但以其與劉師培的密切關係,如有通緝之事,不應不知。

如果再分析當時一些側面資料,就更可支援這一觀點——

劉師培曾自改其名為“劉光漢”,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據我掌握的情況,劉光漢這個名字最早出現於報刊,是在1904年1月31日發表於《中國白話報》第4期的帶韻文言歌謠《崑崙吟》(見《劉申叔遺書補遺》上冊P98-100)。

1904年年初,劉師培曾給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寫過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稱滿清為“賤夷”,居然勸端方“歸順漢族”!這封信是2月29日自揚州寄出的。端方是否看過這封信不得而知,但他確實收到了這封信。該信就是在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的《端方全宗檔案》中被發現的(見《劉申叔遺書補遺》上冊P110-111)。

劉師培在《警鐘日報》上也曾署名“光漢”、“光漢人”、“劉天漢”(1904年12月13日《近儒學案序目》署名將“光”誤為“天”)。《警鐘日報》涉時政和評論類文章異常激進,劉師培這些有署名的文字,全是“學術性”文章和無關痛癢的詩。其它涉及時政的文字,不光劉師培,其它人也不敢署名。“蘇報案”早就給他們提了醒,發了警報。

但他此前在《中國白話報》、《政藝通報》上都曾以“劉光漢”之名發表過排滿文章。更不要提他早已發表的成名之作,如《攘書》、《中國民約精義》、《中國民族誌》,這三本書充斥排滿革命思想,赫然然署名“劉光漢”。

當時,劉師培作為“劉光漢”,早已是人們眼中的“青年革命鼓動家”,在上海小有名氣。

再加上他自己曾自報家門,在《警鐘日報》1904年10月23日刊登廣告《劉光漢啟》,不僅自報其名,還把家庭住址一併奉上。

“警鐘日報案”發生時,如果說上海道和公共租界會審共廨不知道這位“劉主筆”的真實身份,那是絕不可能的。

但是,自1905年2月23日《國粹學報》創刊,一直到1907年2月2日的第25期,劉師培不僅每期不落地在其上發表文章詩詞近百篇,而且均署名“劉光漢”。在這一時間段,署名“劉光漢”的報刊還不止《國粹學報》,也包括《政藝通報》、《廣益叢報》和《北洋學報》(該報是直隸總督袁世凱主辦的《北洋官報》之子報)。

從1907年3月4日開始,他在包括《國粹學報》在內的國內報刊發表文字,改署師培或申叔。這是因為,他那時確實遭到了清廷的通緝,只得東渡日本避禍,“光漢”之名不能再見於國內報刊。

我推斷,如果1905年時已經遭到通緝,以劉師培怯懦、謹慎的性格,斷不會在報刊上惶惶然署名“劉光漢”。而警鐘日報館和國粹學報館同在惠福裡,只有咫尺之遙。

同時,我們再來簡單回顧一下公共租界會審共廨審理判決“警鐘日報案”的過程:1905年3月25日午前出票;午後至惠福裡逮捕了戴普鶴;晚23點至帕克路餘慶裡逮捕了胡少卿、汪新生、徐時芬、朱存仁;3月28日上午11時,第1次庭審;同日,查封了印刷機;3月31日晨,第2次庭審;4月6日上午10時,判決。全部過程,只有短短的13天!

第2次庭審中,關絅之曾向英國副領事德為門提出,“此案須由主筆及經理人到案方知底細”。但這並未妨礙判決的神速推進。最終,“主筆及經理人”都沒到案,李春波、劉師培逃過一劫。“受罪者為夥計、校對與租借機器之人”。

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公共租界當局還是上海道,都抱著迅速結案的態度。

我分析,公共租界當局和上海道之所以如此決定有兩個原因:第一、當年“蘇報案”在公共租界會審共廨審理,經歷了漫長的時間,結果輿論的火力全被吸引了過來,弄得清廷和租界當局相當狼狽。此次審理,為避免曠日持久,再次招致眾多的負面輿論,必須速戰速決;第二,就在警鐘日報案二審剛剛結束3天后的4月3日,因“蘇報案”被監禁的鄒容突然庾死獄中,輿論再次被點沸。這進一步促使雙方儘快結案。所以,剛剛在3月31日提出“須由主筆及經理人到案”的上海道方面,也不再提及此事,而是草草結案。

對於租界方而言,本來就是讓清廷和德國人當槍使,此前和當下已經捱了無數的罵,此次弄出來的動靜當然是越小越好。斷不會給自己加碼,通緝主筆及經理人,自找麻煩;對於清廷而言,已經封了《警鐘日報》這個“上海革命黨人之喉舌”,起到了殺雞敬猴的作用。加上畢竟還有章太炎在租界獄裡扮演著被殺之雞的角色,沒必要節外生枝,再抓幾個筆桿子。

據此,我得出結論:1905年3月,劉師培並沒有因“警鐘日報案”被通緝。他的逃亡,更多的是懼禍。

四、關於化名“金少甫”

劉師培確曾化名“金少甫”,但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這一化名的呢?絕大多數專著和論文都認為,劉師培從上海逃到嘉興,即開始使用這一化名。

但我們如果仔細分析馮自由在《劉光漢事略補述》中的記述就會發現,馮自由認為:劉師培是離開嘉興,到達蕪湖後才開始使用“金少甫”這一化名——“乙巳年(一九○五年)春是報以批評清廷外交失敗為德人所忌,於二月廿日(3月25日-引者)為清吏封禁。光漢以是逃匿於平湖大俠敖嘉熊家者數月。旋易名金少甫,主講皖江中學及安徽公學,二年成就甚眾。”(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P186-187,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

常恆芳《記安慶嶽王會》:“當時所聘教員都是主張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算劉師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洩,化名跑到蕪湖來的。還有陳獨秀等也在裡面任教。因為裡面一般人都主張革命,於是就由柏烈武(柏文蔚,字烈武-引者)、陳獨秀等發起組織‘嶽王會’,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報國的精神。……整個組織大概共有三十多人……我們在通訊的時候,都用假名字,例如當時有個姓孫的叫孫天一,劉光漢改名叫金少甫。劉當時不過二十歲左右,他在學校教歷史和倫理學,還參加《國粹學報》”。(《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四集P438,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1981年8月天津第2次印刷)

據此,我認為劉師培使用化名金少甫始自安徽蕪湖,而非浙江嘉興。

僅就我所掌握的原始史料看,最早提到“金少甫”的是蘇曼殊,時間是1906年9月13日。蘇曼殊《與劉三書》(丙午七月蕪湖):“太炎先生現寓東京新宿,兄處常通訊息否?少甫兄同住山頂,體弱異常,日以熲熲。”(《蘇曼殊書信集》P1,上海中央書店1948年印本)

而就我所掌握的劉師培存世作品,劉師培最早也是唯一一次以“少甫”署名者,是在1907年1月28日的《政藝通報》丙午第25號。他在這期《政藝通報》上共發表6組(9首)詩,署名“少甫”,分別為《滴翠軒》、《留別(二首)》、《贈李誠菴(二首)》、《留別鄧繩侯先生》、《偶成(二首)》和《雜賦》(載《劉申叔遺書》61冊【134-136】,《左盦詩錄》卷4《左盦詩別錄》)。這6組詩均與蕪湖或安徽有關。其中,滴翠軒位於安徽蕪湖赭山廣濟寺;《留別》二首其二有“皖中論學尚宗派”句;李誠菴(庵),同盟會合肥分會最早的會員,教育家;鄧繩侯,曾任皖江中學校監。

康濤

草始於2021年6月21日

改定於2021年7月21日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