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墨子、柏拉圖的理想國,人類進入高階文明鑰匙,可惜丟失了

人類經過數萬年的“野蠻進化”,終於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即德國哲學家卡爾 雅斯貝斯稱之為的“軸心時代”,東西方出現以中華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猶太文明為核心的人類文明突破。

在“軸心時代”,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哲學家: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老子、墨子、孔孟等諸子百家。

這些大師們,從萬物的起源、人類的意義、生命的本質、世界的關係、社會的進步及經濟發展等等,從宏觀到微觀,都作了詳實而全備的探索。這些探索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比如哲學、幾何學、邏輯學、物理學等,至今仍然是我們課堂上需要學習的東西。

此外,西方工業革命的變革,正是得益於從中世紀黑暗中走出來的科學家,迴歸到古希臘文明中,挖掘到科學的秘密。

不過,直到今天,人類對“軸心時代”的探索和拓展,還只是冰山一角,也只是停留在以科學發展為核心的部分,而對於國家治理,僅僅是一種概念的繼承和淺層次的效仿。唯有中國近年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有點“軸心時代”的文明影子。

而在這方面的卓越貢獻者,分別是古希臘文明的柏拉圖“理想國”思想、中華文明的孟子“仁政”思想、墨子“尚賢”思想。

深入研究這三位大師後,我們發現,這三位大師都以本質的相同,為人類找到了進入“高階文明社會”的鑰匙,只可惜被人類弄丟了。或者說,其實人類社會早在“軸心時代”,就已經有了進入高階文明的機會,如果人類能夠及時發現這些價值並付諸於行動,或許人類社會能提前千年進入高階文明。

以下我們就深入討論孟子、墨子、柏拉圖的社會政治思想。

孟子、墨子、柏拉圖的理想國,人類進入高階文明鑰匙,可惜丟失了

孟子、墨子、柏拉圖的社會政治思想核心:選舉“智者”為國家管理者

在社會政治方面,孟子首先提出“仁政”的思想理論,即“仁者無敵”。其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進一步,他說:“天子不能與天下與人”意思是天子沒有資格按自己喜好將天下給人治理,他認為只有“天”才有資格將“天下與人”,這裡的天指的是民。

因此,孟子在《梁惠王上》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曰,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也就是說,在選拔人才問題上,不是由君主個人的好惡來決定,而應該由全體國人來決定。

在這裡,孟子否定了當時普遍認為“天下是君主的”的意識,這其實就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特徵: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天下只有人民選拔的“智者”才能為管理者。

梁啟超先生就認為孟子這一思想具有西方近代民主的因素,他在《古議院考》中就說:“《洪範》之卿士,《孟子》之諸大夫,上議院也;《洪範》之庶人,《孟子》之國人,下議院也。”

在這方面,墨子比孟子更激進,其提出的:“尚賢﹑尚同”的政治思想,就是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而人民則要服從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義”,天下人都要相親相愛,反對強凌弱的戰爭。

有許多學者認為,墨子的“尚同”“尚賢”理論,特別是“尚賢”與西方“民約論”“社會契約論”有相近似的含義,這種理論的代表者也是梁啟超先生。

在這方面,柏拉圖更是在《理想國》裡明確地裡闡述了治理國家的人應當是哲學家,即“哲學王”。在這裡,柏拉圖分析了這個世界是由理念世界和物質世界構成,理念世界是真實永恆的世界,而物質世界是短暫虛幻的世界。柏拉圖說,比如一張桌子的誕生,是基於人腦海中的理念原型(想象)誕生的,那麼現實的桌子會毀壞,而人腦海中的桌子卻不會。

柏拉圖以此思維為基點,構建了“理想國”政治理想。他認為,哲學傢俱有完美的德行、高超的智慧、正義的自覺操守、還有豐富的想象力。因此,只有哲學家,才能認識真實的世界(理念世界)。

柏拉圖曾透過一個“洞喻故事”來說明:一群人在一個山洞中,在他們背後有一堆火,火光將他們的影子投射在洞壁上,這些人只能看到那些影子,其中有一個人走出山洞(寓意掙脫自我枷鎖),看到了太陽照射下的明更加明亮的世界(真實的世界),他回來跟大家說,大家不相信,因為他們只看得到眼前洞壁上的影像。

在這裡,我認為可以將這個“洞喻故事”理解成一種對自我的探索,很多人只能陷在“小我”的眼前利益爭奪之中,而哲學家卻能突破“小我”,在“大我”的境界中看到更理想的世界(或說比爭奪眼前利益更有利益的世界)。說白了,就是哲學的智慧更高,能看清事物本質。因此,柏拉圖提出,只有哲學家掌管政權,才能按理念世界的指引去公正、完美地治理國家,創造出高度和諧的文明國度。

簡單說,孟子、墨子、柏拉圖的政治觀點,都是要讓“道德高尚、學識淵博、智慧多才”的人來充當君王和管理者,這就意味著平民百姓也能參與國家管理,只要他才高八斗,這與封建世襲制、家天下、帝王憑喜好選拔人才的觀念對立。

那麼,孟子、墨子、柏拉圖提出來的政治思想真的是“烏托邦、空想主義”嗎?下面我們接著分析。

孟子、墨子、柏拉圖的理想國,人類進入高階文明鑰匙,可惜丟失了

孟子、墨子、柏拉圖政治思想並非烏托邦、空想主義,而是進入高階文明的鑰匙?

顯然,要討論孟子、墨子、柏拉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實用性有多大,我們先要明白什麼是高階文明。因為,政治思想的終點是要引領社會進入高階文明狀態。

眾所周知,高階文明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結果,意味著全人類社會高度協作,是一個無等級之分、無貧富之分的美好社會,並共同承擔和解決人類面臨的生存問題,而非靠損人利己(侵略戰爭)的行為來求利益。

百科介紹說:高階文明誕生的前提,就是需要生物智慧、道德進步達到相當的高度。

也就是說,人類實現高階文明,需要人類的智慧、道德同時達到很高的地步。

當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孟子、墨子、柏拉圖為什麼要讓“仁者、賢才、哲學家”來治理國家的原因了。因為,這些人正是智慧和道德兼具的人才。

用孔孟、墨子的話說,我們需要堯舜那樣的聖人,由此他們提出了“人人可為堯舜”,言下之意就是人人可以成為國家管理者,而非皇親國戚的專權(非小部分人)。可以說,孔孟、墨子看到了社會混亂的原因正是小人作祟(即無德者在尊位),而這樣的人一是沒有智慧,二是自私自利又貪得無厭,從而導致社會紛爭不斷,而民不過是他們的用來實現自己慾望的工具。

用柏拉圖的話說,只有哲學家才能看到理念世界,從而才能建設完美的建造現實世界,簡單理解,只有哲學家級別的人才有想象力創造美好的東西。

舉個例子,比如很多偉大的企業家其實都是擁有很高的哲學意識,就像蘋果的喬布斯,他本身是一個追求哲學的人。因此,他能想象到蘋果科技產品的原型以及消費者的內在需求,所以為什麼蘋果是科技產品的開創者,因為只有喬布斯的頭腦裡有那個理念模型(可以說是想象)。

再舉個例子,比如普通開建築設計師和大師級別建築設計師的差別,就在於哲學意識高度不一樣,這就決定了建築師的想象力。建築大師設計出來的房子往往就具有美感、讓人看了充滿愉悅、快樂——這就是符合人類心理需求;普通設計師缺乏藝術眼光及人類心理的哲學洞察,所設計的樓盤往往沒有一點生活的氣息,整個環境給人一種壓抑、封閉、冷冰冰的,我們可以肯定,全世界這樣的樓盤一定是普通設計師乾的(當然有的是迫於開發商想要多賺錢的壓力,所以房子越多越好,但如果這樣的話,那設計師在有能力設計好的房子但為了錢委曲求全,這又是不道德了)。所以,如果社會只用建築大師來規劃城市、設計建築,不難想象我們的城市會有多美好。

所以,透過對比,我們就很清楚孟子、墨子、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是多麼的高階,多麼的超前,這正是通往高階文明的正確路徑。

但歷史卻在這裡閃了一下腰,讓全人類走了另外一條路,柏拉圖的理想國,隨著希臘民主被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方經歷了千年之久的“中世紀黑暗”,柏拉圖更是淪為“烏托邦、空想主義”的代表。

孟子則是被打壓千年之久,直到宋代,才在朱熹推出來,但很多思想仍然被壓制和刪減,傳說朱元璋就認為孟子有些思想不和適宜,所以進行了和諧的刪減。

而激進的墨子,更是直接在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集體沉淪,其科技貢獻卻被運用於秦始皇的各種征伐以及政體建設中,秦始皇陵高階的技術就是其中之一,而其民主思想卻被碾壓在歷史車輪之下。事實上,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破壞,讓中華文明再也迴歸不了“百家爭鳴”的那個偉大時代。

試想,假如這個世界從“軸心時代”開始,都是由哲學家來掌控的,他們的聰明智慧和正義堅持就會讓他們攜手解決問題。比如溫飽問題,他們會用智慧在技術上解決,而不是靠智淺謀短、利慾薰心的小人政治家,動不動就發動戰爭來解決,從而導致生靈塗炭。

當然,很大程度上,當時人類認知水平普遍狹隘,很多人被封建帝王意志所捆綁,自然而然就走進封建帝王的籠子裡。

孟子、墨子、柏拉圖的理想國,人類進入高階文明鑰匙,可惜丟失了

人類未來的希望:在於找回孟子、墨子、柏拉圖“理想國”的鑰匙?

我們翻開“失去孟子、墨子、柏拉圖給我們的這把進入高階文明鑰匙”的歷史,可謂是一部災難史的連續劇:戰爭迴圈、朝代更迭,自然災害、貧窮飢餓、病菌等等,一次又一次以同樣的方式襲擊人類。

直到如今,全世界還處在這種狀態之中:中東的戰火已經曠日持久、印巴的領土爭端、恐怖分子此起彼伏、氣候變暖、新型病毒爆發、非洲的溫飽問題、文明衝突、精神危機……

但令人悲痛的是,我們彼此傷害和損毀的才能,已然可與人類非凡的經濟和科學進步相媲美。

自從兩枚原子彈在日本廣島和長崎爆炸之後,所謂人類現代文明的輝煌成就,就是以製造自我毀滅的更高階手段為前提。地球淪為一種“資源”,而非家園;核武器逐日升級;利益衝突越來越激烈;環境日益惡化(近期日本還計劃把數百萬噸的核汙染物排進太平洋)……

其實,這些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人類認知問題,也就是生物智慧和道德的殘缺所導致的問題。無論如何,關於人類生存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人類如何與同胞相處沒有找到“大同”點,歷史照樣會一如既往地令人悲哀。

因此,對於現今的困境,我認為把眼光放到“軸心時代”,放到孟子、墨子、柏拉圖為代表的聖賢身上,或許我們可以在那裡找到啟示。

人類從來不缺智慧,缺的是放下自我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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