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與“眾”——錢穀融“人學”的兩個面向及其當下意義

“情”與“眾”——錢穀融“人學”的兩個面向及其當下意義

本文原刊於《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1期

“情”與“眾”

錢穀融“人學”的兩個面向及其當下意義

朱羽

內容提要:

錢穀融先生髮表於1957年5月號《文藝月報》的《論“文學是人學”》曾在1950年代末期被歸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與“人性論”譜系予以批判;而在新時期以來,評論者多從“人道主義精神”等方面給予“人學”以極高的評價。辯證的是,前一種批判雖然粗暴,卻給出了“人學”說重要的思想論辯語境,後一種肯定性評價雖然抓住了“人學”說的某些思想旨趣,但隨著1980年代啟蒙思路暴露出自身的歷史侷限,也成為思想上的障礙。透過細讀錢穀融寫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文藝論說,追問“文學是人學”所訴諸的“情感”議題,並將之擺放在當時圍繞“情感”的論爭中進行解析,便可剝離出“人學”的對話性價值:階級情感與同情問題構成了一種持久的張力關係。其次,若將錢穀融關於“典型”的思考放到新中國文學人物塑造問題脈絡中予以重讀,“人學”既關注“個體”但又極為強調人物間所構造的社會關係形式的美學旨趣,尤其彰顯了出來。正是“情”與“眾”這兩個面向,具有一種從內部揚棄舊有美學僵硬性的可能,也具有了一種與當下文學創作產生良性互動的可能性。

關鍵詞:

《論“文學是人學”》; 階級情感; 同情; 社會關係

在錢穀融先生的著述生涯中,有一個現象十分耐人尋味,也已為有識者所點出:“1956年始撰《論“文學是人學”》時三十七歲,1962年首刊《人物談》時四十三歲,很快便達到其學術生涯的巔峰狀態。”[1]錢穀融曾自謂“不喜歡寫文章,甚至怕寫文章的心理,已經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2],卻在1950年代中後期至1960年代初爆發出極大能量,在“外力”[3]作用下而衝破自己的“習慣”,不禁讓人唏噓。雖不能簡單說是時勢造英雄,卻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大時代(或“外力”)所給予的某種激勵。然而,重讀這些核心文字,一開始就會遭遇某種困境:由於“人性”、“人道主義”觀念在改革時期逐漸“自然化”,且在一定意義上成為隱秘的新教條,那些如今看來已然不證自明的論述,似乎無法直接引發強烈的研究興趣。特別是如阿爾都塞式反思“人道主義”以及新近興起的“後人類”問題提出之後,如此來談論“人”,又多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這種困境同時也透露出一種方法論上的懶惰之舉——簡單認為“人學”說處在“五四”啟蒙思路的延長線上,從而可以順滑地對接到新時期。此種線性而武斷的敘事拋開了1950-1960年代略顯粗疏卻不失活力的思想論爭語境——錢穀融論述的現實感只有在這種上下文裡才看得清楚,也將“人學”論說本身做了“去歷史化”的處理。與此相反,我特別重視這些論說得以產生的新中國文化-思想整體脈絡(就算到了80年代末期,錢穀融其實依舊對“總體文化”問題頗為自覺[4]):一方面避免從過分後設的視角來回溯性地建構出一種抽象的新文學理想捍衛者形象,另一方面也否定與之一體兩面的大批判論調所錨定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形象。至少從錢穀融一些零碎的回憶來看,當時他的問題出發點與基本思路,不能不說是在社會主義文藝基本邏輯之內的。[5]正如傑姆遜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並不意味著,一切歷史都是我們的當代史。[6]僅僅認為或無意識地堅持歷史都是用我們當下的立場、趣味投射出來的產物,實為一種逃避真實歷史的傲慢。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毋寧說只是一種催促自我反省的律令,一種對於歷史矛盾總是能在當下顯影的承認。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希望在細讀錢穀融的核心文字的同時,不斷引入其所植根的“當代”的情境,並且嘗試闡明,只有採用這樣一種迂迴的方法,錢穀融論說的當下意義才能真正展現出來。

“情”與“眾”——錢穀融“人學”的兩個面向及其當下意義

一、“人學”與“同情”

“人學”及其相關語義的出現,本身是一種症候。在十七年時期,這一症候具有反覆性,顯得十分頑強。錢穀融的“文學是人學”命題,也從屬於此種症候的譜系。在1957年,巴人將“人情”視為“人和人之間共同相通的東西”,“出於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7]。王淑明在讀了巴人的文章及對之的駁詰後,依然反問:“為什麼人們在社會關係中,藉著語言和行動的媒介與幫助,可以在感情上,相互得到溝通與瞭解呢?”[8]雖然錢穀融所謂“在文藝創作中,一切都是以具體的感性的形式出現的,一切都是以人來對待人,以心來接觸心”[9],與前兩者在表述重點上並不相同;但他們所分享的,無疑是相類似的問題意識與焦慮。其或明或暗的對話物件都是“階級性”,或更確切地說,一種以階級性為基礎的情感劃分。“人情”及“人性”的症候,在1963年金為民、李雲初所寫的《從評價想到的幾個問題》中依然清晰可辨,即所謂新人、英雄形象的人情味問題。[10]“人情”、“人學”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視為一種寓言。關鍵是要弄明白,這種症候究竟聯通到哪兒。

開門見山地說,作為症候的“人情”與“人性”,始終是與“階級性”處在一種既結合又否定的矛盾關係中。它暗示的是,中國革命在逐漸轉入建設與常態過程中,對於統合與和解的需要。始自1956年的美學討論所聚焦的自然美問題,以及藝術領域中關於山水、花鳥畫是否有階級性的論辯,皆是這一問題的別樣表達。但在這兒,我想引出另一個更為具體的把握方式,即將錢穀融的“人學”思路首先放在社會主義文藝機制內部來理解。建國以來對於塑造英雄人物的迫切籲求,實為現實社會主義文藝機制的內在要求。[11]若能將此問題再往前推一步,便能看到,英雄人物形象關乎的是社會主義政教機制的某一核心問題:先進典型的塑造,隨之而起的摹仿、學習與改造。圍繞新人與英雄所展開的審美感知與倫理-政治思考,在原則上並不會侷限於文學領域,毋寧說它會塑成一整套更為普遍的形式規則與敘述語法。事實上,英雄、典型與摹仿的架構,必然需要使文學感知與生活行動進行有效聯通,並對文學感知中的剩餘性與冗餘性展開反思與處置。正是在這一脈絡裡,我們或可理解1958年對於錢穀融的批判為何聚焦於“反對文學反映現實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命題”[12]。批評話語所擔心的,正是錢穀融在某種程度上鬆動了文學與現實之間過於直接的映現要求,從而質疑了普泛化的政教邏輯與典型-仿效慣習在文學表達上的持久有效性。《論“文學是人學”》最開始的部分的確宣告了:“反對把反映現實當作文學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務;尤其反對把描寫人僅僅當作是反映現實的一種工具,一種手段。”[13]但同時,他也堅持,需將“文學當做影響人、教育人的利器來看待”[14]。錢穀融與受到蘇聯文藝理論影響的正統論的分歧,並不在於質疑文學根本的政教指向,而是追問:文學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錢的論述不禁讓人聯想起1950年代美學討論中朱光潛的看法:列寧主義的反映論原理與美學的概念沒有“內在”的聯絡。[15]這無疑涉及對於“中介”形態的思考。而文藝如何起作用,其實也是社會主義政教機制有待回答的難題。因此,若對文字仔細辨析,便會發現,1950年代錢穀融關於“人學”的構思,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人學”所觸及的“人”的理解確實關乎某種布林喬亞現代性。其次,文學的“人學”聯通著文學獨特的作用方式,從而引出了“同情”問題。

就前者而言,當時的批評者的毒辣眼光倒是提供了一條線索。錢穀融在這一段落中具體表達了關於“人道”的理解:

把人當做人,對自己來說,就意味著要維護自己的獨立自主的權利。對別人來說,又意味著人與人之間要互相承認互相尊重。所以,所謂人道主義精神,在積極方面說,就是要爭取自由,爭取平等,爭取民主。在消極方面說,就是要反對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不合理現象;就是要反對不把勞動人民當做人的專制與奴役制度。[16]

批評者對之的不滿是:為了逃避“階級思想”一詞,錢穀融折衷主義式地把各種矛盾概念硬扯在一起。[17]此種批判視獨立自主的權利與相互承認為資產階級思想,指認其對立於反對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為無產階級理想。但反過來說,這種“混亂”無非暗示著社會主義現代性自身的緊張感。獨立自主的自由,相互承認的形式平等的法權狀態,當然是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標識。但它持續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無法透過單純的思想批判來解決,因為其基礎本就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特徵。當時的批判者往往會使用“對立”的修辭來輕易地打發前者,但實質上社會主義社會里的個體性問題依舊頑固。因而,我們或可將之把握為社會主義現代性內部的問題,無法簡單排除而需要揚棄。

“情”與“眾”——錢穀融“人學”的兩個面向及其當下意義

就後者而言,“人學”論文字裡行間所凸顯的“同情”問題,觸及了更為細微的文學機制。“同情”第一次出現,是在論托爾斯泰時:“托爾斯泰原來是想把安娜當做‘有罪的妻子’而加以貶責的,但結果他卻‘不得不’寄給她以深深的同情,甚至還讚揚了她。”[18]從而將所謂“現實主義”原則的勝利轉寫為“人道主義”的勝利。這樣分析的根由是:“真正的藝術家決不把他的人物當做工具,當做傀儡,而是把他當成一個人,當成一個和他自己一樣的有著一定的思想感情、有著獨立的個性的人來看待的。”[19]這必然能讓人聯想到黑格爾《美學》中的措辭:讓物件保持它的自由和無限。[20]這種創造而不帶來支配、賦予物件某種自由地位的美學設想,確實是資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集中表達。而錢穀融對於“同情”更為集中的表述則特別著眼於讀者的動情問題:

文學作品本來主要就是表現人的悲歡離合的感情,表現人對於幸福生活的憧憬、嚮往,對於不幸的遭遇的悲嘆、不平的。它正是通過了這些思想感情的藝術的表現,而發揮其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的作用的。……每一個人既都必有其獨特的生活遭遇,獨特的思想感情,為什麼又不能把他個人的哀樂唱出來呢?假如他唱得很真摯,很動聽,為什麼又不能引起我們的喜愛,激起我們的同情呢?[21]

這是錢穀融“人學”說的一個隱秘而重要的面向。他似乎在堅持,文學是以同情(及其重要面向——移情[22])為基本機制而發揮作用的。如果說,人道主義精神是評價文藝作品的最低標準,“同情”恐怕就是人道主義精神自身的起始點。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頗為有趣的思想聯結。在西方思想史上,18世紀也被稱為同情的時代(the age of sympathy)。這個源於希臘詞συμπ θεια(字面意思為共情狀態,由“同類”與“情感”兩個片語成)[23],在18世紀有著三重內涵:情感的溝通機制;用我們自己來替代他人的想象或理性過程;他人痛苦而自己痛苦,他人愉悅而自己愉悅。三者各有來源:即分別作為感染、共通感與他人導向的惻隱之心。[24]西方“同情”論的一個要點在於,不僅愛或恨那些直接影響我們的事物,而且也會愛或恨某些與我們無直接功利關係的事物。因此,在18世紀,同情被視為對於自利心施加抑制的力量,它是一種激發行動的情感,服務於個體間社會紐帶的重建。而回到歷史語境中來的話,18世紀的同情問題之流行,也是對於“自利”的地位不斷攀升以及傳統基督教之愛衰弱的迴應。[25]將錢穀融筆下的“同情”直接對接到18世紀以降西方的同情論之上,顯然不能成立,但語境的類比或可啟用某條線索。如果說資產階級同情觀的興起,試圖迴應的是世俗化情勢下私利個體擴張後的社會紐帶重建,那麼,1950-1960年代文論重提“同情”,恐怕針對的是階級圖式在處理情感問題上的弱點。後一經由文學中介來表達的同情,更為隱晦地提出了某種社會紐帶重建的主張。恰好也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階級對抗問題正在經歷某種轉變。同情措辭試圖彌合的,正是階級性所劃開的情感領域,亦是試圖為堅硬的階級身份及其固定的情感表達,提供一種更為靈活而柔軟的增補物。也正是在此種語境中,錢穀融的論述呈現出某種複雜性與曖昧性,如下述一段便涉及“革命暴力”與“同情”的奇異綜合。

托爾斯泰……違反了他一貫主張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教義,同情並讚揚起革命者的暴力鬥爭手段來……他看到這些革命者是“在損失自由、生命和一切人所寶貴的東西的危險中”才採取這樣的暴力手段的;是在別人十分殘忍地對待他們時,他們才“自然而然地採用別人用來對付他們的那同樣的方法”的。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能夠對這些革命者的行動表示反對嗎?[26]

顯然,同情並不排斥暴力,也不喪失立場。人道主義不等於軟弱乃至流於“偽善”的博愛,同情亦可聯通革命行動。這也提示我們,不可在簡單的非此即彼框架中來把握這裡的同情問題。

關於錢穀融的“《雷雨》人物談”系列與“人學”論文之間的思路延續性,當時的批判者與如今的研究者雖然出發點截然不同,但判斷大致類似,強調兩者之間有著緊密關聯。問題是,如何更為具體地把握這一關聯。以“同情”來審視之,或可開啟一種思路。錢穀融八篇“人物談”,寫於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為 “周家”四篇(其中“論周萍”一篇未能發表[27]),1979年又寫成“魯家”四篇。關於提筆的動機,錢穀融曾說是源於1959年曹禺修改本《雷雨》上演後引發的一些評論。乍一看,文章的論辯色彩不濃,但實際上每一篇都觸及了人物形象的階級問題與相關的“同情”問題。雖然魯家四篇遲至1979年才成文,而且顯然錢穀融已經參考了1959年《雷雨》的修訂版,但我還是想將這八篇人物論視為一個相連續的整體來討論。雖說歷史情境已變,但論述的慣性與基本的方法已經成形,許多念頭不能不說已經在1960年代埋下。更中肯地說,我們應該在一種社會主義文化的連續性上來把握這八篇人物論。在這個意義上,“新時期”對於錢穀融來說,確實是一種撥亂反正、回到初心的機會。

簡單地說,“《雷雨》人物談”不但以人物的階級身份為基本的論述規則,錢穀融更為關心的是,如何在人物的階級性(已然有了相關政治判斷)中,辨析出更為複雜的情感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人物談的敘事線索中潛藏著“同情”的強弱與難度;錢穀融以其極其微妙的筆觸,勾勒出了人物引發同情的不同層級,以及這種強弱背後的階級問題與社會-歷史根源。在周家四篇中,最困難的分析物件是周樸園,其次是周萍。文章甫一面世,便迎來了“美化資產階級、同情資產階級”的指責。[28]但必須注意,錢穀融的核心用意始終未變,即揭露周樸園的“虛偽”;只是說,“虛偽”在周樸園身上獲得了更為複雜的表達。在一個看似頗成問題的段落中,錢穀融有如下評述:

周樸園對侍萍的某種程度的懷念,不但絲毫不能動搖我們認為周樸園是極端虛偽的看法,而恰恰是——從他的懷念的性質及其具體表現中——只有更其加深了我們的這一看法。……他在主觀上可能的確是很“真誠”的,並無故意騙人的存心。但是,作為一個剝削階級,他是不可能有什麼真正高尚的感情的。他首先考慮的,總是自己的名譽、地位,自己的實際利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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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穀融在這裡的論述,並非某種“危險的增補”——承認周樸園懷念侍萍的真誠性;而為了消弱這一判斷的危險性,便強調他的剝削階級特徵。毋寧說,他是以更為複雜的判斷,提出了一種真正把握“人情”所蘊含的個性與階級性矛盾的方法。換言之,固有的單調的對應方式(如階級身份=卑劣感情)會掩蓋更為複雜的階級性的表達,因而在不斷迴圈流透過程中喪失自身的能量。這種複雜的理解方式,其實也在為真正超越“同情”提供準備。依據此條線索,我們得以窺見,周家四篇每一篇都以“同情”為基礎,但每一篇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同情。如果說周萍的問題依舊處在周樸園的延長線上的話(依然是“偽善”與“複雜”),而周衝本身則是“同情”的化身。錢穀融用引文說明了此種很大程度上源於五四“血與淚”文藝的同情的特質[30],然而人物本身的命運揭示出了此種同情方式的侷限性。關於蘩漪,錢穀融明確指出:“魯大海當然要比蘩漪站得高得多,他和周樸園之間的矛盾,也更能反映當時社會的本質的矛盾。就是侍萍,她所受的迫害也遠較蘩漪為重,她的身世也更易得到人們的同情。”[31]但蘩漪之所以更為重要而能承擔“雷雨”性格,是因為她構成了全劇的動力。人物在整部戲劇中的“關係性位置”,平衡了單純的同情,也將所謂階級身份問題複雜化了。

魯家四篇中,我倒覺得最有意味的是論述魯大海。“同情”也在此處直接與階級問題再次勾聯了起來。錢穀融引用了一段曹禺1978年與王朝聞的訪談,頗值得玩味:“在《雷雨》裡,我寫了一個魯大海,這是一個工人,當然寫得很不像樣子,很不成熟,但我是同情這個人,甚至佩服這個人的。”[32]錢穀融隨後的評論是:“作者要不是深深地同情和佩服這個人,他是決不可能把魯大海寫得像現在這樣的。”[33]他認為曹禺的《雷雨》修改版對於魯大海臺詞的改動十分成功,甚至可以說彌補了原來塑造上的弱點。那句“這本賬是要算清楚的”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曹禺與魯大海的同情關係,讓人聯想起“人學”論文裡所論及的托爾斯泰與革命者之間的“同情”關係。同情與階級問題相互纏繞的難題,不得不說是“人學”思想中最具洞見的表達,而對於人物形象塑造問題的再思考,則會引出一個超越單純情感維度的美學問題。

二、超越同情:文學中的“眾”及其社會詩學

錢穀融曾說自己喜歡魯迅的小說與曹禺的戲劇,但他關於魯迅的小說談得很少,反而就雜文有過長篇大論。[34]不誇張地說,錢穀融闡釋文學作品的重心,就是曹禺的《雷雨》。這恐怕不是偶然。因為《雷雨》展示了一種人物之間矛盾衝突劇烈而人物筆墨分配卻相對平衡的狀態。如果說,“同情”可以視為錢穀融“人學”思想最低標準的一種表達,那麼,這一思想的最終表達,實質指向的是一種別樣的社會關係的詩學:

人物的所以有典型性,並不是因為作家揭示出了他的階級本質的緣故;作品的典型意義,也不是僅僅存在於典型人物本人的身上。人物之所以有典型性,乃是因為在他的周圍集結著各種各樣的人和事;乃是因為透過他的活動,展開了一幅廣闊的社會生活的圖景,概括出那一時代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階級關係的緣故。而作品的典型意義,也不應該僅僅從作品中的個別人物身上去找,而是應該從作品所構成的整個畫面,所揭示的生活的總的動向中去找尋的。……阿Q……離開了他與王胡、小D、吳媽,以及趙太爺、假洋鬼子等人之間的關係,阿Q的典型性又從哪裡產生出來呢?[35]

“典型”與“階級本質”,乃至與“社會力量的本質”相關,源於蘇聯文論的影響。[36]在後斯大林時期,蘇聯內部關於此問題已經有所爭論,在1956年,中國圍繞“典型”亦有一波討論高潮。[37]錢穀融的論述可謂植根於此。典型問題絕非一個單純的文藝問題,而是關乎社會主義政教機制的關鍵點。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英雄人物的輿論塑造,與文學中人物形象的刻畫之間有著頗為緊密的關聯。令人頗為吃驚的是,錢穀融的看法拆解了典型與個別人物之間的“天然”聯結,而將之放在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中來理解。這樣,就將作為個體的典型人物,置換為一種人物群像或“眾”人之社會關係所表述的“典型意義”。這在當時應是錢穀融關於文學人物塑造的一種基本理解。同樣寫於1960年代的《管窺蠡測》這樣說道:

透過這種人物和環境之間的具體的、有機的聯絡,人們所看到的,又不止是個別的人物,個別的生活場景,個別的現象,而同時也看到了圍繞在這一人物周圍的許多其他的人和其他的生活現象,看到了他們之間的相互聯絡和聯絡的規律,看到了一定社會現象的本質。所以,這裡的關鍵,就是說,能不能寫出既具有不可重複的個人特色,又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的典型人物來的關鍵,就在於能不能真實地、具體地寫出人物與環境之間深刻的、有機的聯絡;就在於能不能使他筆下的人物與周圍的環境處在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統一而不可分割的關係中。[38]

錢穀融的眼光顯然超越了個別人物,而是在意於“關係”;不僅是人與人的關係,更是人物與環境之間的具體、有機的聯絡。因此,文學作品本身構成一個微縮的宇宙,其意義並不體現於某一人物,而始終是以“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統一而不可分割的關係”來表達的。這就涉及社會主義人學人物分配的文化政治問題了。塑造英雄人物的企圖與一種政教-摹仿機制緊密相關,關聯著這種政教-摹仿所固有的管理策略與治理方法,以及一系列倫理策動與政治心理學問題。現代文學實踐雖然有其自身的起源與脈絡,但新中國文化始終希望將之引導到某個更為宏大的總體政教框架中來;進而從文學創作與文學閱讀中提取出正當的情感訴求與政治能量,反哺於社會關係的再生產。而錢穀融所強調的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所構成的總體社會關係的“詩學”設想,首先喚起的,恐怕就不是情感的簡單劃分與英雄人物凸顯於前景而成為仿效典型的狀態。事實上,八篇“《雷雨》人物談”本身就構成一種富有意味的“互文”關係,是對這種社會關係詩學批評視野的展示。

“情”與“眾”——錢穀融“人學”的兩個面向及其當下意義

這裡恐怕還涉及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張力性關係問題。批評家的位置與功能不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種政治制度但不同的文學-審美-構型中也是不同的。實際的文學創作實踐有其自身的生產軌跡,特別是在新中國,作家與生活實踐之間的實際配置相當獨特,而其所徵用的語言資源、形式策略又並不單一,作家本人的意識形態光譜也遠非一致,因此呈現出無法完全貼合於政教機制的特徵。但是,批評家的批評方式顯然是更為內在於這一機制的。批評話語過分聚焦於主要人物,過分強化階級劃分的優先性乃至唯一性,匆忙引入外部視角對文字細節進行“穿透”與徵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於文學作品自身政教潛能的壓縮,同時也是在向讀者傳授某種並不高明的讀法。在論周萍的那篇“人物談”裡,錢穀融少見地擺出了論辯的姿態,對兩種讀法分別提出了異議:

對待像周萍這樣的人物,常常容易出現兩種簡單化的態度。一種是眼光只停留在一些表現的現象上,對他的所謂“真誠”,所謂“不得已的苦衷”,表現出過分的輕信,因而不適當地原諒他,同情他。還有一種從他的思想本質出發,對他的思想本質出發,對他深惡而痛絕之,認為他的所言所行,無一不是可鄙而可恨的,因此把他臭罵一頓了事,而不去進一步探索這個人物的性格形成的社會根源,發掘這一形象的深刻的典型意義。[39]

前者可以說是一種抽象化的同情態度,建基於去階級化的人性設定,後者則是抹煞中介的政治-道德批評,錢穀融對於兩者都是拒斥的。他的迴應方式同樣扣住了上述“眾”之社會關係的詩學:評價周萍,需要放在與周樸園的比較中來看,“他們不僅有互相補充的一面(都是腐朽的剝削隊伍中的一員),也還有互相對立的一面(在周萍身上還有某些與腐朽的剝削階級不相協調的東西)。”[40]因此可以說,錢穀融賦予了批評家一種傳授讀法與教授詩學的任務。這裡也包含了一種深刻的文化治理的思路,使文學起作用的方式,很可能不一定要同一於其他實踐:閱讀的放緩,對於形式中介的重視,因為複雜性而帶來的感性經驗的激盪,本身也可以透過批評這一中介,有效地納入社會主義政教機制之中。在這意義上,錢穀融為數不多的寫於1960年代的論文之一——《作家·批評家·批評》——尤其彰顯出了它的意義。也恰恰是在那個更為自覺的總體性時代,所謂“批評家的橋樑作用”——解釋作者的意圖、指出作品所認同的生活以及轉譯出文學複雜的審美配置,反而更加激發出它在教育-改造方面的切關性——至少能夠迴應:如何評價好人裡有壞人,而壞人有時顯得不那麼壞。[41]

三、結語

將錢穀融的“人學”及其相關論述放置在新中國七十年文學-文化脈絡裡予以理解,平實的看法也將轉化為耀眼而有力的洞見。前三十年,中國文學基本上處在一種政教-摹仿美學機制中(雖然這一機制內部還有許多褶皺值得分析),而後四十年,我們逐漸見證了這一機制的式微,以及原有的“政教”產生了分化(比如市場的積極介入)與轉化,與之伴隨的是社會生產方式的某種轉型以及“人”的設想的改變。在前三十年,錢穀融所著力暗示的“同情”問題與階級圖式始終處在一種對抗與妥協的互動關係之中,文學人物總需在承擔階級對抗與對話的過程中,贏得一種主導性的認同力量;但情感的流動(包括人物及其激發的閱讀效果)本身也並不完全能被抹煞,反而會形成一種富有意味的增補。在後四十年中,“同情”喪失了階級性這一最為關鍵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對手而愈加流於抽象,文學人物也從其階級位置上偏轉出來。這樣一來,文學人物不但遠離了原來的英雄人物的政教-摹仿基座,同時也從錢穀融所強調的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所構成的社會形式的詩學結構中擺脫出來。人物愈發轉變為內面的“自由”的主體(或破碎的情緒節點),而人與外部環境又構成了某種較為僵硬而無解的對立。在這個意義上,錢穀融“人學”的兩個命題在當下反而變得迫切起來。“同情”依舊需要在社會階級位置面前測試自身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同時,還需要啟用一種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詩學,使文學在其根本意義上,回到對於社會形勢/形式本身的展示。而這一偉大的詩學企圖,正是對馬克思所謂“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美學準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批評史脈絡中的十七年文學人物形象審美譜系研究”(編號:18BZW159)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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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朱羽,華東師範大學與紐約大學聯合培養博士, 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國文學與思想,亦旁及批評理論與美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批評史脈絡中的十七年文學人物形象審美譜系研究》,已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多篇。新書《社會主義與“自然”》已於2018年10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釋:

[1]夏偉:《錢穀融“學生迴應模式”解碼——對的發生學解讀》,《南方文壇》2009年第1期。

[2]錢穀融:《且說說我自己》,見《散淡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頁。

[3]“外力”說見上文。我們或許不應從內心堅守與外力催逼的二元對立結構中來理解這裡的“外力”問題。這種“外力”除了所謂行政與政治的暗示與要求外,應包括“雙百”給知識分子所帶來的解放感與暢所欲言的激勵。更重要的是,那一時代所實際運作的“內”(主體性)與“外”(政治與文化機制)關係,不能用當下的流俗理解來把握,知識分子對於新中國的認同感乃至介入的迫切感,不可不察。

[4]錢穀融:“[文學]它又是總體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方面看,文學與其他文化形態不僅是能夠溝通的,同時,文學的存在和表現在某種程度上還不得不受制於總體文化的影響。”參看錢穀融、吳俊:《多種變奏:文學與政治,人道與階級——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話》,《江淮論壇》1989年第3期。

[5]錢穀融:“我在自我批判[指錢穀融為了迴應對於《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的批評,在1957年所撰寫的《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中是極力在強使自己接受當時一些批判者的觀點的,自然難免有違心的地方……但總的來說,我的態度還是嚴肅的,的確是想檢查自己的錯誤,並認真探討一些問題的;決不是一味的苟合取容,一味的隨風倒。”,見錢穀融:《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文藝研究》1980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刊發的這個版本實際上有些名不符實,因為錢穀融刪去了原稿中自我批判的部分,但編輯依舊沿用原題,而造成接受上的某些誤會。參考錢穀融:“我本來是要他們就照原來的樣子,連同‘自我批判’部分全文發表的。編輯部看後,覺得自我批判部分有些提法相當‘左’……我就只得採取文藝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上的老辦法,去掉原稿中自我批判的部分,只把其中‘當時的想法’一部分拿來發表。……另擬了一個題目寄去。但編輯部認為新擬的題目不能概括全文,就仍用了原來的題目。因為發稿時間緊迫,也來不及再徵求我的意見,以致這篇文章竟成了沒有‘自我批評’的《自我批判提綱》,使讀者莫名其妙,這是我深感遺憾的。”錢穀融:《關於》,《新文學論叢》1981年第1期。

[6]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London: Routledge, 1983), p。2。

[7]巴人:《論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8]王淑明:《論人情與人性》,《新港》1957年第7期。

[9]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10]金為民、李雲初:《從評價想到的幾個問題》,《文匯報》1963年10月19日。

[11]比如,1953年廣泛展開的關於新英雄人物的討論,1959年關於新英雄人物與寫真人真事的討論,1964年關於時代精神與英雄人物形象問題的討論與批判等。

[12] “前記”,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編:《論“文學是人學”批判集第一集》,上海: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

[13]同上。

[14]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15]參看朱光潛:《美學怎樣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美學討論集》第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6]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17]姚文元:《評錢穀融先生的人道主義論(1958)》,《文藝思想論爭集》,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第296頁。

[18]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19]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20]參看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47頁。

[21]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22]關於“移情”,可參看Eric Schliesser,“Introduction: On Sympathy”,Eric Schliesser ed。Sympathy: A History(Oxford and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 “移情(empathy)是一個在20世紀被構築出來的詞,對應於德語Einfühlung,意為進入另一人的感知與情感。”

[23] Eric Schliesser,“Introduction: On Sympathy”,Sympathy: A History, p。3。

[24] Ryan Patrick Hanley,“The Eighteenth-Century Context of Sympathy fromSpinoza to Kant”,Sympathy: A History,p。172。

[25] Ibid,pp。175-177, p。183。

[26]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27]錢穀融:《人物談後記》,《散淡人生》,第265-266頁。

[28]錢穀融:《人物談後記》,《散淡人生》,第265頁。

[29]錢穀融:《人物談》,《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

[30]錢穀融:《“夏天裡的一個春夢”——談周衝》,見《錢穀融論學三種》,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頁。周衝:“她[四鳳]心地單純,她懂得活著的快樂,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勞動有意義。……”以及“我以為[魯大海及其他工人]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人努力,我們應當同情的。”

[31]錢穀融:《人物談》,《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

[32]錢穀融:《人物談——四鳳、魯大海、魯貴》,《文學評論》1979年第6期。

[33]同上。

[34]錢穀融:《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魯迅研究年刊》(1979),此文寫於1961年3月,改於6月。

[35]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36]在1956年中國受到普遍質疑的論述為馬林科夫《在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典型不僅是最常見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銳地表現一切社會力量的本質的事物。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瞭解,典型絕不是某種統計的平均數。典型是與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相一致的;它不僅僅是最普遍的、時常發生的和平常的現象。有意識的誇張和突出地刻畫一個形象並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發掘它和強調它。典型是黨性在現實主義藝術中的表現的基本範圍。典型問題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參看北京大學俄語系俄羅斯蘇聯文學研究室編:《關於及其思潮》,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頁。

[37]相關論文,參看李希凡:《典型新論質疑》(《新港》1956年第6期)、王愚:《典型和黨性》(《延河》1956年第8期)、林默涵:《關於典型問題的初步理解》(《文藝報》1956年第8號)、張光年:《藝術典型與社會本質》(《文藝報》1956年第8號)、陳湧:《關於文學藝術特徵的一些問題》(《文藝報》1956年第9號)、巴人:《典型問題隨感》(《文藝報》1956年第9號)等。

[38]錢穀融:《管窺蠡測》,《文藝報》1963年第3期。

[39]錢穀融:《“哦,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談周萍》,見《錢穀融論學三種》,第36頁。

[40]同上,第45頁。

[41]參看錢穀融:《作家·批評家·批評》,《上海文學》196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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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編輯:華東師大中文系 何卓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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