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彼特拉克的焦慮:彼特拉克的焦慮與文藝復興之父的

彼特拉克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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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薦】彼特拉克的焦慮:彼特拉克的焦慮與文藝復興之父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張沛,男,漢族,1974年生於山西太原。文學博士,歷任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兼任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研究領域包括西方文論、莎士比亞戲劇、英國現代早期文學以及隋代儒學。

摘要

本文回望了彼特拉克的焦慮及其成為“文藝復興之父” 的歷程,藉此既在個人成長又在歐洲現代性的議題上闡釋了“影響的 焦慮”和“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對於世界的過去、現代和未來 的意義。

關鍵詞

:彼特拉克 影響的焦慮 人文主義

中國讀者大都聽說過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的名字,甚至知道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歐洲文藝復興之父和西方近代人文主義先驅。但是熟知不等於真知:在很多方面,他對我們(包括筆者在內)仍不過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首先,彼特拉克的作品在國內譯介無多:就中國大陸而言,目前僅見《歌集》(李國慶、王行人譯,花城出版社,2000年)和《秘密》(方匡國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兩種以及一些零星譯介,此外幾乎無書可讀。其次,即便我們對他有所瞭解,也僅僅是作為抒情詩人或文學作者,而對他作為一個整全個體的自我認知——這一認知構成了他那個時代的精神自覺和自我意識——仍不甚了了;讀其書而不知其人,更談不上“知人論世”,儘管今天我們事實上仍然生活在彼特拉克及其後來者即所謂“文藝復興人”開啟的那個時代。

不過,這個時代似乎正在成為自身的遺蛻或者廢墟。在後現代狀況下(這一狀況因網際網路、人工智慧、雲計算、量子傳輸、虛擬-增強現實技術而證取自身),“人文主義”被視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或已陳之芻狗(lost cause),甚至是本身需要祛魅的神話。然而,沒有神話的現實是可悲的,而廢墟也許是新生的根基。在此方面,彼特拉克本人的知識生活(同時也是他的精神實踐)為我們提供了歷史的見證。作為從“黑暗世紀”中走出的第一人,彼特拉克——順便說一句,他正是“黑暗(中)世紀”(Dark Age)這一深入人心的說法的始作俑者[1]——透過回望古典而發現了未來世界的入口。

1336年4月26日,彼特拉克成功登頂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的旺圖山(Ventoux)。這是彼特拉克個人生命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也是西方-世界歷史的一個包孕-綻出時刻:正是在此並以此為標誌,近世歐洲迎來了文藝復興的第一縷曙光。站立高山之巔,俯瞰下界人間,彼特拉克不禁心神激盪,同時也倍感孤獨,如其事後所說:“我突然產生一種極其強烈的慾望,想重新見到我的朋友和家鄉。”這時他想到了奧古斯丁,於是信手開啟隨身攜帶的《懺悔錄》[2],正好看到第十章中的一段話:“人們讚賞高山大海、浩淼的波濤、日月星辰的執行,卻遺棄了他們自己。”彷彿醍醐灌頂,彼特拉克頓時醒悟:原來,真正的高山,或者說真正需要認識和征服的物件,不是任何外界的有形存在,而是“我”的內心!

那麼,彼特拉克在他的內心中看到了一個怎樣的自己呢?一言難盡。在他晚年致教廷派駐阿維農特使布魯尼的一封信(1362年)中,彼特拉克自稱“熱愛知識遠遠超過擁有知識”,“是一個從未放棄學習的人”,甚至是一名懷疑主義者:

我並不十分渴望歸屬某個特定的思想派別;我是在追求真理。真理不易發現,而且作為一切努力發現真理者中最卑下、最孱弱的一個,我時常對自己失去信心。我唯恐身陷謬誤,於是將身投向懷疑而不是真理的懷抱。我因此逐漸成為學園(the Academy)的皈依者,作為這個龐大人群中的一員,作為此間芸芸眾生的最末一人。

這是他在五十八歲時的自我認識。而他早年的自我認識承載和透顯了更多自我批判(同時也是自我期許)的沉重和緊張:

在我身上還有很多可疑的和令人不安的東西……我在愛,但不是愛我應該愛的,並且恨我應該希求的。我愛它,但這違背了我的意願,身不由己,同時心裡充滿了悲傷……自從那種反常和邪惡的意願——它一度全部攫取了我,並且牢牢統治了我的心靈——開始遇到抵抗以來,尚未滿三個年頭。為了爭奪對我自身內二人之一的領導權,一場頑強的、勝負未決的戰鬥在我內心深處長期肆虐而未有停歇。(1336年4月26日致弗朗西斯科信)

這種沉重和緊張源於並且表達了中世紀人(以奧古斯丁為其原型)特有的一種生存焦慮,而這種焦慮——從歷史的後見之明看——正預示了後來蒙田和笛卡爾表徵指認的現代意識與精神症候。

與此同時,我們還在彼特拉克身上看到另一種“在世的心情”:不同於方才所說的自我懷疑,它更多是一種源於他者——確切說是作為他者的古人和前人——知識(knowledge of the Other)的“影響的焦慮”。事實上,正是後者使彼特拉克成為“一個最早的真正現代人”[3](而不是一名單純的中世紀西塞羅主義基督教道德哲學家[4])並率先開啟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文化轉型[5]。

彼特拉克本人曾在他的靈脩日記——《秘密》(Secretum, 1342-1343)一書中借奧古斯丁之口批判自己對世俗“榮耀”即文名的迷戀和追求,其中他特別提到“年輕一代的成長本身依靠的就是對老一輩的貶低,更別說對成功者的嫉妒”以及“普通人對天才生命的不滿”[6]。他這樣說當是有感而發——二十五年後,他被四名來自威尼斯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嘲諷為“無知之人”而憤然寫下《論自己和大眾的無知》一文,公開聲稱“我從來不是一個真正有學識的人”,“就讓那些否定我學識的人擁有學識吧”,但是隨後又說“在我年輕的時候,人們經常說我是一個學者。現在我老了,人們透過更加深刻的判斷力發現我原來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白丁”,到底意難平,此時他一定感觸更深——不過他似乎沒有想到(或是想到卻不願承認)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員。“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這大概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宿命或“人類境況”(conditio humana)吧。

例如他對但丁的態度就很說明問題。但丁是彼特拉克的父執長輩和同鄉(儘管流亡在外),也是橫亙在後代作家(彼特拉克即是他們的領袖)面前的一座文學高峰。彼特拉克從不吝惜對古人——從柏拉圖、西塞羅到奧古斯丁——的禮敬和讚美,但對年長他一輩的但丁卻始終保持意味深長的沉默。後來他向摯友薄伽丘解釋自己為什麼這樣做時坦陳心曲:

我當時極其渴望獲取我幾乎無望得到的書籍,但對這位詩人的作品卻表現出異常的冷淡,儘管它們很容易取得。我承認這一事實,但是我否認敵人強加給我的動機。我當時亦致力於俗語寫作;我那時認為沒有比這更美妙的事,而且還沒有學會向更高處眺望。不過當時我擔心,由於青年人敏感多變而易於讚賞一切事物,自己如果沉浸在他或其他任何作家的詩歌作品中,也許會不自覺地、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個模仿者。出於青年人的熱情,這一想法令我心生反感。我那時十分自信,也充滿了熱情,自認為在本人試筆的領域足以無需仰仗他人而自成一家。我的想法是否正確留待他人評判。但我要補充一句:如果人們能在我的義大利語作品中找到任何與他或別人作品的相似甚至雷同,這也不能歸結為秘密或有意的模仿。我總是儘量躲開這一暗礁,特別是在我的俗語寫作中,儘管有可能出於偶然或(如西塞羅所說)因為人同此心的緣故,我不自覺地穿行了同一條道路。(1359年6月自米蘭致薄伽丘信)

如其所說,他對但丁選擇視而不見的原因是為了避免襲蹈前人(“不自覺地、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個模仿者”),事實上是出於要強和自信(“自認為在本人試筆的領域足以無需仰仗他人而自成一家”)而非嫉妒。為了強調這一點,他甚至反問老友:“你難道認為我會對傑出之人受到讚揚和擁有光榮而感到不快嗎?”並向對方保證:“相信我,沒有什麼事物比嫉妒離我更遠”;“請接受我的莊嚴證詞:我們的詩人的思想和文筆都讓我感到欣喜,我每當提到他都懷著最大的敬意。”

當然,這只是彼特拉克(儘管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的一面之詞。其然乎,豈其然乎?作為後來旁觀的讀者,我們本能地感到他的話不盡不實。例如,他在五年後同是寫給薄伽丘的一封信中再次談到自己早年的文學道路,但是這次他的說法有所不同:

無論是散文還是詩歌,拉丁文無疑都是比俗語更加高貴的語言;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在前代作家手中已經登峰造極,現在無論是我們還是其他人都難以有大的作為了。另一方面,俗語直到最近才被發現,因此儘管已被很多人所蹂躪,它仍然處於未開發的狀態(雖說有少數人在此認真耕耘),未來大有提升發展的空間。受此想法鼓舞,同時出於青年的進取精神,我開始廣泛創作俗語作品。(1364年8月28日自威尼斯致薄伽丘信)

彼特拉克所說的在俗語文學領域“認真耕耘”的“少數人”自然包括但丁在內,甚至首先指的是但丁,但他強調“它仍然處於未開發的狀態”,換言之但丁的“耕耘”成果幾可忽略不計。看來,年屆花甲的彼特拉克仍未真正解開心結:面對據說“思想和文筆都讓我感到欣喜”——儘管“他的風格並不統一,因為他在俗語文學而非詩歌和散文方面取得了更高成就”——的但丁,他內心深處仍是當年那個滿懷超越野心並深感“影響焦慮”的青澀少年。

但是少年總會長大成熟併成為新一代的前輩。彼特拉克本人親身見證了這一人類境況,並預示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文化精神和歷史命運。面對自己的直接前輩——“黑暗的”中世紀文化,一如彼特拉克之於但丁,文藝復興精神透過遠交近攻、厚古薄今的策略,從更久遠的時代(在文藝復興中人看來,這是一個失落的美麗新世界)——古代希臘-羅馬異教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透過模仿古人而戰勝了前人,最終從古人-前人手中奪回了自身存在的權利和現代人的自我意識。

這是人類精神——確切說是文藝復興精神——從“影響的焦慮”走向自信的勝利傳奇,也是古典人文理想的偉大再生。“人文主義的普遍原則”,克羅齊向我們指出,“無論是古代人文主義(西塞羅是其偉大範例),還是14-16世紀間在義大利繁榮的新人文主義,或是其後所有產生或人為地嘗試的人文主義,都在於提及過去,以便從過去中為自己的事業和行動汲取智慧”,即“採用模仿觀念並把過去(它所鍾愛的特殊過去)提高到模式高度”,然而“人文主義含義上的模仿,不是簡單的複製或重複,而是一種在改變、競爭和超越時的模仿”[7],也就是從無到有而後來居上的創造。事實上,這正是維達(Marco Girolamo Vida)[8]、杜貝萊(Joachim du Bellay)[9]、明圖爾諾(Antonio Minturno)[10]、錫德尼(Sir Philip Sidney)[11]、瓜里尼(Giovanni Battista Guarini)[12]等文藝復興人理解認同的模仿精神,而他們的主張又與古人和前人——從但丁[13]到朗吉努斯[14]、賀拉斯[15]——的觀點不謀而合並遙相呼應。我們甚至在西方人文曙光初現的時刻即看到了這一精神的自我表達:

這種不和女神有益於人類:陶工厭惡陶工,工匠厭惡工匠;乞丐妒忌乞丐,詩人妒忌詩人。(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第24-26行)

赫西俄德所說的同行間的厭惡(κοτέει)和妒忌(φθονέει),即古希臘-西方文明的核心精神——競爭(ἀγών)的又一表述。與同類“競爭”的目的,用荷馬的話說是“追求卓越”(αἰὲν ἀριστεύειν)[16],今人所謂“做最好的自己”,而用德爾菲神諭作者的話說則是“認識你自己”(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即尋求自我實現。彼特拉克的焦慮——歷史證明這一焦慮提供了自我超越的動力並最終轉化為審己知人的自信(confidence in comparison)——正是這一古典精神的再現和新生。透過這一精神,彼特拉克成為了“文藝復興之父”和人文主義“第一位偉大代表”[17];也正是透過這一精神,文藝復興成就了自身的輝煌。

儘管這一輝煌在今天已經暗淡消退——從現代科技應許的偉大前程和光明之境回望,這一輝煌甚至成為人類未來世界的一道陰影。然而,正是這一揮之不去的陰影賦予其歷史的縱深而印證了此在的真實。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人類之“奧伏赫變”在是:不知此者不足以言人文,更不足與論人類的未來。

2017年10月中旬寫於北大中關園寓所

(本文原刊於《跨文化對話》第39輯,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註釋

[1] 參見T。 E。蒙森:《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研究》,陳志堅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第106頁。

[2] 彼特拉克的這一舉動顯是取法奧古斯丁,而奧古斯丁本人則效仿了聖安東尼(St。 Anthony the Great, c。 251-356)根據“聖卜”皈依的先例(事見奧古斯丁《懺悔錄》第8卷8-12章中記述的“花園頓悟”一節)。按“聖卜”(Sortes Sanctorum或Sortes Sacrae)脫胎於古代晚期(2世紀之後)以拉丁史詩《埃涅阿斯紀》占卜決疑的“維吉爾卜”(Sortes Virgilianae),而後者又源於更早的以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占卜決疑的“荷馬卜”(Sortes Homericae)。

[3] 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3章,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94頁。

[4] 赫伊津哈即持此說(參見《中世紀的衰落》第23章,劉軍、舒煒等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7年,第344-345頁),當然他是就時人的接受認知而言。

[5] 加林:《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第4章,李玉成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05頁。

[6] 彼特拉克:《秘密》第3卷,方匡國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45頁。

[7] 克羅齊:《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田時綱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36-237頁。

[8] Cf。 Vida:The Art of Poetry, III。

[9] Cf。 Du Bellay:The Defense and Illustration of the French Language, I。 vii。

[10] Cf。 Minturno:L’arte poetica, IV。

[11] Cf。 Sidney:The Defense of Poesie, 11。

[12] Cf。 Guarini:The Compendium of Tragicomic Poetry, 2。

[13] Cf。 Dante:On the Eloquence of Vernacular, II。 iv。 3。

[14] Cf。 Longinus:On the Sublime, 13。

[15] Cf。 Horace:Ars Poetica, 19。

[16] 在《伊利亞特》中,荷馬借格勞克斯之父希波洛克斯(Hippolochus)與阿喀琉斯之父佩琉斯(Peleus)之口兩次申說了這一主題( The Iliad, 6。208 & 11。784: “αἰὲνἀ ριστεύειν καὶ ὑπείροχον ἔμμεναι ἄλλων”)。即如法國古典學者馬魯(Henri-Irénée Marrou)所見:“把人生看作一場旨在獲勝的競技和一種勇武有力的‘生命技擊術’,這是荷馬首先表述出來的”,而“荷馬教育的秘密即在於將英雄奉為楷模”(《古典教育史•希臘卷》,龔覓、孟玉秋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9頁、第41頁)。

[17] 克里斯特勒:《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八個哲學家》,姚鵬、陶建平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年,第5頁、第164頁。

編輯:周觀晴

責編:熊麗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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