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彝族密岔人的蟲秧會、蕎神節

六月六:彝族密岔人的蟲秧會、蕎神節

彝族密岔人的蟲秧會、蕎神節

商宇宏

農曆六月初六,是彝族密岔人重要的辦會節日。是日,需分別舉行“蟲秧會”和“蕎神節”。1949年以前,武定縣依納格密岔彝村的六月六“蟲秧會”在村中的大殿內舉行,每至此節都要殺豬為祭,此豬需為黑色,約50—60公斤,由村內承租伙頭田(公田)者飼養或購買。到了六月六,首先要將豬獻祭村中寺院大殿內的土主,之後獻祭太陰、太陽和鰲爺,最後將豬肉按戶平分,各戶帶回家烹熟後用來祭祀家堂和先祖靈木神像。唯有豬血需要噴灑到翻白葉樹的枝幹上,然後按各家稻田面積大小,把這些灑有鮮豬血的枝幹插到田間以預防蟲害。這種做法也許並非只是儀式性或象徵性的,因為翻白葉樹本身具有毒性,當有防蟲殺蟲之功效。

依納格村中的寺院大殿是一個以佛教為主的宗教活動場所,在“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中被拆毀。大殿內除了供奉釋迦牟尼、彌勒等佛教神祇外,還塑有掌管一方安寧的土主,以及太陰、太陽和鰲爺(掌管地震之神:雙手撫雲,雙腳踩著鰲魚之眼,不讓其眨眼,彝族密岔人的神話故事中有鰲魚一眨眼人間就會地震、一翻身將會天崩地裂之說。)等具有濃厚原始宗教和道教色彩的神像。鰲爺屬於廟宇供奉之神靈裡比較特殊的,在雲南很多民族的神話中都難覓其蹤,只有一些內地古代典籍中才尋得到一些蛛絲馬跡。在神話時代,鰲魚負載高山大地,其只要移動就會發生地震或山川變遷。《楚辭·天問》中曾提到:“鰲戴山抃,何以安之?”《列仙傳》中說:“有巨靈之鰲,揹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淮南子·覽裡》內載:“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所以,彝族密岔人聚居的村落內供奉有鉗制鰲魚之神,說明了內地和邊疆民族宗教文化的互動和融合。

此外, 彝族密岔人俗語稱:“六月六,曬紅綠”。“紅綠”指家中儲藏的麥子、豆子等糧食。進入夏中伏天,太陽熱辣,暴曬後的糧食不會再轉潮發黴,附在糧食上的蟲卵也會被曬死,此時為翻曬穀物的最好時期。“紅綠”亦指衣裳被褥,這一天,家家戶戶一早起來,翻箱倒櫃把棉被、衣服搬出來曬。因晾出的被褥、衣服紅紅綠綠,故得此說。除了彝族地區有此風俗,漢族亦很盛行,陳慶年的《西石城風俗志》記載:“不論貧富必各出起錦衣百曝之”。甚至,農曆六月初六還是佛教的“曬經節”。

在彝族密岔人群體中,六月六除了折翻白葉樹枝淋豬血插於稻田防蟲外,還要到撒有蕎麥的山地中祭祀蕎神。首先,在蕎麥地頭撒一片松針作為祭壇,上插一枝松樹頂尖和三枝翻白葉樹杈,前供三碗米、一碗酒和一隻雄雞。是時,家中主男用刀劈開一截長約五寸的松枝,再跪地祈禱來年獲得豐收後將松枝扔於祭壇之上進行占卜,兩半松枝正反相同即視為順卦,表示蕎神已經接受供奉。此時,主男將雄雞宰殺於祭壇前,並用雞毛蘸血粘在松枝上,之後將雞烹熟,用筷插於雞翅之上,再行祭禮。祭畢,閤家共食,嚴忌殘剩。

同時,六月六正值盛夏,此時耕撒于山地中的蕎麥和水田裡的稻穀已經揚花,園中果蔬也漸已成熟,繁忙的農事將告一段落。所以,大家還會在祭祀完成後相約聚于山林荒坡,一起唱歌對調、燃火蹀腳,享受這難得的農閒時光。此俗在今武定縣獅山鎮山居密岔彝村仍有保留,且有愈發盛大之勢,吸引了各族群眾前來參加。

關於六月六的由來,是彝借漢俗,還是漢借彝俗,不得而知,但此現象或許和兩次大規模的彝漢生產文化融合及密岔人的形成和遷徙相關。因為,此節日多集中在我國南方種稻區域流傳,北方几乎沒有關於此節的說法。彝族密岔人自稱“密且”,“密”為水田,“且”為水稻,所以,其自稱可譯為“種水稻的彝族”。彝族密岔人一直沿襲傳統,至今仍過六月六“蟲秧節”,這和其生活于山間壩區並種植水稻密切相關。此節在密岔人聚居村落中廣泛的流傳與其遷徙融合也有很大的關係,其為彝族人文始祖篤慕長子武侯慕雅切之裔,六祖分支後,武部遷徙到“多同木古”(滇池地區)成為古滇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後再次遷徙到西部的洱海流域,正所謂:“武部往西遷,建廟塑孔身”。傳數代至細奴邏又遷於蒙舍川畔,為當時六詔之強盛者,蒙舍詔在唐王朝的支援下吞併其他五詔,之後建立了雄冠滇地的南詔國。彝族密岔人六月六“蟲秧會”的形成應與南詔和唐王朝長期的政治交往、經濟貿易和生產交流有關,也是彝漢兩族農業生產文化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融合。南詔中期,南詔王閣羅鳳之子鳳伽異兵築拓東城(今昆明),以南詔副王的身份坐鎮滇東,大量的密岔人先民也隨軍來到了滇中和滇北地區,亦將此風俗在此範圍內延續。南詔末期,其權臣鄭買嗣奪舜化貞位,改國號為大長和,並開始了對南詔蒙氏進行大規模的屠殺,蒙氏之裔(包括密岔人在內一些彝族支系)大量出逃,來到了滇池流域(昆明、武定、祿勸、祿豐、富民等地),將南詔傳統的生產文化再次帶入此地。

第二次彝漢農業生產文化的融合在明初。明代在雲南地區建立了衛所制度,其雛形為隋唐時代的府兵制。《明實錄》卷一七九載:“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餘萬入滇。”到了沐春統治時期:“春鎮滇七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餘萬”。在武定亦建武定千戶所,這些因政治原因遷徙到雲南的漢人與當地彝族通婚,其後人形成了特殊的“彝化漢裔”,所以,現在很多彝族密岔人和臘魯人等都稱自己是江西吉安府或南京應天府而來,即源出於此。因此,彝族密岔人“蟲秧會”的形成和傳承應該源於這兩次大規模的彝漢農業生產文化融合,內地的農耕文化在傳入雲南邊疆後和與當地原生文化相互借鑑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節日習俗。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