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毓周:河南鞏義雙槐樹“河洛古國”遺址淺論

作者:範毓周

原文刊載於《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

範毓周:河南鞏義雙槐樹“河洛古國”遺址淺論

雙槐樹遺址位置圖(圖源:“文博中國”微信公眾號)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地處河洛文化的中心區域,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為深入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3年以來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絲綢博物館、鞏義市文物和旅遊局等單位聯合對雙槐樹遺址開展了一系列調查勘探與考古發掘工作,已經取得許多重要的階段性成果。2019年8月26日,“第二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舉行,會議期間首次披露了雙槐樹遺址及其相關的滎陽青臺遺址的部分考古成果。2020年5月7日,在鄭州舉行的河南鄭州鞏義雙槐樹古國時代都邑遺址考古重大發現釋出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單位多位參與現場實地考察的知名考古學家,根據科學測年結果研討論證,認為雙槐樹遺址性質為距今5300年前後古國時代的一處巨型聚落遺址,並建議命名為“河洛古國”。

毫無疑問,該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中華文明形成初期即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現根據相關研究資料和實地調研結果,筆者就該遺址的幾個問題略談一些粗淺認識,以請教於海內外方家。

一、從遺址的佈局結構與功能性質看中華文明的核心源頭

雙槐樹遺址位於鞏義市黃河南岸南2公里、伊洛河東4公里,總面積經勘探確認約117萬平方米,目前已發掘3500多平方米,基本顯現出其佈局結構。根據勘探和發掘,可以確定該遺址是由內壕、中壕和外壕3條環壕圍繞的大型聚落,其中有1處是採用版築法夯築而成的大型連片塊狀遺址區,3處是經過嚴格規劃的夯土祭祀臺和13處是祭祀坑組成的祭祀遺蹟,此外還有3處公共墓地和4處窯址(見圖1)。遺址中出土有豐富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精美彩陶以及與絲綢製作工藝相關的骨雕、紡輪、骨針、石刀等文化遺物。

範毓周:河南鞏義雙槐樹“河洛古國”遺址淺論

根據遺址結構圖示,該遺址是一個經過周密規劃的大型聚落。聚落有3層防衛措施,3個大壕溝把聚落分成由內而外的3個區域。而在中心區域,還專門設立了一道圍牆,把居住區與大型建築、祭臺和墓葬隔離開來,形成了一個獨立區域。在居住區域既有居住建築,又有池苑,還有用陶罐組成的九星天象臺基,在最南端還有出土蠶形骨雕的小基址。在圍牆外是一個比較廣闊的區域,最北邊是一座有15開間的大型殿宇式建築,在其南邊緊挨著是一處長條形大型版築遺址,緊挨這個版築遺址的正中間是一處重要墓葬小區,其中部的東側是一個祭壇。這個重要墓葬小區和祭壇雖然與內壕中心區域的大型墓葬區相連線,但在整個大型墓葬區內是相對突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內壕與中壕之間是一個非常狹窄的區域,無任何建築和其他遺址。在內壕與中壕之間位於南部偏西有一條小壕溝相連,而在中壕的北部有一個北門可與外界相通。這無疑表明中壕的功能只是內壕之外的又一道防衛壕溝,其作用是為了更好地護衛內壕以內的區域,內壕的中心區域是透過中壕北門與外界相通的。這種結構明顯表明,內壕以內的區域是這個聚落最為重要的區域。從現有考古發現來看,也證實了這一點:內壕以內不僅有豐富的建築遺址,還出土了大量能顯示當時思想觀念的文化遺物。外壕與中壕之間,目前只在西部和西北處發現兩個墓葬區,其中西部的墓葬區較小,但在其附近外壕上設有兩個出入的門,使外部和墓葬區相通。西南處的大型墓葬區是一個相對封閉區域。由於內壕外的西北部和中壕北門以北區域目前情況不明,無從判斷其內涵,但外壕在西北處明顯地圍繞大型墓葬區向西外延圍繞墓葬區並與西北拐角處延伸出的一個小壕溝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

如上所述,在中心區域的圍牆以內是一個精緻的生活區,這裡有池苑可以娛情,宮室可以生活休憩,門前以陶罐組成的九星可象徵居住者的通天靈性,出土骨雕蠶的地方可以奉祀蠶桑絲織的神祇。

這一片大型遺址既是當時權貴的生活起居之所,又是神化權威的精神空間。可以說這片大型遺址已經具備後世宮廷的基本功能。

圍牆之外的中心區域裡,在宮室外設有一處15開間的殿宇式宏大建築,應是當時聚落權貴接待外來聚落首領和周圍聚落臣服成員的政治活動中心,相當於後世王朝的朝廷。而在其緊挨的南邊就有凸顯出與整個墓葬區不同的重要墓葬和相關祭壇。可能是聚落權貴的先祖墓葬和祭祀祭臺。如果這一推斷不誤,這一區域的結構已經呈現出類似後世王朝左祖右社的規制雛形。

從該遺址發現的結構現象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是一個精心打造的大型聚落遺址。其佈局顯示,所有結構設計都是圍繞中心區域內的活動能夠受到妥善保護而展開的。從3個墓葬區的分佈與整個聚落結構中的不同環境也可明顯看出,這是一個社會分層明顯的聚落。中心區域的大型建築、重要墓葬與祭壇佈局明顯地表現出該聚落已經產生了一整套基於社會階層分化的政治與宗教制度。而圍牆內外把生活起居與政治活動的功能區分開來,也使聚落中心有了前朝後宮左祖右社的結構性功能區分。從這個聚落遺址的結構可以看出,社會分層的現象已經形成,聚落中心已出現生活區域與政治區域的分離。居住於圍牆以內的權貴已擁有透過政治活動統馭外界的強大能力,其所統馭的社會已經跨入文明的門檻,而且幾乎奠定了後世中華文明歷代王朝宮室結構與政治、宗教功能相協調的基本形制。

從這一意義上講,鞏義雙槐樹遺址的佈局結構及其顯現的功能性質的確可以看作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源頭。

二、關於“甕城”與“北斗九星”性質的探討

現有研究認為,雙槐樹遺址中心區域圍牆圍起來的部分為“甕城”,認為河洛古國的中心居址區已有典型的甕城建築結構。這是需要商榷的,筆者認為這道圍牆的實際功能是把聚落權貴的生活起居區與政治活動區分開,使權貴的生活起居與政治活動互不干擾。該種結構雖然對於權貴的安全居住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但與後世城市或宮城用於護衛的甕城是不能等同的。因為後世雖也有用於護衛的甕城,但甕城之中並無任何非軍事意義的建築。將該圍牆看作是對生活起居的宮室與政治活動的殿宇的分隔,以及對權貴權威的粉飾可能更合乎實際。因此,不能看到有這道圍牆就認定其所圍起來的空間就是後世的甕城。

雙槐樹遺址中另一個引人矚目的遺蹟是所謂的“北斗九星”。其是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遺址巷道相通的4排大型房址中最大的房址前面的門廊發現的,是一組擺成北斗星形狀的9個陶罐。由於其中7個陶罐所擺放的形狀與北斗星相似,發掘者把連同其兩邊的陶罐和這個北斗星形狀的陶罐組合稱之為“北斗九星”(見圖2)。學界已有學者認為北斗九星天文遺蹟的發現,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顆如今已看不到的星,有專家推測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並引《河圖》記載“黃帝治,景星見於北斗也”,認為在北斗附近出現景星的時候是黃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時代。從而推斷這9個陶罐,有可能記錄了一次超新星爆發。

範毓周:河南鞏義雙槐樹“河洛古國”遺址淺論

對於該天文遺蹟為什麼是“九星”目前尚無進一步解釋。考慮到這一陶罐組合分佈在權貴居住起居區域內面積達220平方米最大的一所房址前的門廊中,應當具有特殊的含義,發掘者推斷其是天象中的“北斗”星象應該是很有見地的。聯絡到在其附近的滎陽青臺遺址也有“北斗九星”,可以想見,以“北斗九星”裝點門面已是一種文化象徵。然而為什麼不用“北斗七星”而要用“九星”,確實令人費解。

中華文明自古就是一個重視天文觀測的文明。由於中華文明很早就進入到農業社會,農業是要根據作物在一年四季中的特定時間進行播種、管理和收穫的,而只有透過天文觀測才能準確地確定農時,使耕作合乎自然規律而有所收穫。

因此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早開創天文觀測和記錄的文明之一。而在夜空中人眼所能觀察到的最能顯示季節轉換的星座就是北斗星。北斗星是以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7顆星組成的古代鬥勺形星座,故被統稱為“北斗七星”。由於其鬥口的兩顆星與北極星在一條直線上,指向北極星,故也被稱為“指極星”。北斗星相對於北極星的位置是相對不變的。由於地球的公轉,人們觀測到其斗柄一年四季隨時間變化而指向轉動,大致每天旋轉1度,一年正好旋轉一週。因此透過斗柄指向可以確定季節的變化,從而作為確定農時的依據。故斗柄指向在中國很早就被用來作為指導農業生產時序。《鶡冠子·環流篇》就記載:“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就是古代農業社會對北斗星的季節性轉動的觀察總結。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考察季節變化,從而確定農時指導農業生產是中原地區很早就有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數學就是在觀察“北斗星”斗柄指向變化中孕育產生的,甚至中國最古老的數學元典《周髀算經》中所提出的享譽世界的著名數學定律——“商高定律”,都是根據“北斗星”的天文觀察作“四分曆”而形成的。

對於雙槐樹遺址發現的為什麼是“北斗九星”,其中的一顆是否為“景星”這些疑問,筆者考證如下。就北斗星而言,古人認為在其斗柄3顆星附近還有兩顆與北斗星相關的星,是北斗星的輔佐星,分別被稱為稱“輔”星和“弼”星。在道教文獻《雲笈七籤》24卷有所謂“北斗九星職位總主”篇稱北斗星為“北斗九星”,並引古佚經典《黃老經》說:“北斗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魂神也;第二天璇星,則陰精星之魂神也;第三天機(璣)星,則真人星之魄精也;第四天權星,則玄冥星之魄精也;第五玉衡星,則丹元星之魄靈也;第六闓陽星,則北極星之魄靈也;第七搖光星,則天關星之魂大明也;第八洞明星,則輔星之魂精陽明也;第九隱元星,則弼星之魂空靈也。”並主張分別由9位大帝各主一星,攝理28個星辰。這種“北斗九星”的理念曾經成為古代社會的一個核心理念,甚至滲透到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著名的中醫元典《黃帝內經素問》中在討論人體的變化源於天地陰陽變化時,認為天地的陰陽變化是由“北斗九星”和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執行決定的,在其《天元紀大論》中即把“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作為天體執行的“天元”根本。後世的數術與佔算如《奇門遁甲》等也皆以“九星”代表天時而影響人事休咎進行測算,足見“九星懸朗”對於古人認識世界的重要性。

為什麼“北斗九星”後世變成“北斗七星”,天文學家的解釋是“輔”“弼”兩星本是暗星,早期可能尚能看到,後世已經隱去,而組成“北斗”的主星7顆始終明朗可視,因而後世不再稱“北斗九星”而以“北斗七星”為其正規名稱。前文談到一些學者把“北斗七星”之外的“星”看作是“景星”,並認為其是歷史上的超新星的看法可能只是一種主觀的臆斷。所謂“景星”在古代是指突然出現的瑞星,《晉書·天文志》說:“瑞星,一曰景星。”《文子精誠》亦云:“故京城內形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是祥瑞現象的一種。王充在《論衡》中發揮為“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如何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認為歲星即木星,太白即金星,均與北斗星和歷史上的超新星無涉。故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遺址中的“北斗九星”應是中華文明中“北斗九星”文化傳統的淵藪。

關於為什麼要把“北斗九星”放在權貴起居區域內面積最大的一所房址前的門廊中,這可能與中國古代關於“北斗星”的另一文化傳統相關。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曾根據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認為:“鬥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鬥。”可見中國古代有把“北斗星”視為天帝車輿的傳統,著名的山東嘉祥武梁祠漢畫像石中就有“鬥為帝車”的畫像,畫一帝王坐在形似車輿的鬥勺之中,斗柄3星恰似車轅,而沒有車輪,明顯是把北斗星當作車子看待。如果聯絡到史書中屢屢記有“皇帝居軒轅之丘”的傳說,又屢言“黃帝造舟車”,而雙槐樹遺址和青臺遺址都有象徵“帝車”的“北斗星”遺蹟,那麼這些遺蹟很有可能是以上傳說的濫觴,併為學界認定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族的“河洛古國”都邑遺址提供了重要證據。

另外一個重要發現是遺址中門道旁還有一頭首向南並朝著門道的完整麋鹿骨架,不難想象這個麋鹿與“北斗九星”應有密切的聯絡。發掘者認為道教有“三蹻”的說法,指龍虎鹿三神獸,它們是幫助神巫上天的橋,麋鹿也應有鹿蹻的意思。如果“鬥”是“帝車”,這頭麋鹿很可能是駕車的麋鹿,其與北斗構成了寓意權貴可以駕車巡遊的特殊地位。

這種天文星象的裝飾顯示了權貴階層藉助天文理念樹立人間權威的目的。

三、關於骨質蠶雕的意義

在雙槐樹遺址還出土了一件國寶級文物,即中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見圖3)。它與青臺遺址等周邊同時期遺址出土的迄今最早的絲綢實物一起,證實了距今5300年前後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開始養蠶繅絲。其發現有力地證明了中國的蠶桑和絲織早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就已出現,而且已經具備了完整成熟的蠶桑和絲織生產體系,為日後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範毓周:河南鞏義雙槐樹“河洛古國”遺址淺論

鄭州地區的仰韶文化聚落已經發現數處裹有蠶絲埋葬著孩童的甕棺。透過對汪溝遺址甕棺中的頭蓋骨附著物和甕底土樣的檢測,發現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蠶絲殘留物。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年代最早的絲織品。以上發現不僅是自2013年起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展“尋找中國絲綢之源——鄭州地區仰韶時代中晚期考古學文化面貌與文明起源問題研究”考古發掘專案對鄭州周邊相關遺址進行全面調查勘探與考古發掘工作的重要收穫,而且是探索早期蠶桑文明面貌的重要物證。對於這些發現,有學者認為這種死後要裹蠶衣的葬俗是當時人們希望死後像蠶破繭飛天一樣復活,並認為孩童的甕棺也多為小口尖底瓶,形似蠶蛹,體現了先民對蠶神的崇拜。

透過將現代家蠶的形態與這件骨質蠶雕相比較,可以看出其是對家蠶吐絲時的生動形象的抓取和捕捉。筆者認為之所以要雕刻出這麼生動的蠶雕是源於對蠶神的崇拜。而汪溝遺址的出土殘片中,有一塊“綾羅綢緞”中的羅織物,且經過染色處理。為防止掉色,先民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脫膠後稱熟絲,這塊羅也是世界範圍內發現年代最早的熟絲絲綢織品。毫無疑問,當時的蠶桑農業與絲綢技術已經基本成熟。如果雙槐樹遺址確為黃帝時期的核心聚落遺址,聯想到諸如《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屢屢載有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以及歷來都有把嫘祖當作蠶神“先蠶”祭祀的有關情況,該骨質蠶雕很有可能是蠶神的化身,與嫘祖信仰相關。

餘 論

雙槐樹遺址並非一個孤立的文化遺址,近些年來在其周圍地區相繼發現了滎陽的汪溝遺址、青臺遺址,鄭州西南郊區的黃崗寺遺址等一系列同時期的重要遺址,這些遺址與雙槐樹遺址共同構成一個大型聚落群,顯現出這一地區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區。

雙槐樹遺址就其規模和結構及其文化遺蹟的豐富度與特徵來看,毫無疑義是這個聚落群的核心遺址,具有早期都邑的特點。

多年前筆者曾經根據中原地區的考古文化的發展與消長變化指出,從新石器時代中期,中原地區就最先崛起了由東向西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老官臺文化,它們之間的聯絡頗為密切,已經形成了一個較大的文化區域。這從它們所共有的圜底缽、平底缽、三足缽和圜底碗等器物型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們之間文化聯絡的密切性。這與約略同時出現的興隆窪文化、後李文化和彭頭山文化的相對孤立發展相比,顯然具有明顯的發展優勢。

在隨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時期,由老官臺文化發展而來的仰韶文化半坡型別向北發展,覆蓋到了陝北和額爾多斯地區,並同時沿著黃河向東擴充套件到今洛陽以西一帶,另外還經漢水流域影響到南陽盆地;而地處中原東部的仰韶文化後岡型別則擴充套件到今豫北、晉南、晉中、魯東北、冀北和內蒙古南部等廣大地區。從這一時期的考古資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兩個含有仰韶文化半坡型別和仰韶文化後岡型別的文化因素地區,經過較長時間的激盪和互動影響,最終形成發展態勢強勁的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形成後迅速向四周地區擴充套件,北部拓展到河套地區,南端影響到漢水中游和湖北北部,東部已達華北平原的北部,西部伸展到甘肅湟水流域,並在仰韶文化末期形成影響廣泛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儘管學界對於廟底溝二期文化的淵源和性質尚有爭議,但在其影響下,在渭水中下游流域、豫西、晉中和晉南這一廣大範圍內形成了具有比較統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區域。因此不難想象,與周邊其他相關考古學文化相比,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這一時期不僅是當時處於中心的強勢文化,而且在與其他各類考古學文化的交流中起著明顯的主導作用。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反映了先民們在地處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長期繁衍、生息,不斷勞作、發展,在汲取了相鄰地區的諸多文化因素後,創造出了文明形成的基本條件,最終催生出彪炳於世的中國早期文明。

中國文明形成的格局是多源一體的,而非多元一體,就中國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而言,無可否認,中原文化是處於中心地位並起主導作用的前言。鞏義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再次有力地證明了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區,對於中華文明的形成與早期發展起著無可懷疑的主導作用。

作者範毓周,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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