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季羨林:佛教與儒家和道教的關係

文轉自:敘拉古之惑

讀文|季羨林:佛教與儒家和道教的關係

佛教與儒家和道教的關係

文 | 季羨林

在中國思想史上,

儒、道、佛

三家,一向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儒家起源於

孔子

,這是清清楚楚的。佛教源於

釋迦牟尼

,這也是毫不含糊的。獨有道教,雖然自稱是

老子

莊子

的信徒,漢初黃、老之道也曾盛極一時,但是漢以後的道教實際上卻是

張道陵

建立的。在這三家中,儒道兩家是土生土長的,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佛道二者都算是正宗的宗教。儒家一般不被認為是一個宗教。南北朝以來,籠統言之,稱之曰

三家

或者

三教

。陶弘景說:“

百法紛陵,無越三教之境。

”(《茅山長沙館碑》)。他是把三家都稱為“教”的。

我在這裡想談的是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一直到唐代玄奘時期三家的相互關係

先談

佛、道關係

佛教在漢朝傳入中國以後,自附於鬼神方術,這就同道教發生了關係。當時許多帝王,比如楚王英和桓帝並祭二氏。《後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傳》說:“

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資治通鑑》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書說:“

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

”但是佛道二家也有矛盾。

從理論基礎來看,

佛教有一整套的理論。道教的理論底子就比較薄,最初實在拿不出什麼成套的東西來。

它同外來的佛教碰頭以後,由於理論方面的矛盾(骨子裡是經濟方面的矛盾)兩者難免磕磕碰碰。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煉丹等方術以外,在理論方面根本不是佛教的對手。交手打了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道教徒於是就施展出以後常常使用的手法:

一方面拚命反對佛教;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襲佛教的學說。

《太平經》就是這種手法的產品。此外,還施展出一種以後也常常被人使用的手法:

你說浮屠好,他其實是中國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託生為釋迦牟尼。

《老子化胡經》就是這種手法的產品。這一部書傳說是西晉道士王浮所偽造,恐怕也是根據舊聞而加以創造的,是代表一種思潮的。連魚豢《魏略·西戎傳》也說:“

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圖屬弟子別號二十有九。

”可見魏時老子化胡的故事已經傳播。今天我們有的那一部道藏裡面剽竊佛經的地方,比比皆是,我們在這裡不詳細論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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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出關

道教在理論上雖然不是佛教的對手;但它是土生土長的,用它來對抗外來的佛教,最容易奏效。因此,它就常為統治者所利用。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

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與興隆,道教也許傳播不開。

漢族有一整套倫理教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這是統治的基礎。這當然是儒家思想,但道教並不違反它。而佛教卻偏偏破壞這一套。在佛教同道教和儒家的鬥爭中,這是對它很不利的一個方面。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規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這裡,原因並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樣是由於宗教信仰和學說的不同。如果這樣說,那只是皮毛之論。

關鍵是經濟利益。打擊別人,爭取信徒,也就是爭取佈施,爭取廟產。佛道鬥爭也不能例外。

我們在這裡講的漢末的佛道鬥爭,只能算是濫觴。這個鬥爭還一直繼續了下去,甚至可以說是與中國古代歷史相始終。南北朝時,北方元魏道教天師寇謙之(365—448)集道教方術之大成,又兼修儒教。他透過崔浩慫恿元魏太武帝摧毀佛法,教帝立崇虛寺,供養道士。但是道士本身實無方術可言,以後的皇帝又重佛法。至孝明帝時,佛道爭論於殿庭之上,道教幾敗。

周武帝最初也因循事佛,但又想勵精圖治,覺得佛道皆非其選,只有尊崇儒術,最後發展到滅佛的地步。所謂“三武滅佛”,魏太武帝是其一,周武帝也是其一。

在南朝,則有葛洪(284—364)、陶弘景(456—536)等重要道教代表人物。

葛洪著有《抱朴子》一書,提出了“玄”這一個概念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

他大力提倡服食丹藥、求神仙等方術。

陶弘景著有《真誥》一書。他也是一個著名的煉丹家,又是一個政客,號曰“山中宰相”。

葛、陶都大肆宣揚白日飛昇,得道成仙,長生不老。這種幻想恰恰投合了統治者的心意。在表面上與佛教的基本思想形同水火。佛教主張生為空幻,要追求解脫,追求涅槃,想要跳出“輪迴”,主張“無生”。因而引起了激烈的論爭。梁僧祐《弘明集》和唐道宣《廣弘明集》所載諸文與道家抗辯者幾佔三分之一。可見二者矛盾之尖銳。但是在骨子裡,二者差別並不大。

它們同世界上一切宗教一樣,都是兜售天國的入門券,不過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它們就有了互相學習,互相影響的餘地,能夠為同一個封建統治者服務。

李老君的誕生的奇蹟,完全是從釋迦誕生的故事抄來的。道教的戒律也完全是模仿的佛教。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嶽慧思(515—577)的《誓願文》又抄襲了道家,反覆提到神仙、芝草、內丹,想借外丹力修內丹,祈求長生。陶弘景的三傳弟子司馬承禎(647—735,貞觀二十一年至開元二十三年),吸收了北朝的精神,不重視煉丹、服食、法術變化的神仙方術,而偏重道教的理論研究,主張摒見聞,去知識,修心,主靜。在這裡,他顯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上面這幾個簡單的例子,就充分能夠說明佛、道兩家是如何互相學習、互相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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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

但是佛道的矛盾並沒有減少。到了唐初,這個矛盾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道教是民族形式的宗教,又得到唐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因此在兩教鬥爭中顯然佔了上風。在這時期,最突出的事件是所謂“

傅奕闢佛

”。傅奕生於梁敬宗紹泰元年(555),死於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他是隋與初唐的著名的無神論者、自然科學家。他做太史令,主管天文和歷算。也許因為他作過《老子注》,佛教徒就稱他為道士。唐彥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說:“

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黨其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

”其中可能有誣衊的意思,是“人身攻擊”。對我們來說,這無關重要。《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說,武德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

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短短几句話,卻說出反佛的根本原因。前兩句講的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後兩句講的是佛教破壞生產,逃避租賦。這二者都是封建統治者的命根子,是碰不得的。傅奕又說:“

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

”這是從理論上駁斥佛教的。唐道宣選集的《廣弘明集》中選了傅奕許多奏摺。這些奏本說:“

搢紳門裡,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

”又說:“

不事二親,專行十惡。

”他又說:“

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回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

”他又說:“

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

”這簡直是破口大罵,“人身攻擊”達到了極點。不過論點還是不出上面說的兩點:

一是維持封建倫理道德,維護封建秩序;一是保護生產力,保護國家財賦。

傅奕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可見他是站在道家和儒家的立場上向佛教猛烈開火,大有不共戴天之勢。

現在再談一談儒道關係。

上面已經談到,儒道兩家都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因此,即使有時也難免有點矛盾,但是總起來看,二者的關係是

比較融洽的

。中國曆來傳說,孔子是老子的學生。不管這是否是事實,它至少反映出二者關係的密切。

中國古代有幾個皇帝兼奉儒道。比如漢武帝是古代的明君。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他尊崇儒術,罷黜百家;但晚年卻求神仙,信方士,這就接近了道家。夏曾佑在所著《中國古代史》(第256頁)中評論秦始皇與漢武帝說:“

綜兩君生平而論之,其行事皆可分為三大端。一曰尊儒術,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此三者,就其表而觀之,則互相牴牾,理不可解。既尊儒,何以又慕神仙?既慕神仙,何以又嗜殺戮?此後人所以有狂悖之疑也。

”不管怎樣,這些例子都說明儒道兩家是可以並存、可以共處的。在以後漫長的歷史上,儒道兩家之間的關係,都不像它們同佛教的關係之緊張。長久的歷史事實證明了同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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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漢武

最後再談一談儒佛關係。

佛教初傳入時,儒佛沒有什麼矛盾。後漢牟融作《理惑論》,以通兩家之義。三國時代,康僧會本身是一個佛徒,卻力主調和兩家之論。據《梁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康僧會回答孫皓說:“

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

兩晉南北朝時,儒者或兼採佛教名理以自怡悅,或漠然置之,好像世間根本沒有這種學說。東晉時流行的玄學是儒家封建思想的表現。這時佛、儒兩家思想互相結合,互相補充,更看不出什麼矛盾。孫綽本是儒家,曾撰《論語註記》。又與名僧支遁遊,作《喻道論》,闡明孔釋本是一家。他說:“

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內外名之耳。

”此時儒門之士,多歸心佛法,而緇門佛徒,亦不廢儒學。所謂廬山十八高賢中的雷次宗、宗炳等都以儒者而修持淨土。慧遠以高僧而深研儒學。這是最典型的例子。蕭梁時,兩教並重。這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實。北齊顏之推,儒釋並重。隋王通以儒者而推崇釋、道,大有融合三教之勢。

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許多義學高僧都出身於儒家士族,這些家族成員中一旦失勢,又往往寄情於佛學。其中訊息,耐人尋味。

這些人在轉入釋教以前,已有儒學和玄學的修養。儒、佛二者關係之密切也概可想見了。

玄奘本人就出身於儒家

在這時候,佛教主要攻擊的物件是道教,對於儒家則很少敢於非議。

因為儒家是欽定的,非議儒家就等於非議朝廷。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只要有機會,佛家總對儒家射上幾支冷箭的。比如華嚴宗判教: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五教之外,還有最低的教:道、儒。在這裡佛家把儒家放在最低的地位上。

有點諷刺意味的是,儘管華嚴宗判教,把儒家判到最低階;但是,宋朝的理學家程、朱之流則拚命抄襲佛家學說,特別是華嚴宗的學說。

程、朱宣揚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實際上就是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思想的翻版。

唐朝儒生反對佛教,態度比較一致,理論比較膚淺。

最著名的闢佛者是韓愈,他就是膚淺的典型。從他的名著《原道》來看,他大概並不大通佛理。他只是從保護民族文化,堅持中國的學術傳統,就是所謂道統,維護儒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修養經來反對佛教。佛家只講個人修行,不關心國家大事。這一點使儒者韓愈很不滿。一個人一出家就不再從事生產,統治階級的剝削和經濟利益就會受到損害。這一點更使韓愈不滿。他因此就闢佛。他是以唯心主義來反對唯心主義的。他的闢佛實與哲學體系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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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

柳宗元和劉禹錫情況差不多。他們基本上都是唯物主義者,但是都尊崇佛教。柳宗元說:“

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

”(《送巽上人序》)可見其愛佛之深。劉禹錫也把儒、佛並提,毫無闢佛之意。他又認為

儒家“罕言性命”,適合於治世;佛家講心性,大悲救諸苦,是有神論,適合於亂世。

總之,他們倆以唯物主義者而崇信佛教教義,可見也與理論體系無關。看來,他們不過是想在彼岸世界(涅槃)尋求精神安慰而已。

唐代的儒佛關係,當然不限於上面講的這些情況,也不限於韓愈、柳宗元和劉禹錫幾個人。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整個的中國思想史上,儒、佛的關係都佔有一定的地位,其間的關係,也是很錯綜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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