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苑翰墨 鸞翔鳳翥——瀋陽故宮博物院藏翰林書法概述

翰墨侍君

翰林,為古代官職名稱,最早出現在唐朝。當時在禁中置翰林院,內充文詞、經學、卜、醫、棋、術等各種專門人員。他們定期入值當班,待詔於院中,因有參與機要之機而號稱“內相”,有實權。翰林院經過宋、明的發展,及至清代,更成為一個專屬部門,執掌完備,人才輩出。清代的翰林院,主管編修國史,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進經史,以及草擬有關典禮的檔案,其長官為掌院學士,以大臣充任,下屬官有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統稱為翰林。“自古儒學之臣或以文章備顧問或以筆札司紀載,莫不替毫洱管,出入承明,與他曹之專治案牘者較為地近而職清,故歷代以來最稱華選。”翰林官位雖為清職,但因接近皇權中樞,有機會以詩文翰墨近侍帝王而地位顯赫。

據《康熙起居注》記載,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諭大學士:“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於翰林院內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但伊等各供厥職,且住外城,不時宣召,難以即至。著於城內撥給閒房。停其升轉,在內侍從數年之後,酌量優用。再如高士奇等能書者,亦選擇數人同伊等入值。”

康熙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乙未上又問曰:“素聞爾習書法,試寫幾字來看。”傅達理謝不能。上命侍臣取紙筆至,命速寫來看,傅達禮書唐詩一首,呈覽,上嘉獎之。

十二年三月初四,達禮奏曰:“皇上書法端楷,盡善盡美……但人君之學,與儒生不同。”上曰:“亦非專工書法,但暇時遊情翰墨耳,爾言朕知之矣。”

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詹事沈荃進呈奉旨草書,千字文《百家姓》,學士沙喇裡率同啟奏。令沙喇裡傳諭曰:“朕素好翰墨,以爾善於書法,故時令書寫各體,備聯模仿玩味。今年內將所書之字賜汝,非以為佳,但以模仿爾書,故賜汝觀之,剎目似否?”

可見,博學善書的翰林透過入職兩書房、經筵日講及其他朝廷政治文化活動,與帝王接觸,從而施展書藝、以翰墨侍君,甚至書墨交流。

清代翰林,多以科舉優勝而入,於是成為引領書風之翹楚,其書風又與帝王喜好相關,在當朝備受推崇。

如康熙皇帝崇尚董書,南書房入值的翰林如沈荃與沈宗敬父子、王鴻緒、陳邦彥等多是習董書者。至乾隆朝,高宗又推崇趙孟頫書法,因此趙、董書體身價大增,一般書法家只奉趙、董為典範,而二人書法又以規整柔弱為特點。而清代翰林書法受科舉考試中館閣書風的影響,融入了靡弱妍媚之氣。在清代的不同時期也出現了不同的審美取向。清代翰林群體較大,書法傳世較多,瀋陽故宮博物院亦有大批收藏。除康熙時期南書房翰林書法作品外,有乾隆時期張照、梁國治、彭元瑞、董誥、曹文埴、王傑、劉墉、汪如洋等人的書法作品。還有嘉慶時期,姚文田、吳信中、黃鉞、程恩澤;道光時期,祁寯藻;咸豐時徐郙,以及清代狀元于敏中、秦大士、茹棻、石韞玉、潘世恩、顧皋、蔣立鏞、陳繼昌、鈕福保、翁曾源、劉福姚等翰林的書法作品。這些翰林書法作品多以對聯、手卷、中堂等形式表現。內容上有給帝王的臣字款書法作品,也有答謝或贈予友人的書法作品。風格或崇尚董趙,或以顏字為底趙米兼之,或變歐變柳,或清後期多學北碑。綜觀翰林群體的書風變化,可窺見一個時代政治文化、審美追求和生活情趣。

帖學為本

清代前中期,尤其是康乾時期,帝王尚帖學,書學推崇正統,從追“二王”到臨“董趙”,整體書風呈現出工整勻稱、端正秀雅的面貌。這種風格的形成是能否“昭敬謹之意”、衡量“善書”的表現。

御苑翰墨 鸞翔鳳翥——瀋陽故宮博物院藏翰林書法概述

清 陳廷敬 七言聯 130×30cm×2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晚號午亭,清代澤州府陽城(山西晉城市陽城縣)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後改為庶吉士。有很強的帖學功底,是清代初期的代表性書家,更是一個善於融會貫通、博採眾長而又創新不足的書家。他是清初學者型書法家,詩文也精工。從院藏《清陳廷敬行書七言聯》看,有元代趙孟頫和明代董其昌的元素,其外貌圓潤而筋骨內涵,點畫華滋遒勁,結體寬綽秀美,點畫之間彼引呼應十分緊密。外似柔潤而內實堅強,形體端秀而骨架勁挺,這都是受到了前人筆法和結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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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查昇 五言聯 120×27cm×2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查昇,字仲韋,號聲山,浙江海寧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康熙帝選儒臣侍值以備顧問,他經薦入直南書房多年,累遷至少詹事。院藏《清查昇行書五言聯》《清查昇行書北山移文字卷》書法秀逸,得董其昌神韻,對聯尤為精妙。康熙帝稱讚說:“他人書皆有俗氣,惟查昇乃脫俗耳。用工日久,自爾不同。”查昇辦事又謹慎勤敏,備受器重,康熙帝賜書、畫、御筆、硯臺,賜第西華門,並御書“淡遠”堂名。品行高潔,待人不分貴賤,一視同仁。四方求書法者甚眾,他經常在晚上燃燭揮毫。

御苑翰墨 鸞翔鳳翥——瀋陽故宮博物院藏翰林書法概述

清 汪士鈜 215×51cm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汪士鈜,字文升,號退谷、球泉、松南居士,長洲人,康熙三十六年進士,康熙四十六年官至左中允。《四朝書錄》記載:“書法國朝第一,與姜西溟稱姜汪。”院藏《清汪士鈜行書軸》,行書四行,具董其昌書風。落款“汪士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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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陳邦彥 隔扇貼落 68×45cm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陳邦彥,康熙四十二年(1703)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入值南書房,後升侍讀學士。乾隆初官至禮部侍郎,詩文典雅有致。善書法,尤工小楷,在侍直內廷時,常奉命校讀御製碑版文,並奉敕繕寫。院藏《清陳邦彥行書七言》兩副行草宗法“二王”,字型寬展秀髮,《清陳邦彥行書隔扇貼落》出入“二王”深得董其昌筆意。

清 張照 臨董其昌書蘇軾真一歌 30×115cm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帝王書學崇尚正宗,乾隆把張照推至極高的位置,樹立這一典範與清代統治者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清史稿》中《張照傳》記載,張照,字得天,江南婁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南書房行走。雍正初,累遷侍講學士。照敏於學,富文藻,尤工書。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為鄂爾泰所惡,不欲深罪照,滋門戶恩怨。重惜照才,復顯用。及照卒,見照獄中所題白雲亭詩意怨望,又指照集憤嫉語,諭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後數年,一統志奏進,錄國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乾隆帝覆命補入,謂:“照雖不醇,而資學明敏,書法精工,為海內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風流不當泯沒也。”院藏《清張照臨董其昌書蘇軾真一歌行書卷》是張照學董其昌的書風的經典作品,張照受董其昌的薰陶,由董氏入門後跳出樊籬,變其董字的秀媚兼為厚重,成為乾隆時期書風轉變的先導。

御苑翰墨 鸞翔鳳翥——瀋陽故宮博物院藏翰林書法概述

清 劉墉 210×54cm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與張照的秀媚兼變厚重不同,劉墉的厚重出於古法,是乾隆時期的厚重一派。劉墉,山東諸城人,大學士劉統勳之子。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至內閣學士,入直南書房。乾隆四十七年,授工部尚書,兼署禮部,在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從院藏《清劉墉行書詩軸》《清劉墉行書詩卷》這兩幅書法作品看,劉墉的書法主要取法顏真卿和蘇軾的風格,既有顏真卿的厚重、遒勁用筆似“綿裡裹鐵”,又有蘇軾書風的平和自然。這兩幅書法作品自然流露,書寫時“悠悠不迫”,點畫和結字都很“松活”,給人一種“閒適”的審美感受。與儒家中庸的思想相吻合,極顯中和之美。同劉墉並稱“濃墨宰相,淡墨探花”的王文治,工書法,得董其昌神髓,文治平日喜用淡墨,以表現瀟疏秀逸。院藏王文治多幅書法作品,以《王文治行書七言》《清王文治行書軸》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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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王文治 308×68cm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乾嘉時期也屬厚重風格同張照齊名的有王傑,字偉人,號惺國,陝西韓城人。清朝狀元,有清一代陝西第一名臣。初在南書房當值,後經多次升遷,官至內閣學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刑部侍郎後又轉調史部,擢升右都御史,乾隆五十一年(1786)出任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第二年又出任東閣大學士。《木葉奩法書記》這樣評論他的書法,載:“曹文恪書如瘠人舉重筋骨張,王文端書如多牛村父,體貌充實,後人乃與張文敏並稱為書家,得天地山偉人寧非濫名”。院藏兩副《清王傑行書七言聯》面貌渾厚莊雅,是中和美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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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翁同龢 七言聯 170×35cm×2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清晚期碑學中興,翰林書家在帖學一派中處於主流地位,仍然在有限的表現空間中尋找更深層次的內涵。如梁耀樞,字冠祺,號斗南,順德杏壇光華村人。善書法,其行書有王羲之、趙孟頫筆意。《翁同龢日記》載:“是口蒙皇太后賞御筆畫蘭花一大幅,梁耀樞奉救題詩於上方,又隸書署曰‘洞天清供’真至寶也,再拜抵領,告於祠堂”。再如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晚號松禪、瓶廬居士。清咸豐六年(1856)丙辰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翁同龢出身翰林世家,從小受家學影響。喜書法,由研習董其昌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院藏《清翁同龢楷書七言聯》頗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劉墉、何紹基等前輩“習顏而出己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同時融會趙、董之意,瀟灑自如。

清代帖學以“二王”為宗,崇尚“董趙”,這與清代統治者宣揚其正統地位有一定的關係,維護了封建社會統治中的政治地位。帝王透過樹立翰林書家典範來宣揚自己的書法審美觀念,透過善書大臣之名樹立皇權書法審美標準。帝王與翰林的書藝互動中,翰林們常用“古法”“泰山北斗”等詞讚美康熙的書法,常用王羲之的書法作比較,原因是康熙在評價自己的書法時,最得意之處莫過於“正宗”。帝王崇尚書學正宗,有著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寓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從上述院藏清代翰林書法作品看,書風相對統一,一改清初書法雜亂,力推“二王”正統一脈的董氏書風,以中和典範為美,傳承漢文化的正統地位,贏得漢人文化及心理上的認同,維護統治地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碑學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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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朱彝尊 七言聯 156×35cm×2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因康熙、乾隆宣揚其學書的正統地位,喜好“董趙”,以“正宗”為本,在帖學之外,碑學另闢蹊徑,悄然升起,在中國的書法史上也至為重要。清初,在朱彝尊等一批學者影響下所出現的金石學研究及訪碑的風氣,也波及書法界,在金石搜訪和發掘的刺激下,一時激起了很多書家對篆隸研究、學習的濃厚興趣,這其中也不乏翰林書家。尤以何紹基、孫星衍、李瑞清、林則徐、俞樾、阮元為代表。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少聰慧絕人,書過眼即能複誦。康熙十八年(1679)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後罷官回鄉,專事著述。通經史,能詩詞古文。朱彝尊喜好金石之學,以善隸書著稱,和王時敏、鄭簠被譽為清初隸書三大家。院藏《清朱彝尊隸書七言聯》金石趣味濃厚,取法《曹全碑》,用筆上取其流動飄逸、輕鬆舒展,結體上取其方扁端莊、從容典雅。

孫星衍,字伯淵、淵如,陽湖縣(今常州市區)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試榜眼,歷任翰林院編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升刑部郎中。後任道臺、署理按察使等職,清廉有政聲。嘉慶十六年(1811),他在任代山東布政使時稱病請假回鄉。生平鑽研經史文學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精於金石碑版, 工篆隸書,篆書頗具氣象。院藏《清孫星衍篆書八言聯》《孫星衍篆書七言聯》精妙圓潤,工穩遒勁。其書篆時毛筆剪去筆尖,以達到萬毫平鋪的效果,故篆字顯得更瘦硬工整。

翰林碑派代表書家尤以阮元影響至大。阮元高舉“尊碑抑帖”的大旗,使碑學承接清初崛起之勢,一路高歌猛進,迎來了創作的新高潮。阮元,字伯元,江蘇儀微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逾年大考,高宗親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對,上喜曰:“不意聯八旬外復得一人!”直南書房、愁勤殿,遷詹事。五十八年,督山東學政,任滿,調浙江。歷兵部、禮部、戶部侍郎。特撰《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院藏《阮元隸書七言聯》,宗法漢代隸書,樸拙遒勁,方圓兼備。

御苑翰墨 鸞翔鳳翥——瀋陽故宮博物院藏翰林書法概述

清 何紹基 五言聯 148×43。5cm×2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影響清代碑學領域巨大者,尚有何紹基。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晚號猿叟。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歷充廣東鄉試考官、提督,視學浙江,擢四川學政,後被罷官。晚年主山東濼源、長沙城南、蘇州揚州諸書院。好金石,精書法,初學顏魯公,後吸取漢魏各碑,懸肘而書,心摹手追,逐成一家。紹基臂長似猿,故而晚號猿臂翁,作《猿臂翁詩》,寫射箭同書法的運臂的共同之處,這是艱苦磨礪與觸類旁通的感悟。何紹基書翰精勤,簡放四川學政時,從京城出發,水陸兼程,一路舟車勞頓,依然不廢筆硯。因負盛名,沿途求書者絡繹不絕。他隨到隨寫隨贈,酒酣興至之日,往往一日裡寫百餘副對聯。院藏《清何紹基隸書五言聯》《何紹基篆書五言聯》線條似萬歲枯藤,且行且留。用筆遲澀,筆紙磨擦力大而前行,戰筆便應運而生。筆力似綿裡藏針之剛強,結字疏密有致,用墨以暈化墨團佈列於白地空間,粗細的強烈對比,及其富有靈性。

此外,瀋陽故宮博物院還藏有擅長金石氣的翰林書家李瑞清、俞樾、李文田、馮桂芬、王懿榮的書法作品。這些作品宗碑學崇尚復古,但大多書家受“館閣體”影響之深,創作時受到了一定的約束,無明顯個性。

小結

清代翰林書風,對當時的清代書壇影響巨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身居科舉頂層,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選拔人才時代,是對整個士人階層的引領。另一方面,鑑於翰林院的特殊地位和翰林與帝王特殊的關係,使得翰林們在領會帝王審美傾向上具有其他士人階層無可比擬的優勢。封建時代,帝王一人的審美與好惡,往往決定了這個社會的審美追求。因此,帝王依自身的書風追求選拔翰林,翰林反過來又以帝王的審美來精進書藝,兩者相得益彰。這不僅使翰林其人聲名鵲起,也使翰林書風佔據清代書壇主流。

清代前中期,主要是指嘉慶以前,翰林書風主要是對傳統正宗帖學的繼承和發展。自宋元以來形成的崇尚“二王”的唐、宋諸家書風和以晉、唐以來名家墨跡、法帖為取法物件的創作風氣,到了清代,翰林們對其加以繼承並推動其向前發展。康雍時期的汪士鈜、何焯、沈荃、高士奇、査昇、陳邦彥等書家,其書風總體均未超出元、明範疇。乾嘉時期,張照、劉墉、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鐵保、永瑆等,將帖學推至發展的高峰,使帖學書法達到最高水平。其中,翰林書家眾多,多成引領之勢,是帖學發展的中堅力量。

清代中期以後,碑學逐漸興起,向傳統的帖學發起了挑戰,並越發強勁。翰林書風也從主導地位的帖學轉變成與碑學並行發展的局面。一些翰林書家崇尚碑刻書藝,如翰林阮元,提出“尊碑抑帖”的主張,倡導南北書派論,形成了南派“帖學”和北派“碑學”。至於清末碑學達到了頂峰,也不乏翰林群體的支援。

清代翰林書法在不同時期的風格變化是整個清代書法的縮影。無論是帖學的集大成,還是碑學的新興與發展,都有翰林書家的推動力量。縱觀瀋陽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翰林書法,數量眾多,基本上涵蓋了清代書壇各個時期的流轉變化,也包含了帖學和碑學著名書家的精品及代表作品。窺管知豹,透過研究這些翰林書家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清代書法藝術發展的脈絡,也為我們探求中國古代書法藝術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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