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道|導師:研究生學術創新與論文撰寫的五大關鍵,乾貨速看!

人文領域的研究生要想進行學術創新,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

要有獨立的學術人格,要有真誠為學的態度,在學習和研究中多一點真誠批判,少一些虛偽盲從;

第二,任何學術創新的不竭之源都在於各個層面的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但過度的學科焦慮會影響人們對真正的學術問題的關注,因此

要多一點問題意識,少一些學科焦慮;

第三,要重視方法的生產性,

多一些方法自覺,少一些材料堆積;

第四,重視學問的“內證”,

多一些生命感悟,少一些話語借用;

第五,創新固然重要,但不能急功近利地加以追求 ,並且它也不是我們進行學術研究的最終目標,

學術創新要與終極價值追求、與天地境界相結合。

對於研究生來說,無論是攻讀專業學位還是學術學位,總要進行一些學術研究,而對於學術研究來說,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要進行學術創新。

沒有創新,學術就沒有生命。

培養創新型人才,不僅是研究生教育的目標,也是從小學到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沒有創新,一個民族就沒有希望。創新的重要性或許誰都懂,但關鍵是如何進行學術創新?筆者根據多年來在文藝學、藝術學理論專業研究生教學與培養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並結合自己求學、治學的一些經歷、經驗,總結出如下幾個方面。

一,多一點真誠批判,少一些虛偽盲從

能不能進行學術創新,首先與能否進行獨立思考,能否進行批判性思維有關。

而要獨立思考,既需要學術勇氣,也需要學術真誠。但有時候,人們因為種種原因可能做不到這一點。這就會妨礙創新。

舉例來說,在我們讀一本書之前,可能對作者已經有所瞭解,知道這是一位大師,於是先被他的威名壓倒了。預先設定他寫的書,他說的話,就應該是正確的,不可懷疑的。這樣讀書,就是缺乏學術勇氣的表現。在這種心態的左右下,不僅沒法進行獨立思考的,也很難發現問題。還有一種情況,我們讀權威學者的書,發現他們在某一問題上的看法或許並沒什麼新意,甚至存在著錯誤。但由於說那些話的人是學術權威,或者是你尊敬的前輩、老師,你明明知道他錯了,卻不敢或不好發表不同的見解。有時不但不敢或不好發表不同的看法,甚至還跟在他後面附和,這就不僅是缺乏學術勇氣而且是缺乏學術真誠了。這種缺乏學術勇氣、學術真誠的態度,會導致學術研究中的虛偽盲從,使人沒法進行獨立思考,也就難以進行學術創新了。

所以,學術創新首先需要有獨立的學術人格,需要有“真”“誠”為學的態度。要對學術有敬畏之心,要把學術當回事,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或許會寧願觸犯學術權威,也要表達出自己認為是對的學術觀點。只有這樣具有學術勇氣,學術真誠,具有獨立的學術人格,能夠進行獨立思考,才有可能進行創新。

但是學術創新不是為了出名而有意識地去標新立異,更不能為了出名故意去觸犯權威。我們只是為了學術的那個“理”,說得大一點,是為了 “真理”,才不得不與別人的觀點發生碰撞。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我們發現別人的觀點確實存在問題,也不要以氣勢洶洶的、甚至是以攻擊性的語言批評別人,當受到別人的反駁時,也要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並客觀公正地加以論辯。《荀子 正名 》中說:“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我們應以此自勉。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的情況是,我們什麼阻力也沒有,既沒有懼怕誰,也沒想維護誰,讀書不少,就是沒什麼想法,沒什麼發現,或者問題明擺著就是看不到,那可能是與我們“先天地”或 “後天地”缺乏一種批判性思維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有意識地多動動腦子,不要輕信任何一個斷言。當我們看到一些觸目的、又感到有興趣的論斷時,要認真理清作者的思維過程,看看他得出這一結論是否有充分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證。如果感到他的證據不足,論證存在問題,與你觀察到的事實或與你的知識前設存在著衝突,就可以試著進行批判質疑。

批判性思維是可以有意識地加以訓練和培養的。隨著批判性思維的加強,創新能力便會提高。

二,多一點問題意識,少一些“學科焦慮”

任何學術創新的不竭之源都在於現實中存在的問題。現實中有了新問題,就需要有人來解決,如果誰的研究最先或比較早地關注甚至解決了新問題,誰的學術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原創性。因此

能不能進行學術創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研究者是否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 “現實”包含幾個層次。就藝術學理論專業來說,可以分三個層次,一是生活世界的現實;二是藝術實踐活動的現實;三是藝術學理論研究的現實。前一者如果說屬於“事物”的層面,後兩者則可以說屬於 “話語”的層次。但無論屬於哪一個層面,它們都是藝術學理論研究據以展開的基礎和前提,也都是研究需要關注的 “現實 ”。在這三個層次的“現實”中,生活世界是最基礎的現實。如果說一位研究者能率先關注這一層面的現實問題,併力圖做出解答,做出的學問不僅可能使他成為一位具有開創性的專業理論家,而且還可能使他成為一位原創性的哲學家、思想家。馮友蘭先生曾經說,一流的大學問都是從現實問題中生髮出來的。胡塞爾的現象學,主張“回到事物本身”,晚期更是提到回到前研究的那個“生活世界”。但我們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在研究話語層面的現實,而不是生活世界層面的現實。這正如福柯所說的,在當今學術界,關於“書的書 ”要比關於事物的書多,關於 “話語的話語”要比關於“事物的話語”多。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不是因為生活現實中不存在問題,而是因為生活現實中的問題過於紛雜、過於沉重,讓人難於擔負、難於把握。我們知道,當今世界中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就自然來說,存在著嚴重的生態危機;就人來看,存在著許多精神心理疾患等。面對現實世界中的這些問題,作為一名研究者也應該思考我們的研究能否為促進這些問題的解決或改善做些什麼。

如果中國研究者具有這樣的現實關懷,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有許多理論或許應該由中國學者而不是由西方學者率先提出來。

當然這並不是讓學生都放棄書本,不讀書,只去與現實打交道,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沒有必要來讀“研究生”了,

這裡想說的是,要想進行學術創新,我們必須關注各個層面的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只有關注各級現實中的問題,包括生活世界中的問題,才能源源不斷地進行創新。

對於我們學生來說,生活世界同樣構成一切學問的總根基,應該關心生活世界中存在的問題,但對於閱歷和知識都有待進一步積累的研究生來說,現階段還需要更多地關注藝術實踐活動中的現實問題和藝術學理論研究中的現實問題。當今中國社會,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大眾傳媒的興起,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革,藝術的觀念、藝術的形式、藝術的創作、藝術的接受方式等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至於我們經常懷疑看到的那些當代藝術還能不能稱為藝術。藝術實踐活動的變化,向原來的美學和藝術理論提出了挑戰,如果直面藝術實踐活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對挑戰做出積極的迴應,就有可能提出新的藝術觀念、藝術理論,或開闢新的藝術研究領域。

的確,隨著生活現實的變化,隨著藝術實踐的變化,美學和藝術理論研究的現實也在發生變化,我們的理論觀念和理論方法也都在不斷更新。但總的來看,與生活世界的現實、與藝術實踐的現實中出現的問題相比,理論研究的創新還嚴重不足。比如,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中或文學藝術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往往不是由我們的學者在理論研究中率先提出來的,哪怕這些問題是公共的問題。不能原創性地提出問題,自然也很難原創性地解決問題,那也就難以進行理論的創新。

阻礙我們創新的因素或許是複雜的,但其中一個原因值得特別注意,那就是一種比較普遍的“學科焦慮”。

所謂 “學科焦慮”,是指當研究者為自己的研究找不到學科歸屬時或者是自己所認同的學科邊界被別人打破時出現的一種焦慮狀態。

研究者一般認為人們屬於哪個學科就應該研究哪個學科裡的學問,每個學科都有一個預設的研究物件,如果自己或別人所研究的物件不屬於研究者自身所屬的學科,甚或哪個既有學科都找不到這樣的研究物件時就會出現一種個體或群體性的焦慮狀態。

“學科焦慮”還有一種更可怕、武斷的表現,就是要求別人的任何新提法,新研究都必須是一個“學科”,否則這種研究就不成立。

這種焦慮導致的結果是,即便我們在現實生活世界中,在文學藝術實踐中,在美學或藝術學理論研究中發現了問題,卻認為這一問題已超出了特定學科的範圍,或者不屬於任何已有的學科,因而不能對它進行研究,從而錯失提出問題、研究問題的良機。

之所以談到這一點,是有感於國內文藝學、美學和藝術學研究界,圍繞著文藝美學、生態美學、藝術學理論作為一個學科是否成立展開的曠日持久的爭論而發的。就拿生態美學來說,目前國內的生態美學研究已取得引人矚目的成果,但仍有學者提出“生態美學”不成立,原因在於生態美學不能成為一個學科。筆者認為,學術研究的出發點是問題,而不是學科,我們不是“為學科”做研究的,而是“為問題”做研究的。不要老是從學科出發,認為這不能研究,那不能研究,人為地給研究劃定一個固定的邊界。在當今時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要想持守絕對清晰的邊界幾乎是不可能的。研究領域本來也不像國家的領土,它本來也沒有什麼實體性的物理疆界,沒有誰對一個學術領域擁有絕對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所有權。即使設立了邊界,也不意味著別人不可以跨越。不是說完全不要有學科意識,而是不要讓過度的學科焦慮成為一種束縛,我們應該焦慮的不是這個問題是否屬於這個學科應該研究的物件,或者從學科角度來判定一種研究是不是成立,而是我們這個學科能否研究得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不是一個真正值得研究的學術問題。如果能夠克服這種過度的學科焦慮,就會發現我們的研究領域會開闊很多。而那種交叉跨界地帶的研究,也更容易產生創新性成果。

我們知道,福柯本來是一個歷史學家,可他後期關注的一箇中心話題是空間問題,是地理學的問題。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為什麼關注這些問題呢?原因正在於生活世界的變化,促使他關心這一問題。因為在他看來,“ 世紀的一個巨大痴迷是歷史 ”“而當今的時代或許將首先是一個空間的時代”。並明確認為:“無論如何,我們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本質相關,毫無疑問,這種同空間的關係大大甚於同時間的關係”。說實在的,從福柯的各種研究來看,是很難分清它是屬於哪一個學科的。但是,歷史、文學、哲學、藝術學,無論哪一種人文社會學科,都可以從他的研究那裡受到啟發。

福柯之所以成為這樣一位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思想家,一個重要原因或許正在於他不是從哪一個固定的學科出發,而是從問題出發,從生活世界中的問題、從學術史中的問題出發進行學術研究的。

三,多一點方法自覺,少一些材料堆積

新觀點往往來源於新視野。因為看到的東西永遠是視野之內的東西。學術視野不一樣,人們的研究物件呈現出來的面貌就不一樣,人們所認識到的那個事物的“本質”也不一樣。因此,

要想進行學術創新,方法視野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方法視野的重要性,尼采曾有過談論。在尼采看來,自然規律的本原不可知,或者說就不存在本原的、統一的無矛盾的自然規律。我們所認為的所謂的“本質”,只不過是各種關係,是主觀的效果,人類表面上認識了客觀世界,但人類最終認識的是人類自己,再具體一點說不過是人類自己的視野。他說:“鏡子本身並不是什麼外在於事物本質的全然不同的東西。相反,它是慢慢地發展起來的事物本質成分。”這裡不是說尼采的虛無主義和不可知論是正確的,而是想透過尼采的話來說明方法視野的重要性。方法視野就像鏡子一樣,它是外在於研究物件的東西,但實際上,研究物件什麼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看它的方式。觀點是由視野決定的。因此觀點的創新是與理論視野的更新直接相關的。所以做學問,必須要有自覺的方法論意識。這裡所說的方法意識,不只是指運用新的方法,也指提出一種新的方法,這種意義上的方法創新要比觀點的創新更具有生產力。如果就某一問題提出一種新的觀點,往往只能影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但如果能提出一種新的方法,可能影響人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如馬克思主義方法、現象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對於我們認識整個世界、認識整個人文社會學科,都具有革命性意義。當然,方法與觀念是無法完全分開的,有時,人們提出的一種觀念,同時就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但無論如何,方法視野的創新對於學術研究的創新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儘管一般說來,學術研究的創新,表現在新領域、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幾個方面,但由於新領域的開拓,新觀點的提出,新材料的更好的利用,也都往往離不開一定的新的理論方法,因此方法的創新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沒有對新的理論方法的有效利用,有時堆積再多的新材料,也是很難提出新的觀點的,因此要說,“少一點材料堆積,多一些方法自覺”。

四,多一些生命感悟,少一些話語借用

筆者之所以談到這一問題,是源於過去讀過的一些研究生畢業論文,滿篇都是引文,讀起來感覺特別不順暢。看不出他個人的觀點,也看不出他個人的感情。寫論文引用材料的目的是為了支援自己觀點,是幫著自己說話,而不是代替自己說話,因此不能靠步步引用別人的話來推進自己的論文,這樣做的害處一是讓行文不流暢,二是讓作者自己的觀點淹沒在材料之中,三是這樣做的一個後果是失去了一個表達作者自己生命感悟的機會,讓文章缺少一種靈魂或精神,同時,也降低了文章源於作者個性氣質的獨特性。學術創新不僅要有敏銳的問題意識,要有新的方法視野,還必須讓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材料,這樣才會讓文章富有神彩,也讓自己學術風格更加與眾不同。同樣的研究物件,同樣的理論視野,同樣的問題關切,也可能寫出不同的文章,這其間的差異,就是個體生命的感覺方式的差異。因此在做學問時,應該多一點生命感悟,少一點話語借用。以自己的生命感悟不斷地濡染材料,為材料注入靈魂。

每個人的生命感覺都是獨特的,思考問題的方式是有差別的,說出的話也是不同的,因此個體的生命體驗、生命感悟也是創造性的一個來源。

實際上,

做研究並不是所有的創新性觀點都來源於對材料的積累,有時會有一些基於生命體驗或生活經驗的直覺或靈感,讓我們在一瞬間獲得一種具有創新性的看法。說起體驗感悟,或許結合本人自己的求學經歷談談更為合適。

筆者的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超越與復歸———“語言未成態”的美學含義》,這篇論文提出幾個概念:一個是“語言未成態”,一個是“語言慣性”,一個是 “語言可逆性”。這其中的兩個概念,“語言慣性”和“語言未成態”,其實都不是首先來源於筆者對理論著作的閱讀,而是來源於本人對語言的體驗。筆者的大學畢業論文寫的是《語言符號與審美》,一開始看了好長時間的書,一直動不了手,後來有一天下決心開始寫了,忽然發現一旦開了頭,竟然剎不住車了。這時忽然感覺到流動起來的語言就像開動起來車一樣,是具有“慣性”的,如果突然被打斷,就像猛剎車一樣,是會感覺到不舒服的。對於“語言慣性”,在那篇本科畢業論文中僅僅提了一句,如果寫多就跑題了。到後來讀碩士研究生,寫了一篇課程論文《文學美探析———試論文學語言的慣性與動勢》,其中對語言慣性問題進行了發揮、探討。在這篇課程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感覺語言像是不斷地往外湧,並且語言一直保持著向前延伸的趨勢,好像永遠無法最終完成似的,所以在這裡,筆者又提了一句“語言未成態”這個概念。後來這一概念成為我碩士論文的副標題,它與“語言慣性”“語言可逆性”一起構成那篇碩士論文的核心觀點。後來,這篇碩士論文的主要內容都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以“試論文學語言的可逆性”為題,一篇以“文學語言的慣性新論”為題。如果說這些觀點還具有一些創新性的話,不得不老實說,這些觀點的來源首先是基於個人對於語言的生命體驗。

我們相信,對於生活的體驗誰都有,對於一些藝術文化現象的那些靈光一現的看法都可能經驗過,關鍵是要珍惜它、抓住它,讓它作為火種慢慢點燃,終究發出燦爛的火光,照亮我們思想中的其他暗區,並把看似散亂的東西終究連成一體。這些體驗、經驗,可把它看做學問的 “內證”。

因為我們的內心經驗能夠證明它的存在,能夠感覺它的存在。從體驗中得出的觀點,或許一開始會找不到同道幫著自己說話,但是如果我們對一個問題的感覺非常強烈,或不斷地有這樣的感覺,感覺也可以是 “深刻的理論家”,“感覺”也可以直接提出一種重要的正確的觀點的,我們終究會找到支撐它、證明它的材料的。這就要求我們在讀書時,做一個有心人,發現了類似的材料隨時進行積累記錄。這些寶貴的材料,就是那些“內證”的“外驗 ”。創新是需要 “內證 ”與 “外驗 ”並重的。

尼采曾經說,“引導一個科學探索天才的是正確的預感。他所看到的正是尚未得到充分支援的可能性”。“沒完沒了地進行實驗和蒐集資料,而結論卻在少數幾個例子的基礎上就可以迅速得出。這甚至按照尼采的這種觀點,人也存在於語言學中 ”。

要想進行理論創新,也是不能光靠學習理論、光靠學習概念的,還要注意從藝術中,從隱喻思維、從直覺思維中汲取創造性靈感。

五,少一點急功近利,多一些終極價值追求

前面已經談到,對學術研究來說,學術創新是至關重要的,但這裡要說的是,

創新固然重要,但不能急功近利地加以追求,並且它也不是我們進行學術研究的最終目標。學術研究不能單純為了創新而創新,創新應與價值追求相結合。

所有研究都應該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美好,讓人更好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否則研究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但在今天這樣“後人類主義”時代或生態文明時代,僅僅說讓 “人”更好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好像還不夠,學術研究的最終目標不僅是讓我們,讓人類這個物種更好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也要讓其他生命、其他的物種和我們一起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甚至也不能僅僅是讓所有生命存在物更好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而是應讓所有存在者,包括那些看起來沒有生命的“物”,都一起更好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如果做到了這一點,那也就達到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地棲居”了。在很多人的眼中,詩意地棲居就是讓人類有一個美好的家園。但海德格爾的 “棲居”,並不是一個純粹的人類學概念,它指向的是人與所有存在者都存在於“存在的家園”之中。存在的真理,不只是讓人達到本真的存在,存在於“無蔽”與“澄明”之中,而是讓人與所有其他存在者都能 “是其所是”,並能一起進入一個統一的、“無蔽的存在者整體”,從而達到一種 “世界遊戲”或“宇宙圓舞”。也只有這樣,人的居住才能是詩意地棲居”。

海德格爾的這種詩意棲居的思想與中國傳統哲學所追求的“天地境界”是相通的。莊子曾經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馮友蘭先生也曾經把人生境界分成四個層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宇宙或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或“宇宙境界”不是不講道德,它只是擴充套件了道德關懷的範圍,讓一個人儘可能地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達到一個更大的宇宙整體,讓人類不僅僅為人類社會的利益做事,而且要為一個更大整體的利益,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種事”。這種關懷整個宇宙的境界是一種最高的境界,這種關懷整個宇宙的道德是一種最大的道德,這種道德也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生態倫理”。這說明中西方思想在最高的部分是相通的。我們的學術創新應該與中西方哲學的這個最高目標,這個終極價值追求,這種天地境界、宇宙境界結合在一起。

本文轉載:教育文獻君 高校人文界,作者:趙奎英,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文刊載於《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由於篇幅限制,本文略去了參考文獻及部分內容,如有需要請查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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