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理想城市·序

中國古代的理想城市·序

孫華

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有無一以貫之的規劃思想作指導?中國古人心目中的理想都城模式是什麼樣的?早期中國不同地區是否有不同的理想都城模式?這種或多種理想都城模式是何時何地產生的?這些理想都城模式的思想根源或產生原因是什麼?它對中國古代都城營建的實踐有怎樣的影響?理想的規劃模式與現實的規劃物件之間有著怎樣的折衷取捨?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我學習和研究中國城市考古和中國古代城市史的過程中,不時浮現在腦海中,我也一直想透過田野考古的工作和文獻資料的梳理來解決其中一些問題。不過,我是一個興趣廣泛但又比較閒散的人,往往是想得多做得少,也沒有時間長期致力於一個方向相關問題的思考。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畢業的碩士研究生陳筱考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後,在我的指導下攻讀考古學博士學位,經與她商量,在博士生第二學年就將中國古代都城的長時段研究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備選題目之一。後來陳筱寫成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古代的理想城市——從周魯城、東魏北齊鄴城和元中都看〈考工記〉理想規劃的淵源與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我自己能想但不能做的科研課題。現在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中國古代的理想城市:從古代都城看〈考工記〉營國制度的淵源與實踐》,就是陳筱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和補充完成的。

陳筱的論著全面梳理了中國古代都城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以中國上古時期《考工記》所反映的理想都城規劃思想為出發點,從大量的古代都城例項中選取了未被後來城市所疊壓的五個新建都城例項作重點分析,以此作為考察中國都城規劃建設史的基本環節,在此基礎上串聯其他都城資料,從而建構起一部比較完整的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在這個建構構成中,陳筱透過分析每個時期都城的形態和解讀這種形態體現的設計思想,對比考察不同時期都城營建與《考工記》理想都城的關係,觀察到了不同時期都城規劃者在傳統與現實間的不同選擇,以及導致這種不同選擇的社會歷史背景。在全書的最後,作者綜合討論了中國古代理想都城的形態特徵,以及這種理想都城對東亞地區的影響,並透過中國古代理想都城與世界其他文明區理想城市的比較,進一步突顯了中國古代都城的特點與價值。論著的主要創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選取的分析物件合理,研究思路清晰。陳筱以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時間先後為線索,串聯中國古代眾多都城遺址或歷史城市;以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節奏為階段,每個階段各選取一兩座典型都城遺址為分析重點,其他都城作為補充。在每個階段選取的重點分析案例中,又主要選取新址規建、使用時期較短且未被以後的晚期城市佔壓的鄉村區位和草原區位的都城遺址,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早期或晚期城市遺存的干擾,保證了分析結論的可靠性。由於陳筱撰寫本論著時,周原這樣的最接近《考工記》時代的周王都遺址還未查明格局,故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等級最接近周王都的曲阜魯城遺址,作為上古時期周王都的替代品。鑑於中古都城承前啟後和影響東亞的重要性,以及認識都城形制佈局和設計思路的不同需求,中古時期選取了東魏北齊鄴城和隋唐大興/長安城兩座都城,前者重點探討城市的完整面貌,後者重點探討都城的設計思路。這樣的材料處理,研究著力有重有輕,繁而不亂,主次分明。

其二,採用的分析步驟合規,研究方法得當。陳筱考察中國古人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採用的是從可以透過視覺捕捉資訊的都城形態來分析都城設計的過程(如選址、定中軸線、模數、規模、分割槽等),再從都城設計推測當時人們可能依據的規劃思想。這種從物質到精神,從具象到抽象的推導過程,是我們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包括城市考古和建築考古在內的考古學的基本方法。由於都城的規模很大,往往不是一個時期建成的,需要首先對都城遺址和歷史城市進行分期研究,查明這些古代都城不同時期的平面佈局,才能將這些都城遺址的分析建立在“共時”的基礎上,保證研究結論的可信性。為此,陳筱除了在選取重點分析物件時只考慮新建都城外,還尤其注重元中都和明中都這樣的完全在一張白紙上規劃、初步建成還沒有啟用就已經廢棄的都城遺址;對於周魯城和東魏鄴城這樣的雖然新建於“生地”,但經歷了相對較長髮展過程的都城遺址,也注重分辨主要階段的遺存,排除早期和晚期遺存可能帶來的干擾。

其三,注重田野調查,技術路線有所創新。在選作重點分析的古代城市例項中,陳筱選擇了兩個城址開展實地田野考古調查,針對不同型別的都城遺址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分別制定不同的調查計劃,運用新的技術手段,採集了一些先前所不知的新資訊。例如針對鄉村/城郊型別的曲阜魯城遺址存在的問題,陳筱在田野中採用了全城軸線測量鑽探和遺蹟追蹤測量鑽探的方法,在熟悉該遺址文化堆積和遺物分期的劉延常、項春生、劉汝國先生的協助下,不僅獲取了地面調查所不知的若干新資訊,還區分出不同時期的遺蹟和堆積狀況,得到了遺址最基本的整體立面資訊。再如,針對草原/荒漠型別的張北元中都遺址尚不清楚的問題,陳筱在她的師兄天津大學建築學院李哲博士的協助下,採取地面實時動態測量技術(RTK)與低空軸線攝影測量相結合的方法,重新精確測定了城址內每座建築基址的隆起高度,並將隆起程度與散落構件的數量和材質結合起來進行分類,從而對元中都遺址內建築遺蹟等級和功能有了新的認識。

其四,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內容豐富且多有創新。陳筱將中國古代都城例項按照都城發展演變的三個階段(即夏商周至東漢的上古時期、三國兩晉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時期、宋元明清的近古時期)進行考察,每個階段對一個或兩個都城城址進行詳細分析,針對這些都城的研究都得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結論。例如透過對周魯城遺址中央自然高臺原貌及其與周邊城牆距離的考察,得出了西周晚期周魯城的規建以自然高臺的中分線為城市軸線、圍繞著高臺等距離修築城牆、這種嚴格的對中格局在春秋晚期以後被逐漸打破的結論;基於先前東魏鄴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推論東魏鄴城以南城宮城的閶闔門為規劃的中心點,復原了郭內裡坊佈置的位置並推定了其數量;基於對元中都遺址的現場調勘所獲資訊,對元中都內城的建築格局進行了復原,並以此為基礎更正了先前對元大都內城建築佈局的部分認識(如東西樓的位置、東西暖閣的位置和數量等),指出元中都的佈局比元大都更加契合《考工記》的理想都城規劃。

其五,緊扣匠人營國的主線,對中國古代都城規劃思想的闡述具有深度和廣度。陳筱認為,上古時期的周魯城可能與《考工記》的營國思想具有淵源和背景關聯,後者應該是基於包括曲阜魯城在內的既有城市規劃經驗,在大一統趨勢已經出現的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統國家城市建設的理想。這種理想化的都城設計理念影響到了中古時期東魏鄴城和隋唐大興/長安城等的都城規建,更影響到了近古時期的那些都城,元大都、元中都、明中都皆受到《考工記》理想規劃的影響,而後兩座都城因營建於“生地”,更圓滿地實現了理想都城的規劃。《考工記》營國制度的影響,一方面得益於《考工記》城市思想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與中國古代追慕先古的復古思想有關。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城市規劃受《考工記》城市思想這一經典文獻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這體現了唐宋以來崇儒思想深化、復古思潮興起對都城規劃的直接作用。

陳筱的這部基於城市考古研究的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和探索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思想的專著,由於研究物件的時間跨度長,空間範圍廣,問題錯綜複雜,尤其是以“中國古代的理想城市”作為全書主線,既需要透過都城例項來概括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律並探究當初主事之人的規劃設想,還需要透過古今都城和中外城市的比較來抽繹中國古代理想城市的特點和價值,論著的寫作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和困難性。當初我如果不是考慮到該選題有助於拓展研習的範圍並對陳筱的研究能力有足夠的信心的話,不敢佈置這樣鴻篇鉅製的研究課題作為她的博士學位論文。也正是由於這種複雜性,陳筱這部關於中國古代理想城市的論著,還有一些問題沒有涉及或展開,今後還可以繼續延伸和拓展研究。下面,我將今後還需要補充和強化研究的一些問題提出來,作為今後與陳筱及同好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國地域遼闊,地理環境複雜,文化傳統多樣,故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之說。在中國都城規劃思想產生和形成的上古時期,中國中心區域的統一事業還沒有完成,不同文化傳統的差異還比較大,作為文明重要因素之一的城市文明,其形態和特色也有所不同。在中國古代規劃都城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早期的城市營建會基於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技術基礎,主其事之人可能也會有種種思考,從而使得上古時期都城遺址的形態異彩紛呈。以公元前3000年前後規劃營建的良渚古城為例,城由外圍水利設施、內外重城垣、中心土臺和四個等級墓地構成,內城中高達9米的中心土臺上除廣場外還有大小三個土臺,土臺上及其周邊才是宮室建築;這樣的都城規劃與同時期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上中游地區的史前古城都不同,只有黃土高原上新發現的石峁古城與之具有某些相似性。這些消逝了的古代文明的中心城邑,其城市形態為何沒有被夏、商、西周王朝所繼承,有沒有一些城市規劃的思想流傳下來(良渚文化的玉器及其宗教觀念對後世是有影響的)?諸如此類問題都值得深入思考,仔細研究。

由於中國遠古文化多樣,先秦時期形成的主流城市規劃思想也不可能就一種,在《考工記》“模仿天下”的主流理想都城以外,還有一種“法象上天”的都城規劃思想,也對中國上古和中古時期的城市規劃產生了影響。這種城市規劃思想產生於商代的三星堆城,該都城的中央有一條象徵天河的河流東西橫貫,將城內空間劃分為北面的世俗區和南面的宗教區;另有貫穿全城南北的內城牆將大城劃分為東西兩城,以分隔城內不同社會等級和職業的社群;城市的主軸線為東西向,而副軸線為南北向。這種都城規劃思想,被古蜀國都城所繼承。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用這種規劃思想擴建了新咸陽。西漢時期基於先秦既有的宮殿遺存,折衷運用這種思想營建長安城。隋唐繼續沿用,並參雜中古時期都城營建的制度,規建了與隋唐大興/長安城不同的洛陽城。也正是由於古代中國存在著不止一種理想城市的規劃模式,中國古代的主流都城規劃思想的發展演變從來就不是單線的,而是有主導著都城營建發展的主線和副線(或者說是明線和暗線)。形成於晚周時期的“模仿天下”的都城規劃思想在秦漢時期沒有得到運用,其中就有這條暗線的作用。透過古代都城城址例項並結合文獻資料研究中國古代《考工記》以外的都城規劃理論,有利於更全面把握中國古代理想城市發展的歷史。

中國古代都城的規劃除了宏觀的規劃思想外,也有微觀的規劃設計,這些具體的設計做法很少記載於文獻中,需要透過較多古代都城例項的考察去提取和歸納。陳筱是建築學出身,故尤其重視古代城市規劃中的設計方法,如中心點、軸線和模數等的運用,並重點分析了東魏鄴城的中心點,隋唐大興/長安城的模數。那麼,中國古代有無一以貫之的城市規劃的“立中”準則和設計模數?在規劃一個都城時的模數選擇只有一個還是有不同層次的模數?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延展討論的問題。《考工記》營國制度在國都營建法則方面提出了“裡”“夫”兩級模數,也就是城的整體組合和功能區劃用“裡”,而城的功能區內部區劃則使用較小的“夫”。“裡”這個模式一直為後世所沿用,但是隨著都城規模的大型化和規範化,會不會使用“裡”以上的模數?這個更大的模數是多大?頂級模數是規範化的還是隨機的(東魏鄴城規劃時似乎將曹魏鄴城整個城市作為新鄴城的規劃模數,就有因地制宜的意味)?“裡”以下的城市功能區內的規劃是否還在使用更小的規劃模數(中古時期坊內的大小十字街的規劃應該是裡的切分,但像宮城、皇城、市的規劃是否有先秦“夫”一類的模數)?這些問題的討論,自然也會有助於深入認識中國古代城市。

最後需要提到的是,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中,上古時期是一個跨越時間長、城址數量多、形態差異大的時期,古代中國都城的營建模式和規劃思想都在這一階段基本形成。由於文獻記載的缺失,加之城市考古工作的滯後,目前不少上古都城的基本要素都還沒有查明,這就給認識上古的城市規劃思想帶來了困難。因此,加強上古時期中國城市(尤其是都城)薄弱環節的研究很有必要。例如安陽殷墟是我國狹義歷史時期的第一個都城,但殷墟遺址作為一個都城既沒有宮城,也沒有內城和外郭,這與同屬商代的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洹北商城這三處商代都城都不同,目前我們見到的殷墟很像是郭區,而不像是完整的都城景象。殷墟迄今仍然是一個不能理解的古代都城,有學者以現有的殷墟考古發現為依據復原殷墟的城市規劃模式,當然是難以信從的。再如西周都城,在陳筱該論著撰寫期間,西周王朝的三個都城遺址——岐周、宗周(豐鎬)和成周,其考古發現都還不足以支撐都城形態研究的開展,不得已只能以曲阜魯城權作代表。最近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在周原遺址的城市考古工作有了重要進展,曹大志博士透過仔細的讀圖、勘探和分析,終於找到了周原遺址的內、中、外三重城垣,結合先前雷興山教授具有預判性的周原遺址的研究成果,岐周古都遺址的基本面貌已經展現在人們面前。諸如此類都城遺址例項存在的問題和研究的進展,提醒著我們,中國上古時期的城市研究還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間,我們都應該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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