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呂進:“聖人”鄒絳

文/呂進

今年3月20日是鄒絳先生百年誕辰。

鄒絳是我國著名的詩歌翻譯家、詩人和詩歌教育家,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的建立者之一。在研究所,方敬、鄒絳、呂進一起被稱為研究生的“三大導師”。1986年成立的中國新詩研究所,是新文學誕生以來的第一家獨立建制的研究新詩的實體機構,也是國內外華文詩學界公認的新詩研究聖地。鄒絳在這裡度過了他的人生的最後10年,也是他的人生最富成果、最愉快的10年。

鄒絳熱愛中國新詩研究所,時時事事都掛念著研究所,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生命融進了研究所的發展事業中。我和鄒絳是兩輩人,但他從不以長輩自居。詩人流沙河曾經送過我一本三聯書店出版的《鋸齒齧痕錄》,我看到了書中展現的一個有趣畫面:1952年,成渝鐵路在成都火車站舉行通車典禮。流沙河在現場,他當年是位年輕記者。而我呢,則是在成都火車站席地而坐的川西實驗小學的少先隊員。戴著紅領巾的我們不斷地唱著:“哎——哎嗨,哎嗨,哎嗨喲,代表們喲來得早喲,我們向你問聲好啊,嘿!” 鄒絳,正是我們“問聲好”的從重慶坐首班列車來蓉的重慶代表之一。他是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比我的入會時間足足早了30年。但是,對我這個晚輩所長,鄒絳從來理解我,尊重我,維護我,是我全天候的忠誠朋友,很給力。我們是忘年之交,並肩開路,同嘗艱辛,友情很深。

散文|呂進:“聖人”鄒絳

鄒絳與呂進(呂進 供圖)

1996年1月鄒絳去世後,北京《詩刊》快速地刊發了我寫的悼念文章,題目是《人到無求品自高》。我在靈堂的鄒絳遺像兩邊,掛上了我寫的對聯:“畢生奉獻,蠶至絲盡方作罷;一世淡泊,人到無求品自高。”是的,人到無求品自高。翻譯家孫法理教授是鄒絳的武漢大學外語系的校友,也是鄒絳的西南師範大學外語系的同事。他寫道:“鄒絳是我的老學長,一起工作的時間很多,卻從沒有聽見他發過一句牢騷。我曾經對學生說他是個聖人,學生也有同感。”

鄒絳聲名遠播。他就是一部外國詩歌的活辭典,精通英語和俄語。中國許多讀者都是透過他,才認識智利詩人聶魯達、美國黑人詩歌和俄羅斯詩人巴格里茨基的。他還是新時期格律體新詩有影響的倡導者,在詩體重建上多有貢獻。他去世後,詩人張繼樓曾給中國新詩研究所送來一幅輓聯:“ABCD隨風去,平仄對仗留人間”,十分準確地概括了鄒絳的成就。

鄒絳是學術權威,長期擔任四川省和重慶市的外國文學研究會的會長,但他虛懷若谷。從1983年到1992年,重慶出版社陸續出版了鄒絳主編的4卷本《外國名家詩選》,一時洛陽紙貴,實現了鄒絳編出“一部豐富多彩而又耐讀的詩選”的預想,我翻譯的俄羅斯詩人伊薩可夫斯基的幾首詩也榮幸地被他編入。著名詩歌翻譯家王佐良先生把這套“詩選”列在“外國文學閱讀書目”的“詩歌類”之首,這當然是很高的評價了,但是,我卻從沒聽他自己說起過這事。有一位現在已是中山大學教授的西南師範大學外語系畢業生,當年的兩首譯詩,是鄒絳一手幫他改的,因此在收入《外國名家詩選》時,他鄭重地將鄒絳列為第一譯者。書出來後,他一看,鄒絳已經把自己的名字刪掉了。

鄒絳是一個淡泊的人,低調的人,幾乎從不談論自己。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談工作,在他開啟書桌抽屜翻找我需要的資料時,我偶然看到抽屜裡有一封胡喬木給他的親筆信。我立即取出來,抽出信箋閱讀。胡喬木寫得很熱情,對鄒絳倡導的現代格律詩讚許有加。胡喬木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之一,且具學者身份,讀書較多,發言慎重,他明確支援鄒絳的努力,這是多麼值得高興的事啊。鄒絳卻以尋常心對待,把這封信雪藏了。如果不是我的偶然發現,誰也不知道有這回事。

鄒絳西去後,他的姐姐鄒德鸞女士給我寫來一封長長的信,一共有6頁。鄒德鸞比鄒絳長6歲,在信裡,她簡短地回顧了弟弟的一生,也敘述了弟弟對新詩研究所的深情。讀了德鸞女士的信,我才更詳細地知道了鄒絳的人生道路。鄒絳本名鄒德鴻,因為追求革命,以“鄒絳”為筆名。絳者,紅色也。當年為了躲避他的家鄉四川樂山的反動當局的追捕,來到了重慶。鄒絳是“革命軍馬前卒”鄒容的侄子,民盟盟員,在1949年以前就和中共地下黨時有接觸。1947年,鄒絳接待了母校武漢大學地下黨介紹前來的一位黨員,來人不是別人,正是小說《紅巖》寫到的江姐。

鄒絳給自己樹立的人生標杆很高,他是一個完全沒有低階趣味的脫俗的人,純淨的人。他的境界很高,“吃的是草。吐的是奶。”時間也許可以劃分為無價值時間和有價值時間,可以說,鄒絳的時間全部是有價值的時間。他在詩的世界繁忙,對詩外世界的一切不願花時間去關心。住的是一間沒有廚房、沒有廁所的小房間,一日三餐都拿著飯盒去學校食堂打飯。1987年,學校評審高階職稱的時候,人事處長老宋給我打來電話說,這次教授名額不夠,鄒絳就評研究員吧。他說,研究員的任職條件其實比教授更高,但一些人不瞭解,總是更願意評教授,“請你這位所長務必抽時間親自上門,做好鄒老師的工作。”我自然心中有數:這等“俗事”,何須上門啊!我打電話給鄒絳,說了情況,他只“啊”了一聲,就轉過來談編輯新詩研究所的所刊《中外詩歌研究》的一些事情了。考慮到鄒絳從來沒有出過境,我便向境外的大學推薦鄒絳,他很高興,但又反而來規勸我:“老呂,出去的事都不要考慮我,我手頭還有好多事要做啊!”這是一種多麼耀眼的光亮啊!

他住進醫院以後,我只要去探視,病房就等於開起了工作討論會,研究生啊,學術梯隊啊,當然更多的是《中外詩歌研究》。在彌留之際,他還在病床上向教學秘書小李口述研究生期終考試的考題。當夜,他就離開了我們。詩人樑上泉曾經有一首寫鄒絳的詩,有“生死是吾師”之句,也道出了我的心聲。

對名利滿不在乎的鄒絳卻是外圓內方的。他誠摯寬厚,但他是非分明,對於不擇手段滿足一己私慾的人,表示出了很大的鄙視。我記憶中很深刻的一件事,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那時,西南師範大學被驅趕出重慶,遷到梁平縣的一所中學裡。我和鄒絳都發表過文學作品,所以都是與文藝黑線有關聯的“有問題”的人,被集中關在一間單獨的小房子裡,便於看管。房子外面有個水缸,是全系教師的飲水,晚上由人輪班值守。我發現,已經開始第三遍輪值了,仍然沒有叫過我和鄒絳。我找負責人抗議:“你們是不是怕我們要在水裡投毒?”於是我們也值班了。我很得意,但我卻第一次聽見鄒絳抱怨:“十冬臘月的,這麼冷,爭什麼值班嘛。”我說:“這可是群眾的資格啊!”他苦笑:“哎呀,別理他們那一套。”大有“看庭前花開花落,觀天上雲捲雲舒”的氣概。

在鄒絳先生百年誕辰前夕,重慶出版社及時推出了新詩研究所編撰的《鄒絳詩文集》。紀念活動的訊息發出後,要求到會的來函很多。新詩研究所所長向天淵教授給我發來微信說:“呂老師,人很多,看來要換更大一些的會場才行。”其實,原來安排的會場,是北溫泉公園的數帆樓,既是名樓,又是中國新詩創研中心的活動場地,已經不小了。看來,鄒絳沒有遠去,這位“人到無求品自高”的“聖人”永遠令人感到親切,永遠讓後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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