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冤了!因為金庸,我們誤會了他60多年…

太冤了!因為金庸,我們誤會了他60多年…

他推崇“三教合一”,將儒家仁愛為本兼善天下學說,以及佛教善惡輪迴報應義理引入道教。

文/班布林汗

論歷史人物進入小說被嚴重醜化,人們最熟悉的恐怕是三國時的周瑜了。原本是“器量廣大”“雅量高致”的佳公子,歷史上留下“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佳話的一代名將,在《三國演義》中卻成了嫉賢妒能、耍小聰明“賠了夫人又折兵”,最後在“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嘆中活活氣死的小丑型人物。周瑜泉下有知,看了《三國演義》怕是棺材板都摁不住了。

不過若要比慘,還有後來者居上的。全真教一代宗師,對中國道教發展有里程碑貢獻的尹志平,在金庸的《神鵰俠侶》中則成了猥瑣的強姦犯,使主角楊過和小龍女飽受情劫之苦,讓多少金迷唾罵不已。金庸先生在修訂作品時,將尹志平的名字改為虛構的甄志丙,但畢竟原作影響太大,尹志平的名聲已經難以挽回。

周瑜有《三國志》為其正名,而埋沒在道教史料裡的真實尹志平不太為人所知。

儒學世家神童

尹志平是丘處機之後的全真教第六任掌教。尹志平,字太和,出生於1169年。尹氏家族本是“滄州大族”,後遷到山東萊州(今山東掖縣)。尹家是儒學世家,尹志平的先祖曾經有七人登進士第。

與眾多歷史上的宗教名人一樣,尹志平自幼便有著異於常人的稟賦。3歲時,便能“見聞之事,耿耿不忘於懷”,5歲入學,便“能記《孝經》《論語》二經,雖使日記千餘言,猶有餘力”,可謂是個神童。

太冤了!因為金庸,我們誤會了他60多年…

雖然以學習儒學開蒙,家族又是以儒傳家,但尹家也有陰陽學的家學傳統,尹志平的祖父深諳此道。尹志平受其影響,生來“清明氣貫,性與道合”,乃至於志向也不再是學儒入仕,而痴迷於玄學。少年日常所思,都是“祖先悠悠,不知所往,人之有死,亦自不知所歸”的問題,經常“坐於大桑之下,仰觀俯察”,以至於“心思惘然”“不覺心形俱喪”。

14歲的尹志平,遇到在濰陽行化的“全真七子”之首丹陽子馬鈺,就想跟從馬鈺出家修道,但家人極力反對。尹志平從家中逃出,跟隨馬鈺,但馬鈺不過一年便去世了,尹志平只能自己修煉。19歲時,他被家人強行召回,鎖在房中逼其放棄修道之念。可尹志平堅決不改修道志願,多次逃出,父母見難移其志,只得答應他出家。19歲的尹志平遂走出家門,拜在全真七子中長生子劉處玄門下,成為一名道人。

修道過程中,尹志平雖然求教於全真七子馬鈺以及劉處玄,但並未正式拜師。直到1191年,22歲的尹志平拜長春子丘處機為師,被收為入室弟子,這才算正式進入全真教。

丘處機對這位極為聰慧的弟子寄予厚望,要求他“出入雖跬步,嘗裂心,爾宜精進體之”,對他“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將道法真傳傾囊相授。尹志平不但受業於丘處機,而且四處巡遊,在山東各地行化,先後問道於全真七子之中的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王處一與他“握手談道,授以口訣”,郝大通更是為他解說《易經》,傳授他“皆世所未嘗聞”的心法。

可以說,全真七子中最有道行的馬、丘、劉、王、郝五位都指導過尹志平,所謂名師出高徒,合五位名師之力,尹志平很快便“真理融會,心光燁然”,其聲名也傳佈四方,“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金朝濰陽千戶完顏龍虎,更是將自家花園捐給尹志平修建道觀駐錫,尹志平遂有了自己主持的道觀“玉清觀”。

作為玉清觀住持,尹志平以身作則,“領從耕稼,竭力管谷師友”,從而獲得老師丘處機的讚賞。尹志平主持玉清觀期間,丘處機長期寓居於此,師徒二人關係更為親密。

當成吉思汗請丘處機西行之時,最終促成丘處機應召的便是尹志平。成吉思汗的使者劉仲祿是透過尹志平才得以見到丘處機的,所謂“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在尹志平“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的勸諫下,原本“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的丘處機才“決計北上”。丘處機啟程西行時,尹志平更成為隨行十八弟子之一。

西行路上,尹志平是丘處機的重要助手,一路照顧著古稀之齡的師父。西行結束,回到中原後,尹志平沒有和老師一起居住在燕京,而是繼續在山東等地傳教,並正式獲得了“清和真人”的道號,從此被尊稱為清和子。

尹志平不僅是丘處機宗教上的弟子和傳承者,在政治上也是老師最堅定的追隨者。他堅持用宗教教化統治者,並利用宗教身份盡力去拯救戰亂中的生靈。1223 年,山東出現民變,蒙古朝廷準備出兵征討。丘處機“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於是讓尹志平前往招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尹志平在山東有著崇高威望,因他的招慰,各地百姓“聞者樂附”,從而“所全活者甚多”。

光大全真教

雖然尹志平不是丘處機的大弟子,跟隨丘處機的時間在弟子中也不是最長,但他的修為卻在丘門弟子中是佼佼者。因此,丘處機希望他將來能擔起教門之責,“吾宗教託付,今見人矣”。

丘處機去世後,因大弟子趙九古已先於他去世,因此留下遺命,讓二弟子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但宋道安年事已高,因此推舉尹志平為掌教:“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吾領之也。”尹志平雖再三推辭,但因教眾合力勸進,遂繼任為全真教第六任掌教。

尹志平執掌全真教後,全真教又上了一個臺階。他完善了全真教傳承脈絡,設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郝大通、王處一、孫不二七位前輩靈位致祭。這與過去教內普遍只承認“四子”(即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為王重陽的嫡傳弟子不同,他將郝大通、王處一和孫不二與“四子”平等對待。

這麼做的意義,趙衛東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論》中指出:“這無疑有利於增強全真道各系弟子對教團認同感,也利於增強他們對長春宮祖宮地位的認同”。正是從尹志平開始,後世為人所熟知的“全真七子”才正式形成。

1232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窩闊臺御駕親征,討金朝之河南。凱旋而歸時,尹志平率道眾到順天(今河北保定)相迎。窩闊臺在行宮內接見了尹志平,“賜座宣慰,諄復良久命退”。窩闊臺像其父成吉思汗尊敬丘處機一樣,對尹志平相當尊敬。

1235年,窩闊臺修建的都城哈剌和林建成,窩闊臺汗下旨命尹志平、李志常選高道到哈剌和林傳教:“皇帝聖旨道與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識李志常:我於哈剌和林蓋觀院來,你每揀選德行清高道人,教就來告天住持。仰所在去處齎發遞送來者。”這昭示了蒙古汗廷承認了尹志平的掌教地位,也意味著新任蒙古統治者延續了成吉思汗對全真教的支援政策。

1233年春,尹志平前往北京路(治所在今內蒙古赤峰市西南)講道、作醮,所過之地,“官庶出迎,望塵羅拜,以為希遇”。北遊講道回到燕京不久,尹志平又西入秦晉傳教。

在山西,他將崞州神清觀、沁城神霄宮、平遙太平興國觀、忻州通仙觀、定襄重陽觀、前高山玉虛白雲洞、平陽玄都觀等宮觀收為全真教道觀。他將全真教勢力大為擴張,使山西當地的全真道教眾人數和宮觀數量飛速增加,百餘縣中幾乎均有全真道派在活動並建有道觀。

進入陝西后,尹志平感嘆:“諸路宮觀,綽有次弟,獨終南祖庭荒廢,無人修葺。”他開始著力恢復全真教祖庭,經過努力,終南山全真教祖庭靈虛觀得以恢復。大量宮觀如終南山上清太平宮、樓觀宗聖宮、驪山華清宮、重陽成道宮、華山雲臺觀等等,被修復和重建,以輔翼祖庭,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祖庭宮觀群。陝西又成為全真教重鎮。

傳教修觀的同時,尹志平還集中教眾力量,編修《道藏》。從1237年開始,他派人四處蒐羅遺佚道經,由其弟子秦志安於平陽(山西臨汾)玄都觀總其事。秦志安在平陽玄都觀和李志全等人,將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道書校讎補訂完整,並立二十七局,役五百多工,經過7年努力,於 1244 年編纂完成。

新《道藏》共計七千餘卷,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仙、婺仙”及全真道各祖師的文集、語錄及道典,仍稱為《玄都寶藏》。《玄都寶藏》經板初藏於平陽玄都觀,後來純陽萬壽宮落成,經板才移入其中。當時刻印一百二十藏,分藏各名山大觀。

《道藏》的編纂完成,不但昭示了全真教是道教正統,而且為文化傳承貢獻甚大。民國大學者陳垣先生便認為,《道藏》的編纂“將以承道家統緒,留讀書種子也”。

功成身退

尹志平對全真教發展居功至偉,但他畢竟是修道之人,“素厭冗劇,喜山林”,對於掌教之職有不堪重負之感。

當年丘處機去世時,全真教眾藉著葬禮,擴大丘處機駐錫的長春宮(今白雲觀)。但在修繕觀中處順堂時惹了大禍,因其中壁畫有老子西行化胡的內容,被人誣告為“繪事有不應者”,是對蒙古皇室不敬,結果導致尹志平被捕。

所幸尹志平的副手李志常挺身而出,指出尹志平只是負責傳道,而教中具體事務是由自己主持,“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主動代替尹志平入獄。李志常每年都要前往蒙古國都哈剌和林,與蒙古皇室交往甚密,被尊稱為“仙孔八合識”(師尊)。經他斡旋,尹志平才被釋放,全真教與蒙古汗廷的這次衝突也不了了之。

以此事可以看出,尹志平注重於傳道弘法,濟世救民,並不熱衷政治,也缺乏應變能力。他曾說:“自黃帝玄元以來,未有今日道門隆盛,若大明照宇宙,薰風遍區夏,實自我重陽札之,長春恢弘之。吾本樂幽棲,不交涉世務,每痛暫忝竊法席,有年於茲,宜當急流勇退。”因此在完成眾多大事之後,他屢屢請辭掌教。

1235年,尹志平寫信給師弟馮志亨,指出:“予年邁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況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來,汝當果斷,時不可不順。”他打算把掌教之位傳給馮志亨。

馮志亨字伯通,號寂照,是丘處機很信任的弟子之一,也是尹志平任掌教時的重要助手,以才德見稱於士人。但與李志常相比,馮志亨自感大有不如。李志常管理教中事務已十餘年,“知之者不惟玄門道眾,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是必然的掌教接任人選,“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馮志亨堅決推辭,尹志平遂決定將掌教之位傳給李志常。

因為教眾的反對,請求“姑待歲時”,尹志平又任掌教三年。1238年,尹志平終於說服了教眾,正式讓位,於“上元日,作大醮,授大宗師法印”於李志常,自己隱居於五華山。

退休後的尹志平偶爾雲遊傳教,主要還是住五華山和大房山,往來於五華觀和清和觀之間,遊山戲水,隱逸山林。這樣清靜無為的生活更符合他的性情,在《身退三絕寄燕山同道》詩中,他寫道:“心退應當即有年,而今身退兩俱全,玄玄妙妙忘談論,淨淨清清合自然。”他對閒適生活相當滿意。

尹志平雖不再是全真掌教,卻是當時道家第一人,朝野公認的“真人”。每做道場,就會“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一旦出行,便是信眾“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的景象,影響力絲毫不減。蒙古朝廷也不會忘記他,在他81歲時,“特旨賜清和演道玄德真人號,又賜金冠法服,改觀為宮”。在丘處機的道觀被成吉思汗敕名為“長春宮”後,尹志平也得到了相同的待遇。

退位13年後,公元1251年,尹志平“晨起沐浴更衣,命作大齋,抵昏歸正寢,奄忽而登真矣,道壽八十三歲”。尹志平功成身退,聲望卓著,又得享遐齡,人生是很圓滿的。其身後,全真教卻走了下坡路。

繼任掌教的真常子李志常是“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之人,且對發展教務更為得心應手。他使得全真教“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莫,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甚至“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嶽”,可謂是烈火烹油,風光無限。

然而,李志常過於注重於實務,為了保持全真教的獨大地位,對日益崛起的佛教過於打壓。他不但縱容各地弟子侵佔佛寺,還大力鼓吹《老子化胡經》,刊行《老子八十一化圖》,將佛教說成是老子西去教化胡人產生的宗教,即所謂“佛本因道而生”,希望將佛教壓制於道教之下。

全真教因為勢力過於膨脹,已經受到蒙古皇室猜忌。而這種打壓佛教的行為,也受到主張各教平等的蒙古皇室的不滿。尹志平去世4年後,1255年,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主持了一場佛道大辯論。

此次大辯論參加者共達七百餘人。佛教一方以少林寺雪庭福裕禪師為代表,參加者有“那摩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等三百餘僧人。道教一方則以全真教張志敬為首,計有“道士張真人、蠻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

此外,儒士姚樞、竇默、廉希憲、張文謙,以及蒙速速、沒魯花赤等二百餘人也列席了大會,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證義”。大會確定由佛道雙方各出十七人參加主辯,規定處罰為:“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為釋。”

辯論以全真教的失敗而告終。具體的辯論過程不得而知,因為全真教的辯論言論沒有記載,《至元辨偽錄》只記載了佛教徒對道教徒的詰難,以及忽必烈與姚樞等人的助陣。可想而知,這場辯論是皇室、儒家和佛家一起對道家的圍攻,即使丘處機、尹志平在世都未必能夠應付,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既然敗北,全真教不得不焚燬大量誹謗佛教的經書。按照《至元辨偽錄》記載,如《化胡經》《猶龍傳》《太上實錄》《聖紀經》《西升經》《出塞記》《帝王師錄》《三破論》《明真辨偽論》《輔正除邪論》《十小論》《辟邪歸正論》《齕邪論》《三光列記》《三教根源圖》《道先生三清經》《九天經》《赤書經》《上清經》《赤書度命經》《十三虛無經》《藏天隱月經》《南鬥經》《玉緯經》《靈寶二十四生經》《歷代應現圖》《歷代帝王崇道圖》《青陽宮記》《紀勝賦》《玄元內傳》《樓觀先生內傳》《高上老子內傳》《道佛先後論》《混元皇帝實錄》《十異九迷論》《欽道明證論》《謗道釋經》《五公問虛無經》等數十部道教經書在憫忠寺正殿之西南筑臺被燒燬。

這次打擊對全真教而言已經算得慘重,但與25年後的第二次佛道辯論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1280年,此時元朝已經建立,元世祖忽必烈再次舉行了佛道辯論,全真教再次敗北。結果被下令“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並印板,盡宜焚去”。

兩次失敗,兩次焚經,許多道教經典就此失傳,這對道教書籍在後世的流傳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後來明朝刊印的《正統道藏》卷數比《元藏》卷數少了二千五百卷,可見損失之慘重。

尹志平推崇“三教合一”,將儒家仁愛為本兼善天下學說,以及佛教善惡輪迴報應義理引入道教。他雖大力發展自家教門,並不刻意打壓其他宗教。其後繼者不肖,忘記了“悟萬有皆虛幻”的教義,乃至於爭強鬥勝,結果慘遭打壓。全真教失去了獨尊地位,尹志平苦心編纂的《道藏》也因此慘遭破壞。

不過,全真教講究“性命雙修”,對於心性的重視是對傳統道教的最大革新之處,主張心性清淨,不為物轉,超越對外物的執著。尹志平作為全真教一代宗師,也許不會對這些太過在意。

數百年後,一部武俠小說讓尹志平再次名聲大噪,卻是惡名,成為閭巷之人所不齒的猥瑣之徒。即使尹志平再清靜無為,恐怕也難免痛心疾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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