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辛亥革命緣何爆發於改革之時?

羅志田:辛亥革命緣何爆發於改革之時?

辛亥革命雕塑

文 / 羅志田

清季十年一向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至少就中文世界而言,研究更多集中在“革命黨”方面,論述內容包括革命思潮的興起、“革命派”“保皇派”和“立憲派”之間的鬥爭、革命黨的發展及其內部分歧等。而中國大陸的一個研究重點,則是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的形成與特點。近些年研究傾向已有所改變,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較熱,而政治史的研究相對較冷。

不過,這一時段研究最主要的缺失,仍是更多注意朝野的“對立”,且多出以批判性的論述;對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舉措則研究偏少,考察政府試圖以變革來維持既存體制的努力和作用的更少,而對既存體制內的朝野共同行動,關注尤少。

就時人而言,當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朝野有哪些共識,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識,非常需要釐清。對史家而言,竊以為這一時段最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清廷並無太多特別明顯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為,至少不到歷代亡國之君作為的荒謬程度(如果此前關於改朝換代的歷史敘述大致是確實的);在朝廷沒有過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會發生革命?清朝何以那樣快就崩潰(或革命何以能輕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

簡言之,辛亥革命爆發於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推行全面改革之時,而革命卻能較為輕易地速成,則改革與革命的互動,究竟是一種怎樣緊張和衝突的競爭關係?

要 回 答 這 些 問 題, 首 先 要 認 識 那 場 革 命 本 身。裴 宜 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近年提出,應把革命帶回(bringing the revolution back in)中國政治研究。她說的主要是1949 年後的中國政治,竊以為1949 年前的中國史亦然。

關於辛亥革命,周蔭棠曾提出,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除體制內的“篡位”、地方割據者的坐大和異族入主外,多是起於草野的“民變”;而“清朝的滅亡,不是由於挺而走險的民變,乃是由於激於大義、處心積慮、具有計劃計程車變”。起事的革命黨人,多是“白面書生”。簡言之,同樣是造成政權更替,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有一與前不同的特色,即為“士變而非民變”。

這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見解。過去對革命的研究,多循“有壓迫就有反抗”的揭竿而起的思路,相對側重被動的一面;而所謂“士變”式的革命,則可能是一種思想領先、主動而非被動的革命(對革命者來說,如果革命本是“應當”進行的,便無需受到多深重的“壓迫”)。

當然,這不必是全域性的解釋,或許僅是那次革命的特色之一。然既有此特色,則士人的心態,他們對朝廷、對世局、對世界的認知,就都是認識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

進而言之,革命和改革可能是為了一個相同或至少相近的目標——即透過根本性的政治轉型來改變中國在世界的地位。而改革與革命演成對立的態勢,並最終被革命取代,或不必是目標的歧異,轉可能是對達成目標的方式、甚或更多是達成目標之速度的歧異。

曾有一種流行的看法,因為改革不成功(過去更愛說是朝廷以假改革欺騙人民),所以不能不革命。持這一說法者,在潛意識中恰以為兩者的目標相近或相同,提示出這一思路早已存在,甚可參考。

梁啟超後來總結說,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可能性謂之因,使此可能性觸發者謂之緣”。史事之“因緣果報,恆複雜幻變至不可思議”,必“深察而密勘之”,解釋才不至於謬誤。就辛亥革命而言,“國人種族觀念之鬱積、晚清政治之腐惡及威信之失墜、新思潮之輸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謂因也;鐵路國有政策之高壓、瑞澂(時任湖廣總督)之逃遁、袁世凱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

藉助今日的後見之明,梁氏所說的因緣,或代表了一些同時代人的認知,然多為表面的現象。對於這樣一個從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來之大變”,應當有更深一層的梳理、分析和詮釋。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到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和歷史意義。

儘管清廷在最後十多年中也有一些明顯的“失道”作為,整體上似仍不到歷代亡國之君的程度,則辛亥“士變”的發生,便有著更為根本的因緣:

種族因素得到革命黨方面特別的強調,固有其實際存在的背景,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為以湯武革命的傳統觀念來論證造反的正當性依據不足;時人特別重視的官僚體制的積重難返,當然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帝國主義的全面入侵及外國在華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所造成的權勢結構鉅變,更是一個必須思考的關鍵因素。

最具根本性的,是在從所謂大一統到列國並立的世局下,一個推行了數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須展現政府作為的“富強”新路;而與之伴隨的政治倫理,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近代中國因西潮衝擊造成中外競爭的新局面,朝野均面臨著政治方向、政治結構和政治倫理的根本變革。對清末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體制或結構是否改變、怎樣改變以及以什麼樣的速度改變。

正是由於制度的困境,使新政帶有自毀的意味——由於改和革的一面不斷加速,而建設的一面無法跟隨,終造成舊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僅存於紙面的現象,逐漸發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更由於政治倫理的真正轉換遠不如條文制度那樣可以速成,政治體制的轉型便遇到進一步難以逆轉的困境,終不得不讓位於被認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革命的因緣如此複雜,必須從超越於壓迫和反抗的其他方面做進一步的研究。本書試將辛亥革命前的制度困境和民國代清的轉折意義置於近代中國發展走向和中外互動的大框架中作一概論性的申述。因系概論性質,一些以史事為主的論證當俟諸另文(有些已在他處詳論的相關看法,也僅點到為止)。

我想說明的是:本書只是涉及辛亥革命一些特定層面的看法,不過是許多詮釋中的一種,無意取代或推翻任何既存的解釋和認知,尤其無意挑戰關於辛亥革命之性質及其經濟、社會基礎的既存言說;只希望說明此前的清季十年還有一些我們認識不夠的面相,期藉此增進對從帝制到共和這一鉅變的理解。

本文節選自羅志田

所著《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

,由商務印書館

權釋出

華文好書選讀

羅志田:辛亥革命緣何爆發於改革之時?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

羅志田 著

商務印書館

2021年10月

清季十年間,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推行全面改革,卻恰於此時爆發了革命。這一歷史大變局,留下了諸多疑問:在朝廷沒有並無太多暴戾苛政的情形下,為何會發生革命?清朝何以驟然崩潰,革命何以輕易速成?

改革開啟後,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體制或結構及政治倫理是否改變、怎樣改變及以何種速度改變。正是由於制度的困境,使自上而下的新政帶有了“自毀”的意味,並最終不得不讓位於自下而上的革命。

華文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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