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洪波| 《紅樓夢》遠嫁悲情的跨文化省思| | 《紅樓夢》| 影片

《紅樓夢》“遠嫁悲情”的跨文化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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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洪波//

內容摘要

:探春遠嫁後的命運走向是“悲”是“喜”?紅學界在此大判斷上存在著根本的分歧,本文認為這一分歧根源於《紅樓夢》文字複雜意蘊中批判性與保守性因素的錯雜交疊。本文從作品文字細讀入手,將悲喜兩方面線索逐一梳理展開,並對其中的意義衝突與思想分歧進行綜合辨析與跨文化省思,繼而指出,《紅樓夢》雖已清晰表達出對封建文化“末世”的不滿與絕望;但“遠嫁悲情”的抒寫,卻又透露出曹雪芹潛意識中的“安土重遷”觀與“華夏中心”觀,這嚴重限制了他對於“遠方異域”的認知和想象。

關鍵詞:

《紅樓夢》,遠嫁悲情,跨文化省思

作者簡介:

張洪波,湖南安化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比較文學專業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文學思想的現代轉型,跨文化的文學闡釋,《莊子》、《紅樓夢》的跨文化譯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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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賈府四姊妹中,作者著墨最多、形象最為出彩的,是三姑娘探春。“俊眼修眉,顧盼神飛”的她,一出場便以文彩精華、清新脫俗的形象於諸姐妹中脫穎而出;在《紅樓夢》萬馬齊喑、江河日下的“末世”氛圍中,“敏探春興利除宿弊”一回,是難得的一抹振奮人心的亮色,脂批贊探春“看得透、拿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是有才幹者,故贈以‘敏’字”[1]。才幹超群、不同凡響的探春,將來的命運走向如何?小說第五回中,預示探春命運的判詞冊頁是這樣描繪的:

……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雲: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

從中可知,才華超群、志向高遠的探春,在黑暗腐朽的封建末世毫無用武之地,只能於悽婉的清明時節,與親人泣別,登舟遠嫁,如斷線風箏一般,去往遠隔數千裡、音訊難通的海外他鄉。

此外,小說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中,探春所抽花名籤為“日邊紅杏倚雲栽”之“瑤池仙品”,註明“必得貴婿”,同樣具有強烈的命運暗示意味,以“瑤池”之遠,“倚雲”之高,及眾人隨口而生“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之玩笑語,又一次預埋下探春遠嫁為王妃的命運線索。

總之,《紅樓夢》前八十回雪芹原著為探春日後的命運走向給出瞭如上耐人尋味的暗示性線索,描繪出“遠嫁為妃”的大致輪廓,但尚未來得及具體鋪寫、細緻展開,這就為小說後四十回續書及《紅樓夢》研究者留下了待完成的命題,打開了想象與探佚的空間——探春因何遠嫁、何年遠嫁、嫁至何處、嫁與何人?這一系列引人遐思的遠嫁探佚細節,久為紅學界所熱議,眾說紛紜,異彩紛呈[2]。其中筆者發現,

紅學界在“探春遠嫁”話題領域所存在的最為關鍵和根本的分歧,其實不在有關遠嫁之“因何、何年、何地、何人”等諸多細節方面的差異,而在探春遠嫁以後的生活遭際是“幸福”還是“薄命”這樣兩種截然對立的基礎性判斷上。

程高本後四十回續書中,寫探春由賈政做主,嫁給鎮海總制周瓊之子,雖相隔遙遠,但是門當戶對,才貌相配,不失為一樁好親事[3],後來探春回賈府省親,“眾人遠遠接著,見探春

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服採鮮明

”[4],表明探春遠嫁之後生活幸福,且能榮歸故里;1920年發表的佩之《紅樓夢新評》亦認為:“探春在三春之中,最精細,最能幹,最有思想。從前的人,都以他的遠嫁為福薄。其實他是諸人中,

結果最好

的一個”[5];王崑崙在《政治風度的探春》(1944年發表於《現代婦女》雜誌)中認為探春遠嫁海疆為妃,“比起元春、迎春、惜春以及湘雲、寶釵等,作者還是給探春以

較好的結局

”[6];其後胡成仁在《論探春——大觀園中的女政客》(1947)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只有她,具政治家風度的探春,她

幸福的遠嫁

,…是‘哭’與‘悲’下的一顆明星,是曹雪芹希望的路。”[7]

1980年,梁歸智發表頗有影響的論文《探春的結局——海外王妃》,對《紅樓夢》作品文字中與探春相關的線索進行了細緻系統的梳理考論,最後指出“探春的結局應該是嫁到中國以外的海島小國去作王妃”,“這正反映了曹雪芹對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徹底的絕望。可是他又不能毫無希望,於是幻想出了一個

海外的‘桃花源’

,把探春打發去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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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觀點都認為,探春遠嫁後的生活寄託著某種希望之光、包含著獲得幸福的可能性;但與此同時,則有更多紅學家對類似於後四十回續書中這種較為幸運的遠嫁方案表示不滿,如俞平伯即直接指出“這樣的寫法,並沒有什麼薄命可言”;[9]張慶善認為,探春嫁往海外“桃花源”的結局未免“太過幸運了”,有違“薄命”之原意設定,他推測探春即使遠嫁後得貴婿、作王妃,但“生活肯定好不了”,一定會突遭變故而“落魄”,“最終還是逃脫不掉‘薄命’的結局”。[10]許多學者皆認為探春的結局絕不會是“得以新生”,而應符合“薄命”之設定,至於“薄命”之具體情形,則說法不一,或是夫家突遭鉅變、或是遭遇“海盜”,或是自尋短見,或是婚姻不幸、夫妻反目,或是非議獲罪,或是慘遭流放……總之,探春在遠嫁之後不久應即香消命殞,再也沒能回到故土。[11]

探春遠嫁後命運走向的悲喜禍福為何如此耐人尋味?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紅樓夢》作品精微複雜的文字本身所含蘊的錯綜交疊的情感肌理與思想質地,為悲喜兩端之判斷皆提供了線索與依據。下面,本文擬將兩個方面的文字線索逐一梳理展開,再就其中的意義衝突與思想分歧進行綜合辨析與整體省思。

探春遠嫁後的“薄命”之說,在《紅樓夢》中的確擁有強大的文字依據與邏輯合理性。

首先,預示探春終身命運的判詞冊頁,本就屬於小說第五回太虛幻境“薄命司”中“金陵十二釵正冊”的一部分,同時亦與《紅樓夢》“千紅一哭(窟)”、“萬豔同悲(杯)”的整體悲劇性氛圍協調一致,而賈府四姊妹“元”、“迎”、“探”、“惜”之名字,也已暗喻其“原應嘆息”的整體悲劇命運;

其次,小說前八十回預示探春遠嫁命運的具體文字描寫之中,的確處處流露出一種真切而深濃的“遠嫁悲情”:

1)探春判詞頭兩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極精煉地概括了探春才高志遠而生不逢時之運勢,發“末世衰運”之悲嘆;而後兩句“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顯然是依依泣別,一去不返,音訊渺茫,其意境無限悽婉而惆悵;

2)與判詞相呼應的《紅樓夢曲-分骨肉》一支,進一步如泣如訴地抒發了因遙遙遠嫁(“一帆風雨路三千”)、骨肉分離、背井離鄉(“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而強忍悲慼、強自寬解的牽掛與不捨(“恐哭損殘年,告爹孃,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以及天各一方的無奈與悲涼(“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3)小說中還巧借風箏、柳絮意象,處處點染和強化探春遠嫁之離愁與感傷:第五回判詞冊頁中的兩人放風箏之圖景,已暗喻“高飛遠別、骨肉分離”;第二十二回探春所制風箏燈謎,詞曰“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遊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再次預示其清明時節的遠嫁,一如“斷線風箏”般漂浮無根,充滿著離愁別恨;第七十回中寫姐妹們一起於春日放風箏,獨有探春的鳳凰風箏與不知誰家另一鳳凰風箏及“喜”字風箏絞在一處,“誰知線都斷了,那三個風箏飄飄搖搖都去了”,又一次以“斷線風箏”意象之重疊及“鳳凰”細節之增補,更強烈地暗喻探春遠嫁為妃,飄搖海外的命運;不僅如此,第七十回中另寫探春吟詠柳絮所作的半闕《南柯子》詞“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系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以纏綿悽惻、離散飄零的“柳絮”意象,從另一側面渲染強化了無限的遠嫁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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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仔細辨析起來,以上所述探春遠嫁之悲情文字,其中僅有判詞頭兩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是針對探春本人而發的懷才不遇的“

末世衰運

之嘆

,感慨她才高志遠,卻生逢“末世”,全無用武之地,只能無奈地遠嫁他鄉;而其他文字部分,幾乎皆聚焦於抒發因遙遙遠嫁而生的

“離鄉去國”、“骨肉分離”之悲。

此種

“離鄉去國”、“骨肉分離”

的悲情抒寫中,滲透著中國曆代和親文學的深遠影響。在中國和親文學史中,“昭君出塞”的文學母題影響最為深廣,《紅樓夢》第六十四回林黛玉所作《明妃》詩“絕豔驚人出漢宮,紅顏薄命古今同”,便是對“昭君怨”悲情主題的直接承繼。“紅顏薄命古今同”之浩嘆,使人很自然地將“探春遠嫁”之悲情與“昭君出塞”之悲怨聯絡起來等同看待,因而遠嫁“薄命”之說,在“昭君怨”悠久深濃的抒情傳統意境之中,頗顯得順理成章。

然而,從漢代到清代,世易時移,賈探春之遠嫁,距昭君出塞時的歷史語境已發生了極大的變遷——此時封建傳統文化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末世”;而曾被視為“蠻夷”、“化外”的“遠方異域”,至《紅樓夢》作者所處之18世紀,已於日新月異的變革中不斷髮展強大;中西鉅變、古今鉅變的時代風雷,正隱隱醞釀於天際。探春逢此中西古今動盪鉅變之時遠嫁至異域,或許不止是無奈的分離,而可能遭遇新生的契機?

通觀《紅樓夢》中表達遠嫁悲情的文字,除初發“末世”之嘆、繼而大抒“遠離”之悲外,

並未出現有關探春遠嫁之後是否“薄命而亡”的直接或間接的暗示

;而與此同時,作品中卻另借“花名籤”及“鳳凰風箏”兩處,一再預示探春將遠嫁為“王妃”——這表明探春遠嫁之後擁有較高身份地位,這將為她在夫家的生存提供有利條件;以王妃身份遠嫁之後,既然是“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那麼,以探春本人闊朗的胸襟,不凡的見識,超群的才幹,她此後的生活,未必沒有“保平安”、獲幸福的可能——“幸福遠嫁”之說,便由此而生。

的確,當我們把目光聚焦於探春本人——《紅樓夢》作者以珍惜、激賞的筆墨精心描繪出的這朵“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帶刺的玫瑰”——就不難發現,

“遠嫁平安幸福”之可能,是由於這位見識過人、才幹超群的“三姑娘”以堅毅明敏、奮發有為、勇於改革開拓的性情底色,為把握自己的未來提供了強有力的背書。

探春是賈府中的庶出小姐,雖有母如趙姨娘之陰微鄙賤,有弟如賈環之猥瑣卑劣,她卻活出了自己的高貴、獨立和精彩,從未屈服於不公正的身份和命運;她心胸闊朗,格調高雅,律己甚嚴,為人極有分寸;在賈府整個暗濁、腐朽、沒落的末世氛圍之中,她興利除弊、除舊佈新的改革,她痛陳家族之弊的諍言,她對抄檢侮辱的奮起反擊,成為了振奮人心的唯一“亮色”。多愁善感、顧影自憐、悽悽慘慘慼戚、“遊絲一斷渾無力”的弱女子形象,顯然不符合探春本人的性格主調。探春自尊自強,精明果斷,有膽有識,敢做敢當,有男子氣概,更有強者氣質。她的身上,寄託著《紅樓夢》的希望之光——脂硯齋曾感嘆:“使此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致流散也,悲哉傷哉!”[12]

分析至此,不難發現,《紅樓夢》作品所描寫的

現實生活中積極有為

“探”春

,與

遠嫁預言中多愁善感

“嘆”春

,二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而進一步辨析起來,這種巨大反差不僅體現在形象氣質方面,更體現在價值觀念的矛盾衝突中:

其一,現實中的探春,對大家族內“自殺自滅”、“骨肉相殘”的醜惡現實其實充滿了厭惡和不滿。小說第71回中她曾感慨:“我們這樣人家人多,外頭看著我們不知千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第75回抄檢大觀園之時,她更沉痛而悲憤地說:“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由此看來,對家族親人之間“窩裡鬥”的醜惡現實與冷漠親情有著如此深刻洞察的探春,理性、清醒而果決的探春,遠嫁之時對於“骨肉分離”,真有可能產生那麼強烈而纏綿的依戀、不捨和牽連嗎?

其二,現實中的探春才高志遠,抱負不凡,卻深受“男尊女卑”、“嫡尊庶卑”等封建文化觀念的壓抑和束縛,深受“老鴰窩”裡趙姨娘和賈環的折磨和拖累,第五十五回“辱親女愚妾爭閒氣”的尷尬屈辱情境中,她不禁流著淚說:“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由此看來,深感懷才不遇,行動處處掣肘,在家族禮教束縛中永無用武之地的探春,一旦遠嫁為妃,終於能夠“出得去”了,此時她是渴望遠走高飛、大展拳腳去“立一番事業”,還只是一味涕淚漣漣、不忍離開這如此壓抑束縛著她的“家園”呢?當然,實事求是地說,當探春遠嫁時真正面臨“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的那一刻,其心中也會油然而生離情別緒,也難免會有“掩面泣涕”之時,此乃人之常情;但當久已渴望的擺脫束縛、遠走高飛、施展抱負的“遠嫁”契機終於到來,探春心中除一時的離愁之外,是否會有更多“走向新天地”的釋然、欣喜與期待?若本地之“末世”既已如此衰朽至極,而不可能挽狂瀾於既倒,那麼,當探春走出這一“鐵屋”,擺脫封建文化“男尊女卑”、“嫡尊庶卑”的沉重束縛,遠嫁他鄉,得以“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魯迅語),那麼充滿希望的新生活、新世界的到來,豈非更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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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不妨進一步追問:前文中因探春遙遙遠嫁而生的“離鄉去國”、“骨肉分離”之悲情,究竟主要是“誰”之悲情?是探春個人之悲情,還是父母、親人、家族痛失好女兒之悲情?或更是《紅樓夢》作者本人將家國痛失英才之悲情,轉嫁為探春之“離恨”?(一如歷代由男子代作悲音的閨怨體詩歌?)——其中,恐怕真正發自探春個人的悲情有限,而發自家國與作者的悲情卻無盡吧!

曾有研究者指出:“在探春的身上,深深地凝聚著曹雪芹

既絕望又希望、既決絕又不捨

的思想感情。”[13]《紅樓夢》表面上描寫的是每個人物的各人命運,實則是對整個民族文化命運的暗喻。

探春遠嫁之後,其命運走向如何思考和判斷的問題,所牽涉的不僅僅是其個人命運之悲喜禍福的問題,更是民族文化之命運前景如何的大判斷

曹雪芹《紅樓夢》以“紅顏薄命”、“萬豔同悲”的整體性悲劇氛圍,揭示、批判和控訴了扼殺一切美好青春生命的封建文化之沒落、黑暗、腐朽和絕望。小說結尾處描寫寶玉最終“出家”,是以全書主人公決絕拋棄骨肉家園的斷舍離姿態,明確表達了小說作者本人厭惡、批判、棄絕這腐朽壓抑的封建貴族文化的立場——質言之,《紅樓夢》已清晰表達出對“本地生活”之批判與絕望;但遺憾的是,《紅樓夢》對探春“遠嫁悲情”的抒寫,卻又透露出作者曹雪芹潛意識中“安土重遷”的文化保守觀念的強大思維慣性,它使作者尚未能完全擺脫固有的“家園依戀”與“骨肉分離”悲情;

賈寶玉的出家、絕望與“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的迷茫,與作者曹雪芹之“家園依戀”情結互為表裡

——因為“安土重遷”、“家園依戀”情結的另一面即表現為

“變遷恐懼”

“遠方畏途”

心理——雖然本土已是“末世”,而希望卻仍無可能出現在遠方——賈寶玉和曹雪芹之所以看不到出路,是因為他們下意識中拒絕和排斥了“遠方”——此“遠方”已被先天標註為“蠻夷之地”,“化外之民”,何足以道!在對遠方異域、陌生他者的貶抑、排斥與無知的背後,潛藏著悠久而頑固的“華夏中心”與“夷夏大防”之文化觀念所造成的文化自大與文化自閉的保守落後心理。

紅樓群釵之中,當屬曾隨父親遠遊四方的薛寶琴見識最廣,小說第五十二回中,寶琴描繪她曾見過一位“外國美人”——

“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打著聯垂,滿頭戴的都是珊瑚、貓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她好看。有人說她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事官,煩她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她作的詩。……記得是一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她了。”

據寶琴的轉述,那位真真國美女所作五言律詩如下: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這便是《紅樓夢》中

唯一的遠方異域想象

——外國美女“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她創作的五言律詩“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這種“率土之濱,莫非‘詩人’”的天真美好幻想,折射出的是《紅樓夢》作者潛意識中“中央大國”的文化自大心理與封閉保守的文化向心思維,它牢牢限制和束縛了清代文學天才曹雪芹對於“遠方”和“異域”的認知和想象。

事實上,早在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時代之前,“遠方異域”的文化使者便已抵達中國本土——早在明代,西洋傳教士就已陸續進入中國,1607年,利瑪竇就與徐光啟合作翻譯出版了《幾何原本》等科學著作——可惜明清統治者及絕大部分國民,包括《紅樓夢》作者和他的小說人物,在取用西洋的精緻“器物”之時,卻選擇性地無視和忽略了西洋文化中的其他一切。有研究指出:

在清前中期的顯貴之家,“洋貨”已和中國傳統的綢緞同樣具有了“家常應用之物”的地位,……而在(《紅樓夢》中)連女孩子們都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詩禮簪纓之族”,科學方面的外來詞一個也不曾出現,書中所描繪的清朝顯貴階層,還依然沉浸在傳統文化、仕途經濟之中,做官的做官,作詩的作詩,在享用著西方先進物質文明所帶來的奢侈品時,並無一人去關心西方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已怎樣威脅著這個“天朝大國”。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紅樓夢》)那個時代的貴族從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接受了什麼,拒絕或忽視了什麼。這種拒絕或忽視,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那個時代貴族階層耽於享樂的時代風尚,並從一個側面窺見百年後中國被迫進入痛苦的現代史的癥結所在。[14]

在對“海疆”之外的“遠方”與“異域”的認知和想象上,《紅樓夢》的天才作者曹雪芹及其續作者們仍未能擺脫時代文化之侷限,未能走出“華夏中心”的桎梏,認真面對並主動走向“遠方”。

不過,《紅樓夢》在探春精彩人格形象塑造中所寄託的希望之光,以及探春“遠嫁為妃”的想象,仍不失為曹雪芹於《紅樓夢》整體悲劇氛圍籠罩下網開一面的神來之筆。有關探春遠嫁之後“悲喜難料”、“禍福未定”的開放性結局,隱含著作者對於家族與民族之未來命運走向的有限而可貴的探索——在判定紅樓諸釵命運之時,選擇讓擁有獨立精彩之個性、勇於創新之魄力與精敏強幹之能力的探春走向陌生的遠方,這足以令當時乃至今日的讀者,心懷“反抗絕望”的信心與力量,來展望未來的曙光。

探春身上不僅寄寓著賈府的希望,更寄寓著民族的希望。她的精敏果斷,奮發有為,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民族傳統文化中積極昂揚的生命活力;對她能否走出“鐵屋”、走向遠方、“別求新聲於異邦”、去開拓和建立更美好生活的追問,與對民族傳統文化能否激揚其生命活力、能否更新認識框架、能否重新認知遠方異域等系列命題的省思和追問,互為表裡,相輔相成。

在跨文化的當代語境下,對探春之遠嫁進行開放性、創新性的省思,或許可為我們走出紅樓,走向遠方,走向世界;同時亦走出傳統,走向現代,開啟一種富於啟示意義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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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戚序本第56回回末總評。

[2] 參閱鄭琦,王人恩《20世紀探春形象研究述評》,《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2017年第3期,第91-99頁。

[3]《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版)第99回,賈政看了鎮海總製為兒子求婚的書信,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她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升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來門戶卻也相當,與探春倒也相配。”可見這不失為一門好親事。

[4] 《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版)第118回。

[5] 原文載於1920年上海《小說月報》第11卷第6、7號,轉引自《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上冊,第58頁。

[6] 王崑崙《紅樓夢人物論》,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80頁。

[7] 胡成仁《論探春——大觀園中的女政客》,原載於上海《大公報》1947年5月14、16日,轉引自《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下冊,第1147頁。

[8]梁歸智《石頭記探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28頁。

[9]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9頁。

[10] 張慶善《探春遠嫁蠡測》,《紅樓夢學刊》1984年第二輯,第251-259頁。

[11] 參閱鄭琦,王人恩《20世紀探春形象研究述評》,《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2017年第3期,第91-99頁。

[12]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脂批。

[13] 梁歸智《石頭記探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頁。

[14] 石曉玲“《紅樓夢》中的外來詞與外來文化”,《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3期,第82頁。

本文原載於《跨文化對話》第39輯,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編輯:周觀晴

責編:魏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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