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魯迅與廢名

止庵:魯迅與廢名

1930年5月12日,《駱駝草》週刊在北平出版。創刊號上,署名丁武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一文雲:“新近得見由郁達夫魯迅領銜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真是不圖諸位之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文末將此事歸結為“文士立功”,即有政治野心之舉。十二天後,魯迅在上海寫信給章廷謙說:“《駱駝草》已見過,丁武當系丙文無疑,但那一篇短評,實在晦澀不過。以全體而論,也沒有《語絲》開始時候那麼活潑。”所謂“丙文”,即馮文炳,亦即廢名。此刊以後各期,不知魯迅是否看過,而第三期就有一篇《閒話》,仍署名丁武,專門解釋何以要寫那篇短評,有云:“不愉快的事,因了郁達夫魯迅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我刺了魯迅先生一下。郁達夫先生呢,那實在是一個陪襯,……”

這可以說是廢名對於魯迅態度的轉變;而這一轉變,又因為在其看來,1930年頃魯迅本身發生了轉變的緣故。說來二人交往已久。1924年廢名曾作《〈吶喊〉》一文,是關於《吶喊》較早的評論文章。當時他還在北京大學讀書,已經開始小說創作。後來有種議論,說廢名寫鄉土小說,受了魯迅的影響,然而廢名在此文中最推崇的,卻是《孔乙己》。在《從鬍鬚唸到牙齒》(1925年)中,廢名談到與魯迅最初見面的情形:“魯迅先生我也只見過兩回面,在今年三四月間。第一次令我非常的愉快,悔我來得遲。第二次我覺得我所說的話完全與我心裡的意思不相稱,有點苦悶,一出門,就對自己說,我們還是不見的見罷,——這是真的,我所見的魯迅先生,同我在未見以前,單從文章上印出來的,能夠說有區別嗎?”1925年和1926年的魯迅日記中,也有若干關於廢名來訪或來信的記載。

當時廢名對魯迅極表推崇。譬如《從鬍鬚唸到牙齒》中說:“魯迅先生近來時常講些‘不乾淨’的話,我們看見的當然是他乾淨的心,甚至於看見他的苦悶。”這裡可以看出廢名覺得自己對魯迅獨有理解,而其與一般後輩景仰先賢不同者,的確也在於此。《給陳通伯先生的一封信》(1927年)中更說:“說到魯迅先生,我要提出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個性的表現。……魯迅先生一年來的雜感,我以為都能表現他自己,是他‘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此文也談到周作人,有云:“他為人的健全,難道有心人還看不出嗎?”在此前的一篇《偏見》中,廢名甚至宣佈自己的“偏見”:“凡為周作人先生所恭維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為他所斥駁的一切都是不行。”由此可見其對周氏兄弟取向有所不同,是思想上接受乃弟,心靈上卻與乃兄多所契合也。要而言之,其間正是思想家與藝術家的區別。此種契合,強烈而不無戲劇性。最明顯地表現在《忘記了的日記》(1927年)中:“昨天讀了《語絲》八十七期魯迅的《馬上支日記》,實在覺得他笑得苦。尤其使我苦而痛的,我日來所寫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著腳在這荊棘道上踏。又莫明其妙地這樣想:倘若他槍斃了,我一定去看護他的屍首而槍斃。於是乎想到他那裡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覺,我去耽誤他,轉念到八道灣。”這番話曾被論家認為有所象徵,其實其間並無取捨,還是前述對藝術家與思想家的不同認同罷。1929年魯迅回北平省親,5月19日日記雲:“上午馮文炳來。”是為二人所見最後一面。

廢名在心靈上與魯迅如此契合,大概即是他後來批評魯迅的根由所在——當他感覺魯迅心靈有所變化,對魯迅的看法也就隨之變化。1930年初魯迅的一系列舉動,如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等,可能正被廢名看作是其心靈變化的跡象。在前述《閒話》中,廢名說:“我時常同朋友們談,魯迅的《吶喊》同《彷徨》我們是應該愛惜的,因為我認為這兩個短篇小說集是足以代表辛亥革命這個時代的,只可惜著者現在聽了我的話恐怕不高興了,倘若如此,我以為錯在他,不在我。我以為我的這句評語是衷心的讚美,不勝恭敬,著者也足以受之而無愧了,可慰他多年的寂寞與沉默。與著者同時代的,除了這兩本書沒有別的書。”廢名稱魯迅為“那時的一位孤獨者”,他一向所理解所熱愛者,正在這裡;在他看來,魯迅現在已經不再孤獨,而被別的什麼所左右了:“‘前驅’與‘落伍’如果都成了群眾給你的一個‘楮冠’,一則要戴,一則不樂意,那你的生命跑到那裡去了?即是你丟掉了自己!”他的結論是:“‘群眾’兩個大字,我們是可以站得起一點。”

將近兩年過去,廢名為《周作人散文鈔》作序,繼續著這一話題:“魯迅先生的小說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對於民族深有所感,乾脆的說他是不相信群眾的,結果卻好像與群眾為一夥,我有一位朋友曾經說道,‘魯迅他本來是一個cynic(憤世嫉俗者),結果何以歸入多數黨呢?’這句戲言,卻很耐人尋味。這個原因我以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誠實又唯有知識。”末尾這句話乃是將魯迅與周作人比較而言,——此種比較,又使我們想起從前《給陳通伯先生的一封信》裡他的話,其間仍有相通之處,即前述思想家與藝術家的區別;由此也可以說,本文開頭講廢名對魯迅態度有所轉變,恐怕還不免籠統,至少此時的批評,原本是在他心目中打了底子的。

三十年代初,廢名乃是“京派”一員。“京派”是個籠統概念,說來周作人只是中心之一,廢名與俞平伯就屬於這個圈子,其中或許還可以將周氏兩位老友錢玄同和劉半農包括在內。廢名似乎是這圈子裡唯一公開批評魯迅者,雖然如前所述,他有著自己的思想脈絡,但也多少代表了錢、劉、周等人的想法。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幾位風雲人物,此時仍保持自由主義者的姿態,在他們看來,五四之根本精神即繫於此,而其中關鍵,恰恰在廢名所說作為思想者的個人,究竟與群眾是什麼關係。三十年代魯迅並不曾完全喪失自我,廢名的批評或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他所指出的,對於後期魯迅以及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確是個重要問題。即以魯迅而言,某些時候的確因此而無意或有意地放棄了獨立思考的立場,對斯大林治下的蘇聯的看法即其一例。這問題也曾發生在西方許多進步知識分子身上,譬如寫《訪蘇聯歸來》之前的紀德。偉大如魯迅,竟止步於“寫《訪蘇聯歸來》之前的紀德”,不免令人為之扼腕。當然即便廢名自己,最終也未能擺脫類似為他所批評的後期魯迅那種命運,他整個晚年的作品因此而幾無價值。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似乎不可能徹底走出這一困境。然而事實如此,並不說明針對此事實的思想沒有意義;相反,真正有價值的或許恰恰在於思想本身。思想是唯一有可能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一命題提出挑戰的,思想也因此而成為一種存在。

1932年10月31日魯迅日記有云:“上午託廣平往開明書店豫定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一部,先取第二本,付與五元,又買雜書二本,一元五角。”查魯迅當年書帳,此二書一為《周作人散文鈔》,一為周作人著《看雲集》。此後他回到北平,11月20日致信許廣平說:“周啟明頗昏,不知外事,廢名是他薦為大學講師的,所以無怪攻擊我,狗能不為其主人吠乎?”此“攻擊”一語,或即指《〈周作人散文鈔〉序》而言。查《魯迅景宋通訊集》,此前許氏來信,並無這個話頭,魯迅其攜帶此書北上閱讀乎。這番話,可以視為他私下裡對廢名批評的回答。兩年以後,魯迅針對《人間世》第十三期廢名《知堂先生》一文,寫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所涉及者為另一話題,即文學究竟是否宣傳。其中說:“寫文章自以為對於社會毫無影響,正如稱‘廢名’而自以為真的廢了名字一樣。‘廢名’就是名。要於社會毫無影響,必須連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廢名,必須連‘廢名’這筆名也不署。”似乎與前此廢名的批評也有些許聯絡。這文章沒寫完,魯迅生前也不曾發表,所以二人之間,到底不能算是真的發生了論爭。

1935年魯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在導言中說:“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並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裡,才見以沖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於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所選《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均見《竹林的故事》,乃是廢名早期作品。如同廢名遺憾於魯迅的轉變,魯迅同樣對廢名後來創作上的變化不以為然;這裡“哀愁”顯然不是一己的而是社會的,廢名反對魯迅喪失自我,魯迅則鄙夷廢名只剩下了自我。前述《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中曾說廢名“有時發表一些顧影自憐的吞吞吐吐文章”,與此處之“有意低徊,顧影自憐”正相一致。

大約與此同時或稍後,廢名在北京大學講解新詩,所編講義即後來行世之《談新詩》一書,其中有“魯迅的新詩”一章,推崇1919年所作《他》“好像是新詩裡的魏晉古風”。他說:“這首詩對於我的印象頗深,我總由這一首《他》聯想到魯迅先生《寫在〈墳〉後面》那篇文章,那時魯迅先生在廈門,我在《語絲》上讀到他這篇《墳》的後記,不禁想著他很是一位詩人。這個詩人的感情,自然還是以較早的這一首新詩表現得最美好,我們讀之也最感蒼涼。”廢名似乎始終做得前期魯迅的解人,言語之間感受甚深。

廢名晚年思想大變,所著《與青年談魯迅》(1957年)一書,極少個人見解。這裡順便提及,不復多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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