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專家解讀:漢代中國人和漢文化如何沿海上絲路走向世界

考古專家解讀:漢代中國人和漢文化如何沿海上絲路走向世界

印度尼西亞三發出土漢朝陶器。楊勇 供圖

中新網北京12月20日電 (記者 孫自法)“漢代是古代中國真正開啟國門走向世界的時代,研究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既要關注舶來品及‘舶來’的域外文化,更應注重‘舶出’的各種漢式文物及漢文化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楊勇研究員表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指兩漢時期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經南海前往東南亞及南亞等地的海上交通線。在當時,這是一條政治、外交和大型商貿之路,也是一條中外文化交流之路。

豐富深化漢代海上絲路認識

正在雲南羅平縣圭山墓群考古工地進行發掘的楊勇研究員,近日應邀透過影片連線在第三屆中國邊疆考古論壇上做《東南亞發現的漢朝文物與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學術報告並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他說,東南亞作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島嶼上發現大量與當時海上交通及貿易有關的考古遺存,其中就有不少來自中國的漢朝文物。

他指出,目前,在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地共20餘處遺址出土有漢朝文物,這些漢朝文物的出土,再現了漢代中國人和漢文化沿海上絲綢之路走出國門、邁向世界的歷史圖景,是研究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及中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而長期以來,關於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及相關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多以中國境內發現的各種舶來器物或異域文化因素的考察為主,對東南亞等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來自中國漢朝的遺物或漢文化因素卻少有問津。

因此,楊勇希望透過對東南亞發現的陶器、銅器、鐵器、玻璃器等漢朝文物進行收集和梳理,進而就其反映的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有關問題,包括當時海上交通的線路、港口以及對外交流的內容、貿易品種類和出海人員的構成等多個方面進行探討,以期豐富和深化對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認識。

他特別說明,在中南半島的東北部,發現許多漢式城址和墓葬以及漢朝文物,因其背景主要與漢朝的郡縣統治及行政管轄有關,故未列入討論。不過,越南中部沿海的情況稍有不同,這裡雖一度屬漢代日南郡轄區,但由於太過偏遠,且有些地方長期為海洋貿易中心和中轉港口,當地所出漢朝文物往往反映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很多重要資訊,所以需加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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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巴厘島潘坤帕遺址出土漢朝銅鏡。楊勇 供圖

東南亞發現哪些漢朝舶出文物

楊勇介紹說,東南亞目前發現和出土的漢朝文物主要包括陶器、銅器、鐵器、玻璃器等。泰國南部的克拉地峽是馬來半島上最窄的地方,因處在古代東西方海上交通的要道上,故分佈有許多與海上交通及貿易有關遺址。近些年的考古資料顯示,位於克拉地峽東岸的考山考遺址及塔差納縣境內一些遺址等,都有關於中國漢朝陶器出土的報道。這些漢朝陶器雖大多碎為殘片,但風格依然可辨,其大致分為兩類:一是漢代嶺南地區最為常見的幾何印紋陶,即漢代“嶺南型別陶瓷器”;二是江浙地區漢代流行的綠、褐色釉陶和方格狀席紋陶器,也稱漢代“江東型別陶瓷器”。

兩漢時期,陶器作為大規模遠洋貿易品的可能性不大。東南亞出土的這些漢朝陶器,推測是航海過程中用於儲存水和食物的容器,其或可說明,曾有不少中國人甚至中國的船隻到達過當地。而且從陶器種類看,這些中國人和中國船隻,既有從南海沿岸出發,也有部分可能來自江浙沿海地區。

東南亞發現的漢朝銅器以銅鏡居多,另有容器、炊具、印章、兵器、日常用具和錢幣等,主要見於越南、泰國、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其中,銅鏡年代涵蓋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從形制和紋飾看,它們都是由中國輸入,沒有類似於朝鮮半島、日本以及中亞等地發現的在當地製作的“仿漢鏡”,部分銅鏡的成分分析也顯示,其與中國境內發現的漢鏡相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漢朝銅鏡有不少都出自當地文化的墓葬中,因此,其作為貿易品出現在當地的可能性最大。

楊勇認為,漢朝銅鏡的海上絲路考古發現表明,在漢代海外貿易中,銅鏡很可能是黃金和絲綢之外的又一個重要的輸出商品種類。一方面,漢代鑄鏡業十分發達,當時的銅鏡產品不僅能夠滿足國內需求,而且還透過貿易等途徑不斷向域外輸出。另一方面,銅鏡既可以照容,又有很強的藝術觀賞性,對東南亞等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居民來說,無疑是一種很有吸引力的特色商品甚至奢侈品,因而可發揮較高的貿易價值。

銅容器和銅炊具方面,越南中部秋盆江三角洲一處墓地出土釜、盤、碗、鐎壺等6件銅器,這些銅容器和銅炊具與中國特別是兩廣、湖南等地漢墓所出同類器形制及風格均一致,應是由中國輸入。在柬埔寨波赫墓地,也發現一些經海上絲綢之路由中國漢朝輸入的銅碗和銅盤。

銅印章目前僅發現於泰國考山考遺址,為兩枚一套子母印,子印瓦鈕,印文不詳;母印龜鈕,陽文篆書,似“呂幼公印”四字。從形制特徵看,這套銅印章的年代約在西漢晚期至東漢,主人應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在古代中國,印章通常情況下作為隨身信物使用,“可以想見,在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上,既有前往漢朝的海外蕃客,也有很多出海冒險、打拼的中國人。考山考遺址出土的漢朝印章、陶器等遺物,便是重要見證。”楊勇分析說。

銅錢方面,越南秋盆江三角洲曾出土過一些中國漢代銅錢及新莽錢幣,泰國北大年港附近也發現過新莽銅錢,這雖然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貿易,但這些錢幣數量很少,加上海上貿易的不確定性,其似乎不大可能作為流通貨幣在當地使用,當地人收藏它們並將之隨葬於墓中,或只是出於好奇或賦予某種特別的含義。

銅鏃方面,泰國考山考遺址出土1件中國秦漢時期常見的三稜錐形銅鏃,推測由中國人帶來,也表明往來於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漢朝使團和商隊,可能因風險很大而配備武裝。

楊勇指出,鐵器方面發現較少,主要見於越南中部沿海的沙螢文化墓葬中,萊宜墓地曾出土過多件可能來自中國漢朝的環首鐵削刀;越南南部富和遺址曾發現1件據稱來自中國漢朝的鐵劍。

玻璃器則在泰國克拉地峽附近遺址出土不少,其中一些玻璃杯殘片從器形和化學成分看,很可能是產自廣西的漢代低鉀石灰玻璃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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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春蓬府考山考遺址出土漢朝銅鏡和銅印章。楊勇 供圖

東漢後中國與島嶼東南亞聯絡增多

楊勇指出,從漢代海上絲綢之路交通線路分佈看,越南的秋盆江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以及泰國南部的克拉地峽,是中國漢式器物發現最為集中的地方。顯而易見,這幾個地方都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交通節點,也是繁盛一時的貿易中心。

他說,克拉地峽作為馬來半島上最窄的地方,東西寬僅50餘公里。對古代的東西方海上交通而言,克拉地峽被學者形象稱為南海與孟加拉灣之間的一塊“踏腳石”,穿越它可省去繞行馬來半島南端的數月航程。許多中國漢朝器物出現在馬來半島的克拉地峽特別是其東、西兩岸,肯定不是偶然現象,表明漢代中國通往印度等地的海上交通路線,很可能採取了穿越克拉地峽的方式。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從海路前往印度,中途要經過距離很近的兩個國家,“步行可十餘日”,此段步行極有可能指的就是從陸上穿越克拉地峽的行程。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後,克拉地峽的地位和作用變得愈加突出,成為漢帝國通往南亞等地的重要通道。

楊勇認為,整體來看,東南亞發現的漢朝文物基本都是西漢中期以後,這與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及發展在時間上大體吻合。關於兩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和演化,印度尼西亞發現的漢朝陶器和銅鏡很值得關注。從年代看,它們大多屬東漢時期。這或說明,進入東漢以後,中國與東南亞島嶼地區(也稱“島嶼東南亞”)的聯絡開始增多,而且不斷有中國人和中國船隻到達當地,甚至有中國人開始在此定居。

可以推斷,漢代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以後,中國人對東南亞即南洋一帶的地理、民族及物產等有一個逐步認識和接觸的過程。如果說西漢時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環繞中南半島(即“大陸東南亞”)航行並溝通印度,那麼到了東漢,其走向變得複雜起來,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了通向東南亞島嶼地區的一些線路。

他表示,東漢王朝在南洋的開拓,也與當時國內外的形勢相適應:兩漢之際,隨著黃河流域移民大批南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也開始向東南方向轉移,這可能進一步激發了當時的海洋開發意識,並對東漢王朝在南海方向的進取戰略產生積極影響;就南洋地區而言,這一時期印度移民的東進,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蘇門答臘、爪哇等島嶼地區的開發以及當地與中國交往互動的熱情,《後漢書》記載的曾遣使漢朝的葉調國就是此時於當地崛起。

在此背景下,加上航海技術的進步,海上絲綢之路向這些地方拓展和延伸也就顯得理所當然。六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愈發興盛,除和建都長江流域、面海立國等因素有關外,兩漢時期在這方面的積極開拓顯然也是其重要基礎。

楊勇指出,近些年來,中國學界關於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取得顯著成果,但關注重點主要還是中國境內出土的各種舶來器物或文化因素,對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域外沿線發現的相關遺存、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器物或漢文化因素卻重視不夠,這一狀況顯然不利於揭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全貌,也妨礙了對其內涵的深入探討。

他強調,作為漢代中國人和漢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物證,對東南亞等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漢朝文物的關注和研究,應當進一步加強並持續下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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