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何以可行?

瑅止觀

“致良知”是陽明心學最為核心概念,王陽明揭示了四個維度上“致良知”之可行:時時致良知,處處致良知,事事致良知,人人致良知。從“為君行道”向“覺民行道”的躍升,而“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構成“君子”“大人”內涵外延又一次歷史性突破,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創新和創造性實踐具有重要啟發性意義。

致良知何以可行?

良知乃生命,能識善惡的良知乃生命之根,致良知是立命功夫,致良知永遠在路上,永遠在路上的致良知展開為四個維度。

時時致良知

此致良知最緊要處在於將私慾克治於“方萌之際”。知得這“方萌之際”,當下即行克治之立命功夫。關乎“未發”與“已發”兩個不同時段。如何而為未發之中,又如何而為發而中節之和?

陽明說:“

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知是知良知,行是行良知。所謂“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知與行即在時時致良知的提揭中得以合一。本體與功夫亦在此時間過程中趨於一致。他借用孔子“

逝者如斯

”之嘆,揭示出必須時時用致良知功夫,人的生命方為活潑鮮明。若有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了。

不僅“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不分白天黑夜,“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合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惟能“息有養,瞬有存”,使內心機警清明,天理無一刻間斷,如聖人一般,達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處處致良知

於個體言,處處致良知最緊要處在於“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戒慎恐懼於“獨知之地”,是功夫真偽的標準和試金石。

陽明說:“

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

此獨知處便是善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

無論是處於夷狄,還是處於患難,處於貧困,皆能素其位而行,能做到“無入而不自得”。這難道不是一種在空間關係上如何致良知的美好願景嗎?

事事致良知

此致良知關乎“戒慎不睹”與“恐懼不聞”,更關乎有事無事。然“無事”之事,更考驗致良知功夫之真。所以處處致良知與事事致良知,這兩個維度往往交織互合。

曾有學生黃宏綱問先生:“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功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功夫,此說如何?”陽明回答“只是一個功夫”“

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

”所以“無事”之“事”,乃為更大、更切要之事。這裡包含了有與無的統一,動與靜的合一。

從這一思辨視角體知王陽明“

事上磨鍊

”,其詮釋就不僅僅停留和侷限於“每一件具體的事件上做功夫”,而應更為深刻理解到“事上磨鍊”,誠然是包含了“無事時的磨鍊”於其中的,無事中包含有事,有事存在於無事之中,有與無通而為一。所以“寧不了事”,也“不可不加培養”。

人人致良知

人人致良知與致良知於人人,“人”與“致良知”之間呈現雙向互動關係。致良知於人人,使人人得以致良知,

王陽明將古來“為君行道”的格局躍升為“覺民行道”的大格局。

致良知於人人,便是要堅信“人性本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此是陽明早期思想重要命題。

正德三年(1508),陽明在龍場悟道,確立其“心即理”哲學立場後,緊接著在《象祠記》一文中,提出並闡發了這一哲學命題,成為他晚年提出“滿街聖人”的致良知思想的理論前奏;人人致良知,其內在根據為“人性本善”,對“天賦良知”的充分信任,所謂“四民異業同道”,以至於“愚夫愚婦可為聖人”,這是王陽明“人人致良知”理想主義的第一個層面。

這一層面理論的形成,使陽明將古來儒者“為君行道”之小格局向“覺民行道”之大格局大大向前邁進一步。以此為出發點,王陽明“人人致良知”更為深刻之意蘊在於“

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的提揭。

萬物一體之仁

自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出,儒家就將天地萬物與人合為一體視作其自有本分的思想發端。孟子思想的侷限在於他的“我”,是大丈夫、君子、大人。

莊子講“萬物與我並生”“天地與我為一”,其格局所蔽於“物”,人在這種“並生”與“為一”關係中,只是服從與被動。宋代周、程續之道統,程顥揭“

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之教,於後世有以啟之。

陽明《答聶文蔚》雲:“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

又於《親民堂記》,特別是在他晚年最後的成熟著述《大學問》中,對“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思想作了完整、系統、深刻的闡明。

何為“大人”?之前的大人只是侷限於君子、大丈夫,是有一定身份和身價的人。孔子將“君子”“大人”義由“位”擴充套件到了“德”,是“大人”含義的第一次歷史性突破。從先秦到宋明,“大人”的內涵並無大變化,朱子之學是士大夫之學,乃至帝王之學,真德秀如是觀。《大學》中,“大學之道”之“大學”,乃為“大人之學”,此“大人”亦如是觀。

然王陽明於《大學問》開篇即雲“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

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何為“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謂之“大人”;反之,將天地萬物置諸心外,作出間形骸與分你我之別,則為“小人”。

王陽明的“大人觀”是“君子”含義的又一次歷史性突破。

“大人”作為“大人”何以可能?陽明雲:“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這個“一體之仁”乃是根據於人的天命之性,他是“大人”之所以作為“大人”的最根本的屬性。小人原也有“一體之仁”,只是被蔽壞了。如能透過致良知,徹底棄除私慾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只要能夠致良知,達到無私慾之蔽,小人之心也可以如同大人一般成就“一體之仁”,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

人類命運共同體

王陽明對“君子”“大人”範疇的界定的歷史性突破,將“大人”的最根本屬性定義為“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就為一切人成為聖人的可能性,建立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其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創新性提出與創造性實踐具有啟發意義。

訴諸天地萬物以一體之仁,即是訴諸仁於天地萬物人類之命運共同體。“共同體”即是“一體”,“一體”即是“共同體”。

此共同體涵蓋天、地、人三才,即天地、萬物、人類,視天地、萬物、人類為一共同體。

人類的命運離不開天地萬物,且與天地萬物息息相關。能適此者,故能通天地,貫古今,致中和,達位育。

“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以仁,合天理之人心為根據,後者以人的慾望為出發點;前者以良知為判別是非標準,後者以物的滿足、利的最大化為歸宿;前者以天下人之苦樂為苦樂,後者以極端利己主義御使天下。

總而言之,前者以天地萬物與自己一體,而後者則以天地萬物為自己獲取利益的物件。看來也只有真正理解了王陽明,理解了孔子,理解了中華文化之精髓的人,才能深切地關懷天下、心懷天下,懷著天地萬物之體之仁,去構建和實現理想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因此,王陽明致良知在四個維度上的可能性展開,特別是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理論構建,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創新與創造性實踐,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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