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村曾說王安憶“穿一條棉毛褲也能寫兩千字”,這份“慢”的底氣從何而來?

陳村曾說王安憶“穿一條棉毛褲也能寫兩千字”,這份“慢”的底氣從何而來?

“慢”——這個字在上週末舉行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生活”系列工作坊的活動中,出現了幾十次,堪稱現場評論家們圍談時的最高頻詞彙。而這場工作坊的主角,是著名作家王安憶和她的長篇小說《考工記》。

這份慢,既是語言敘述上的從容不迫,筆下角色自甘“比時代慢一拍”,也體現了王安憶的小說美學,細密勾勒日常,哪怕是疏離於時代大舞臺之外的凡俗人心,也不吝筆墨耐心探究描摹箇中曲折幽深,賦予其最日常的樸素尊嚴。

難怪活動現場,《江南》原主編袁敏認為王安憶作品的顯著特色之一就是“慢”,而這種“慢”,讀者是可以參與的。她還記得,上海作家陳村曾經半開玩笑調侃,“大概意思是說,王安憶寫一個人穿一條棉毛褲都可以寫上兩千字,而這兩千字可以讓你讀得跌宕起伏,欲罷不能。”

不怕“慢一拍”,“低慾望”狀態同樣值得寫

從《長恨歌》到《考工記》,從滬上名媛王琦瑤到世家子弟陳書玉,他們都是被歷史席捲而顛簸的凡人,王安憶仍孜孜書寫見證滄桑波濤中輾轉的世俗人情。《考工記》裡陳書玉曾數次試圖擺脫老宅加諸在身上的枷鎖,但最終變得麻木,如同老宅,要連番接受各種修繕和改造,煮書亭也隱喻了陳書玉孤獨的一生。王安憶認為,城市往往是充滿慾望的,但現代都市中普普通通的眾生常常被忽略,但是“低慾望”的生存狀態,同樣有值得深入發掘和表現的文學空間。“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多是來自普遍性,其實,偶然性卻常常更為作家所關注。”

陳村曾說王安憶“穿一條棉毛褲也能寫兩千字”,這份“慢”的底氣從何而來?

同濟大學教授張生談到,《考工記》的敘事舉重若輕收放自如,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慢”,即“慢下來的從前”,唱出一支“懷舊金曲”,充分顯現了成熟作家的魅力,“敘事語言的配置也緩慢,主人公的慢與上海的快形成對照,節奏上的反差對比,有種獨特的藝術張力。”

“好的小說,同樣可以附著在最日常的生活細節上,王安憶寫日常,徐徐道來,零零碎碎、不緊不慢,有一搭沒一搭,整個考工記,自言自語,旁若無人,別無二心。”長江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勇想起了另一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也是沉浸在小鎮日常生活裡,寫出自己的時間節奏。正是這種舒緩,他認為《考工記》是王安憶迄今最好的一部作品,充滿了詩意而有意蘊的語言,看似隨心所欲漫不經心,但提神回味,就像“王安憶喜歡的阿加莎·克里斯汀,充滿懸念但又合情合理”。

陳村曾說王安憶“穿一條棉毛褲也能寫兩千字”,這份“慢”的底氣從何而來?

翻譯家文敏認為,《考工記》有一種安定人心、安頓人生的氣質,就像她書中寫的“亂世當中,低頭做人的姿態”,隱忍是王安憶筆下人物的一大底色。浙江財經大學教授周保欣談到,《考工記》是從天地江河的壯闊中寫一種異變,寫“物是人非”和“人是物非”。《考工記》比《長恨歌》更深邃,《長恨歌》更多寫的是世道,而《考工記》中,除了世道,還有物,還有“天地細微”。“陳書玉身上有股強大的力量,世界在變,周圍的人在變,陳書玉也在變,但陳書玉身上有個恆定不變的東西,比如他的終身不娶。”

陳村曾說王安憶“穿一條棉毛褲也能寫兩千字”,這份“慢”的底氣從何而來?

在袁敏看來,王安憶是小說高手,同樣的素材,她可以用得十分節儉,取其一點,綿延成篇。《江南》主編鐘求是認為,《考工記》對時間的處理很到位,漫長60年在15萬字小說裡,像流水一樣淌完了。“這是對時間很從容不迫的處理把握,沒有動不動就百年史詩”。評論家、《書城》編委李慶西從王安憶1985年作品《小鮑莊》說起,認為《小鮑莊》是隨著同時期的尋根文學寫農村、民間、反映傳統文化,當把寫作陣地有意識挪到上海,王安憶也始終保持對歷史社會變遷追蹤的心態,依然有著尋根文學的關注點,對人情人際關係裡透露出的世俗精神和日常敘事來寫大歷史更為關注。

“物”與“人”在小說裡如榫卯般緊密咬合

工作坊由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浙江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聯合主辦。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張曉玥教授主持開幕式,浙江工業大學張欣教授、浙江大學翟業軍副教授分別主持上、下半場的學術討論。

安徽師範大學教授方維保認為,《考工記》中的人物和語言都有一些古舊特色,仔細看卻又能看出先鋒。《考工記》既是在寫人,也是在寫建築,借用“建築”“人”“敘述”三個關鍵詞,文學創造本身也如考工記。“陳書玉和四小開的家庭關係,清晰明瞭,人與建築的關係如榫卯結構,緊密咬合,不著痕跡,順其自然。”

揚州大學教授徐德明則以“及物動作”切入,將觀點拆為“體”“學”“物”三個字闡述。他談到,近年來王安憶小說的文化特徵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博洽古今讀書人,調和鼎鼐“煮書”人,推陳出新著書人;她寫日常生活的唯物故事,從物質中升騰人心、人情、行為邏輯,寧要物之語境實在,不耽於事之奇詭。

陳村曾說王安憶“穿一條棉毛褲也能寫兩千字”,這份“慢”的底氣從何而來?

在翟業軍看來,小說中的阿陳是純良的,是隨物賦形的,他其實是一個“無”,作為“無”的阿陳,一定要與生活保持一段距離,否則日常生活在滿足他的同時,又會導致他一世的墮落。“於是,冉太太寄來了大量食物,無限激發他的動物性,毫無節制地吃,彷彿可以吃出一個豬的身型;很快食物被消耗殆盡,只留下一張食物的清單,這張取消掉物質性的清單,才是一個純粹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相思。”他說,從食物到食物清單,是清空也是昇華,終點是“無”,一種“無”是空無一物,一種是從生活中掙脫出來的,切切實實的空無的“無”。而限制他現實生活的終極道路就是性和婚姻,性和婚姻完滿了一個人,也徹底毀覆了一個人,直到最後,阿陳還是個童男子。

浙江工業大學教授、國家萬人計劃教學名師肖瑞峰,則從古典文學研究角度對王安憶小說藝術進行探討,認為小說《長恨歌》與白居易《長恨歌》有內在精神的相通,並呈現出創作路徑某種神似。“王安憶的創作生命力持久且旺盛,不斷推出精品力作,其文學敘事看似平淡素樸,但卻是千錘百煉而後得。”肖瑞峰近年來以曉風為筆名,出版了高校題材長篇小說《迴歸》以及“大學三部曲”系列中篇小說集,他也從小說創作角度分析了《考工記》於平淡中見深刻的藝術特質。

陳村曾說王安憶“穿一條棉毛褲也能寫兩千字”,這份“慢”的底氣從何而來?

“長篇小說都是在呈現大歷史的敘事,在上海的近代史中,有某些特殊的時刻,在時間性之外,出現了一種特別關注,凝視當下空間性的時刻,通常大眾會將其稱為海派文化的特殊時刻。”同濟大學副教授張屏瑾談到,在這樣一種特殊時刻裡凝視當下的情景,會製造出城市“現代性”裡的各種表象,而王安憶一直在尋找“明”和“實”之間正確的邏輯關係,在具體表達上接續了海派書寫盡善盡美的風格。

母親茹誌鵑堅持寫兒女情與家務事,這份堅持令王安憶感動

繼工作坊活動後,昨晚王安憶亮相浙江工業大學展開“母親茹誌鵑”為主題的講座,現場座無虛席。“母親祖籍是杭州,與這座城市有著一定的親緣。尋找她曾經生活的足跡,對我既是積累寫作素材,更是接近母親的一種方式。現在不少讀者對茹誌鵑已經感到陌生甚至遺忘了,但我覺得,母親雖然作品不多,仍是很好的作家。”王安憶追憶說,母親3歲時外婆去世,外公離家出走,母親跟著小腳奶奶在上海親戚家過起了寄人籬下的生活;13歲那年奶奶去世,母親被送進孤兒院,短篇小說《逝去的夜》《她從那條路上來》和另一部未寫完的手稿就是母親這段生活的記憶。

陳村曾說王安憶“穿一條棉毛褲也能寫兩千字”,這份“慢”的底氣從何而來?

談到茹誌鵑,不能不提《百合花》。王安憶談到,從孤兒院出來後,母親輾轉杭州和上海,始終沒有穩定的落腳地,最終去蘇北尋找自己的哥哥,蘇北革命生活讓母親完成了從女孩到女戰士的蛻變。後從蘇北回到上海,茹誌鵑結婚生女,但1957年父親遭遇人生磨難,母親的生活一下子跌落,但她毅然扛起家庭重擔,《百合花》就是在這一時期創作,並得到茅盾先生的認可。

“母親那一代人的寫作始終處在矛盾、衝突與掙扎的狀態,但母親面對個人生活與集體生活、個人與時代等問題,始終堅持寫兒女情與家務事,在個體生活呼應大歷史的寫作語境下,這種個人化寫作非常難得。”王安憶透露,年輕時的母親在上海曾開始過一段戀愛,並寫進了日記,“媽媽曾把這本日記送給我,這是那個時代年輕人青春生活的寶貴記錄,更是個人私密經歷的記載。能不能發表?如何處理?這一直困擾著我。”

作者:許暘

編輯:許暘

攝影:袁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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