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進士鄧寧民與廣西全州璜溪書院的身世之謎

鄧筠

序:近年來,“四個自信”頻頻見諸媒體,其中“文化自信”是重要內容之一。試寫此篇,意在探究廣西全州人文,講好鄉土故事,為建樹地方文化自信作一點引玉之事。至於一些歷史細節和村族分歧,待有心人提供更多實證,以期嚴謹梳理,守正持平。

宋代進士鄧寧民,因為創辦了全州有史記載以來最早的民辦書院而名垂青史,凡是對全州人文歷史稍微懂一些的朋友都知道這個事。這個書院位於過去的全州-道州大道上桐木街旁,即現在的兩河大田村委桐木衝自然村西南外。書院原名太極書院,因其北面有一條璜江的支流溪水,後更名璜溪書院。

鄧寧民,字子淵,號潛溪,生於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月初十,歿於南宋寧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正月初十,享年83歲,這在古代算是高壽之人了。據其家譜載,其始祖為東漢鄧禹公,後世一支遷居長沙,後再遷永州東安,又遷全州升鄉靄嶺,寧民的父親承琢公自靄嶺遷到恩鄉璜江烏山(又名毛慄山)鄧家拉,即今灌陽會湘橋村北二里的南山坡;寧民四世孫鄧桂又遷倉頭,其八世孫又遷厚村。鄧寧民於“南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科(也有說是淳熙二年乙未科)以春秋舉解元聯捷進士”,官授橫州司戶參軍(掌管戶籍、賦稅、倉庫交納等事),這是一個小小七品官,或許不足為道,然而他在鄉間做了兩件大事,造福一方水土。

宋進士鄧寧民與廣西全州璜溪書院的身世之謎

璜江古石拱橋

其一是創辦書院。書院始建於何年,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一般說法是說建於宋淳熙年間(1174~1189)。按照宋代“七十致仕之制”,鄧寧民正常退休歸鄉在1191年,就是說鄧寧民在外為官期間即已開始辦學了,橫州即今南寧市橫縣,就古代交通而言與全州相距甚遠,他在政期間在家鄉主持修建書院似不大合常理:要麼他是提前告老還鄉,要麼初創時間在淳熙年間的後兩年。當然也可能是他籌資請人建設的,不耽誤在外為官。歷史的細節,未能詳加考究,只有推測了。寧民公創書院,初名太極,其四世孫鄧桂(字華夫,號蘭谷,州府貢生,清湘書院學賓)重建書院並更名為璜溪,時清湘縣丞曾昺作《璜溪書院記》稱璜溪“將與柳山並傳”。而後果言不虛,璜溪書院與清湘書院一起,在明清兩朝迎來了科舉人才井噴的鼎盛期,為全州文脈之傳承與光大作出了巨大貢獻。《從璜溪到清湘》(載於《廣西文學》,作者鄧躍華)說到璜溪書院:“詩書誦詠,澤被幼童稚子,飄過阡陌古道,飛向京畿都邑,書院周邊的十里八村幾度科甲興盛,功名垂範。……私人籌建書院,這是楚南桂北地區有史記載的先例,鄉村民辦書院之發軔。”

其二是與人合修了會湘橋,成為灌陽縣歷史最悠久的橋樑之一。明洪武《永州府志》記載灌陽當時的橋樑只有三座,會湘橋居首。現在的會湘橋村,原名亳田,據會湘範氏族譜載:“唐有進士志翔公,江西豐城人,仕於粵,避黃巢之亂,卜居零陵郡湘源縣之亳田,即今灌陽縣會湘橋是也。”會湘一名,皆因鄧寧民與同窗範逵合議籌資在壞舊木橋上重修擴建,並於橋頭建有風雨閣亭,淳熙五年全州知州張玠為之題名“會湘橋”,寫有《會湘橋記》,“蓋取其水自灌而北,會於湘流故也。”並稱首善者範、鄧“二子皆試於禮部,有志於世。”鄧寧民亦作有橋記,一併收入《灌陽縣誌》。

在全州近150名的歷代進士中,鄧寧民官職不大,但他在鄉邑中辦的這兩件事,足以讓後人敬仰。正如說起全州文化,必提有開化之功的宋州守柳開、明州守顧璘,邑人寧民公亦可在此列。然而,由於方誌筆墨多簡省,鄉間舊籍古文流傳甚微,就連倖存的古碑或破損,或字跡漫漶,不堪卒讀,鄉人所藏的舊時族譜多缺失軼散,寧民公的身前後世,現在竟至撲朔迷離。

宋進士鄧寧民與廣西全州璜溪書院的身世之謎

老桐木街古道遺址

第一個問題,他到底是哪裡人?全州大田人?灌陽鄧家拉人?看灌陽縣誌,鄧寧民不在灌陽進士名錄中,說明當時鄧家拉屬地不歸灌陽,雖然現在的鄧家拉已入灌陽山界,但不必為當今的區劃為古人定籍。現在很多資料文章,把鄧寧民寫作“全州兩河大田人”或“全州兩河桐木沖人”,其實大謬。鄧寧民隨父卜居鄧家拉,那時還沒有“大田”這個村,最早也到了明代,大田地方才開始有人開基住家。書院建於古官道附近的桐木街,應是當年相對熱鬧的地方,方便童子就學。檢視會湘範氏族譜所載舊地圖,從璜江中下游到會湘橋、昭儀村周邊,有“三崗五頂九個拉”,大小村子十七八個,不少村子後因遷居等各種原因消失了,鄧家拉即其中一個。不僅鄧家拉村子不復存在了,連寧民公四世孫遷居的倉頭村也不見了,曾經的宅基地至今可尋的是舊牆腳和四散的磚頭。因此,鄧寧民的具體村籍就不大好寫了:說是大田人不對,講是厚村人也不妥。但為什麼把他誤寫成大田人或桐木沖人呢?蓋因書院舊址,地近大田村委桐木衝自然村旁。這是文史者想當然的寫法,偷懶的辦法。現在我們講,書院遺址位於大田村,或者說屬於大田,這個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是,把寧民公寫作大田人,就牽強附會了。誠然,大田現在作為文化古村落,有“一門三進士,七科八舉人”的傳說,有氣派的祠堂和天井房子群,放在全州範圍來看都不可小覷。但不能就此而混淆史實。為何有此誤會,大概原因有三:一是前面講的地緣因素,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修撰《全州縣誌》者,只是採用縣教育局編的一本冊子上說的“大田璜溪書院”,其書院創始人自然也就派定為大田人了。這個“一家之言”,據說當時的文史工作者也沒去實地考證,就直接謄寫進縣誌。第三個原因,乃是大田人自稱寧民公為其先人。不過,大田在1999年新修的家譜序中說“始祖承琢公其初尚居靄嶺,後前烏山,不具論第,以大田一支言之,自世昌公卜居茲土歷今三百餘年”,另一處文末卻說“宋神宗元豐三年,庚申(公元1080)年,承琢由烏山遷居大田”。僅遷居一說,前後誤差年份竟然達600多年。若說這是筆誤,很難解釋。

宋進士鄧寧民與廣西全州璜溪書院的身世之謎

大田村古亭裡的楹聯

在大田、厚村、百板洞、田乾、田美以及會湘橋、昭儀等方圓數十里村子,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大田是一位從湖南過來的楊(諧音)姓少年發家的,原為桐木街上大地主家的放牛孩子,生性聰慧,在地主家聘請的風水師(看地先生)的幫助指引下,到桐木街溪流北面的山岡下獨立住家,因住地屬虎形,有“羊入虎口”之嫌,故改楊姓為鄧姓,名鄧世昌,與周邊村人同姓,年輕小夥勤勞肯幹,很快娶親發家,繁衍為當地的大村,良田數千畝,因地近書院,讀書人多,科舉人才一時為盛。這個故事代代相傳,到現在還有很多中老年人講得有聲有色,兩河以及周邊鄉鎮老人都清楚。大田人每年新春正月在祠堂中會祭祖,族長和村裡德高望重的鄉紳安排人從祠堂深處恭恭敬敬地“請”(抬)出世昌公——據說是頭戴斗篷、手執細鞭的少年放牛郎形象(這個風俗,大約直到文革時才停罷)。祀祖物件不是一般人印象中那種老成持重的長者,而是一位翩翩少年,自然成為周邊的村野陋巷中人的談資。世昌公發家的故事後來越傳越神乎,本來好好的“放牛郎逆襲”的勵志故事,在一些愚夫村婦的嘴裡也開始變了味。於是,大田後人大抵也忌諱起來,不再認同這個故事,因而有了上文中大田人“修改”家譜、掛靠寧民公的逸聞。

宋進士鄧寧民與廣西全州璜溪書院的身世之謎

璜江與灌江交匯口

康熙版《全州志》藝文部分有《重建璜溪書院記》,其他篇章皆有作者,唯獨這一篇作者不詳,年月不著,讓人頓生疑竇,文中載“太極書院肇於宋淳熙間,其地去州東南五十里,鄉曰恩德村曰南陽大田鄧氏”云云,看來這不僅是當代人的誤會了。縱觀上下數千年曆史,時代風雲時有詭異,春秋筆法難免惑眾。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並非鐵律,中國歷史上改姓的現象很普遍。姓氏變更多,才有“百家姓”。如孔子著名弟子、儒商始祖端木子貢的後代,在秦始皇焚書坑儒後,改姓端、木、貢等,之後木又改為沐。其實,英雄不問出身,草莽更顯不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當過放牛娃、和尚乃至一度叫花乞討,後來成為開國皇帝;東晉車胤囊螢照讀,西漢匡衡鑿壁偷光,三國劉備、南朝劉裕,司馬光、范仲淹……太多清貧之士終成一番大業。大田村後人,若先祖世昌公確有改姓一事,亦大可不必為前賢的出身而避諱。縱觀大田人文家族之盛,應該更加自信才是。

(未完待續。且聽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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