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計劃丨我得了抑鬱症,父母不相信這是病

從很早的時候起,想象死亡就不再是件令人畏懼的事情,反而成了我緩解鬱結的烏托邦。

全民故事計劃丨我得了抑鬱症,父母不相信這是病

全民故事計劃

的第

392

個故事—

父親始終覺得“抑鬱症”是年輕人整出來的時髦事物。從三年前開始,我就斷斷續續地向他們提出想要去醫院看看,但即便萬般解釋,他依舊不為所動,只是拋下一句:“不知道成天在想些什麼東西!”然後摔門而去。

自從我第一次向家人提出要檢查抑鬱症開始,這句話便貫穿了我的生活。

十六歲,我初次瞭解到抑鬱症的病狀,發現和自己的情況極為相似:無端地感到情緒低落,悲觀厭世,偶爾伴隨著自殘的行為,只有看到鮮血流出的剎那,才能收穫些許的快感。

時至今日,我已經可以憑藉右手臂上的傷疤細數每一次犯病的經歷。然而所有的痛苦並無傾訴的途徑,當我向父母吐露病症的時候,收到的只有冷漠的責備。

如果正好碰上考試成績倒退,父親甚至會對我拳腳相加。父親是個沒讀過多少書的人,不會講大道理,嘴巴不利索只好用棍棒來代替。

父母是透過相親認識的。90年代末,母親嫁過來之前在軟體園工作,在村裡屬於文化水平較高的人,唸完了整個高中。

相比之下,父親上完中學就出來工作,多年以來一直待在一家小公司,唯一的變化也只是從員工做到車間主任。

父親性格暴躁,心裡容易起疙瘩,有時還會發酒瘋,這些缺點全是從他的父母那遺傳而來。

我的爺爺奶奶是帶有老農村特徵的鄉下人,脾氣差,心眼小,看不慣從城裡來的母親,認為城裡人過分講究,精於算計。

這種天生的偏見讓母親在何家相當難堪,父親也從未站在過她的立場。儘管處在一個家庭裡,母親卻時時刻刻感到被排擠的孤獨。

有一年清明,一家人去山上掃墓祭拜,點完香燭之後,奶奶第一個上去講話,當著一整個大家族的面,有一句沒一句地交代了些家中日常,最後祈福的時候,雙手合十拜了兩下,說:“保佑我家兒子、女兒、女婿和外孫。”

說完之後還看了我一眼,若無其事地走了下來。那時我十一二歲,事後問母親,奶奶是不是把我忘了。母親沒有回答,她把這一行為視作奶奶和我們母子倆劃清界限的證據。

也是從那時開始,母親拼命地督促我的學業,期望我出人頭地,能夠勝過家族裡其他的孩子,成為她的驕傲。

十六歲的時候,我開始失眠。睡眠很淺,半夜驚醒是經常的事情。我以為只是普通的失眠症,備了幾副耳塞,和母親講了好久,她才同意給我買安眠藥。

儘管睡眠質量有所改善,但白天上課時卻感到疲憊不堪,無法集中精神,而且身上時不時地感到有所不適,卻又無法言明。我以為是安眠藥帶來的副作用,把藥停了一陣,於是夜晚又成了難熬的時刻。

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像在做一道選擇題——到底是犧牲白天的精神換一個好睡眠,還是放棄夜晚的睡眠來緩解身體上的不適。

我的歷史老師兼任學校的心理輔導老師,上課時偶爾會和學生閒聊幾句,分享他之前遇到過的幾個病例,其中就有得抑鬱症的同學。歷史老師說:“高中是壓力最大的時候,要是心理上有什麼鬱結,一定要及時找家長或老師溝通,越晚越糟。”

那一晚我沒有睡著,偷偷用手機查詢抑鬱症的症狀,和自己的情況一一比對,確認下來,基本八九不離十。

儘管看起來不像不治之症那樣恐怖,但是意識到有個病魔已經伴隨自己良久,依然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處理,尤其是每個帖子都寫著“儘早治療”的建議。我想起父母嚴肅而誇張的眼神,有些緩不過來。

心理諮詢室在教學樓樓頂的角落裡,窗戶上貼滿了報紙,用來保護病人的隱私。我在門口轉了幾圈,始終沒敢上去敲門。我害怕老師把事情告訴家長,也害怕老師在課堂上拿自己當例子,給同學們對號入座,背後讓人議論。

正當我猶豫不決,準備離開時,歷史老師夾著課本從辦公室出來,跟我迎面撞上,他看著我問:“同學,有什麼事情嗎?”

我來不及找藉口,只好實話實說:“老師,我找您做一下心理諮詢。”

“時間不湊巧,我現在要去上課,要不等晚自習上課前的時候吧?”

我舒了一口氣,道了聲“謝謝”就趕忙離去。然而到了當天晚上,我也沒有再去找老師。等到上歷史課的時候,老師特意在課後留意了一下,問我為什麼沒有再來諮詢。我說:“沒事,問題解決了。”

我為自己的怯懦找了藉口:如果真是抑鬱症,那麼心理老師也幫不了我。

上了高三以後,學習變得更加緊張,父母總是為我起伏不定的成績焦慮不已,母親給老師送了些好處,讓他們多關照關照。這件事是我之後才知道的。

那一陣子,老師在課上頻繁地點我的名字,課後也另找些試題給我做。這種特殊的照顧讓我感到很不自在,好像自己成了一種難堪的焦點,要被同學取笑。

那時週末才放半天假,每次回家是我最為焦慮的時刻。

家裡人吵架的頻率和我的成績起伏建立了一種隱秘的聯絡。三角函式、等差數列、文言文和英語單詞,我不知道這些與家庭色調完全不符的事物如何滲透進我的生活,成為一種家庭和諧的障礙。

後來,在一次抑鬱症發作中,我突然拿起小刀開始割自己的手臂,眼看著鮮血從那一道口子溢位。我的行為不受控制,像是電腦被病毒入侵,開始自我運作。但那一瞬間卻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感。我害怕會對這個危險的行為上癮。

除此以外,我開始醞釀自殺,看到河流便有一種想要跳下去的衝動,“一了百了”是一個極具誘惑力的念頭。

母親很快就發現了我手臂上的傷口,質問我出了什麼事。我不敢說實話,聲稱是被學校的玻璃窗意外劃傷的。

父母意識到了我的異常,並不相信我所說的話。母親在校外租了房子,每天把我接回來住。然而這一舉措沒有使得我的病情好轉,反而變本加厲。

每天晚上,父母的爭吵頻繁縈繞在我的耳邊。如果不是走投無路,我不會在高三的一天早上向家人坦誠布公,要求他們帶我去醫院診治。

“得了吧,別拿這種藉口當做成績上不去的理由。”父親說道。

母親也責怪道:“這時候還搞出這麼多么蛾子,別再胡思亂想了,精力集中一點,又偷偷看課外書了吧?”

“只要帶我去看一次醫生就好了,花不了多少功夫。”我懇求道。

父母面面相覷,母親終於有所妥協,說:“那我打電話找你大伯安排一下。”

“不,不是那種小醫院,這種病有專門的醫院……”

“怎麼這麼麻煩?”母親頓時又失去了耐心。父親也跟著說道:“你還真陪他玩?”兩人又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吵了起來。

我不再對他們抱有希望,明白這事只能依靠自己。我在網上搜尋了附近的大醫院的資料,計算著診療的費用。當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越想越感到委屈。

醫院離學校不遠,打車十分鐘就能到。那是禮拜六的早上,學校安排了補課,我沒有請假,也不怕被老師發現,直接從學校逃了出來。

這一次行為有賭氣的成分,我幻想著自己能夠拿到確診抑鬱症的診療書,拍在父母的面前,好讓他們感到歉疚。

可是這種高昂的情緒並沒有保持多久。進了醫院以後,我又害怕一些未知的問題。比如,醫生是否靠譜?會不會誤診?要是讓他做許多奇怪的檢查該怎麼辦?身上帶的錢夠不夠?

隊排了一半,我再次退縮了,去醫院附近的麵館吃午飯,然後慢慢地往學校走。路上思忖著如何向老師解釋。回到學校卻發現,沒有人意識到我的缺席。

高中結束後,我沒有再想去醫院診治,家裡人也不再提起這件事。儘管我明白,這個病會越來越糟,但是仍然覺得自己能夠控制。

只是,自殺的念頭更加頻繁地在腦海中浮現。我開始搜尋各種有關“自殺”的資料。自殺的方式,自殺的人物,判斷他們背後的故事。

譬如說,古代沒有“抑鬱症”的說法,我便去猜想哪些歷史人物的死因會像是抑鬱症導致的。這些古怪的念頭,讓我能夠在躲避病魔的時候聊以自慰。

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個晚上,我再次提出去診治抑鬱症的想法。父母的態度依然表示不理解。母親說:“這都是要上大學的人了,怎麼還有那麼大壓力?”父親說:“你這孩子想些什麼不好,老覺得自己有病?”

“這是心理疾病,也是病,跟其他病一樣,也是要找醫生治療的。”

“心病還能怎麼治療?”父親不以為然,“這種東西想通了就好了,你到底有什麼想不明白的事?你跟爸爸媽媽說啊。”

“你們不懂,你們帶我去看醫生就可以了。”

“那些心理醫生不也得這麼問你?比中醫還不靠譜,就是個騙錢的。身上不舒服還能吃點藥,心裡面難受還能吃藥解決不成?”父親嗤之以鼻地說道。

母親附和道:“如果這也算病的話,我跟你爸每吵一次都得去看一次醫生。”

我放棄瞭解釋,兩代人的代溝使我心力交瘁。我打算安安靜靜地等到暑假結束,上了大學以後再想辦法。

大學開學,學校統一做了心理測試,我的檢測結果引起了輔導員的重視,問我需不需要心理輔導。我害怕這種區別對待,趕忙跟輔導員解釋自己沒有問題。

大學校園裡,我認識到一些和自己同樣有抑鬱傾向的人。這些人雖然表面看起來和正常人沒什麼不同,但當我同樣作為患者時,一眼就能從人群中辨別出他們,彷彿孕婦總是能在街上比別人認出更多的孕婦。

我和其中幾個人成為了朋友,分享彼此的經歷,互相傾訴互相安慰。我們找到了一些可靠的心理諮詢,我也對抑鬱症有了更深的瞭解。

“去醫院檢查抑鬱症要花多少錢?”我問。

“我當時去的是我們那最好的三甲醫院,花了上千塊。”朋友說。

“我高中的時候偷偷一個人跑去檢查,兜裡就揣了五百塊。”

“最好讓你爸媽帶你去,有些醫生看你是學生,又是一個人,可能把你打發走。”

“我求了他們三四次了,講不清楚,也不肯帶我去醫院。”我說。

“你爸媽怎麼回事?”

“他們不覺得心理疾病是病,總覺得是我在胡思亂想。”

“得抑鬱症的最討厭聽見的一句話,大概就是:你想得太多了。”

大學上了兩年多,我隱藏得很好,就連室友也沒察覺到我和正常人的不同。

一個冬天的早上,我突然接到母親的電話,她聲稱父親像突然犯了毛病一樣,吵嚷著要自殺,拉都拉不住,現在已經跑到了湖心公園。

我有些意外,問母親出了什麼事,母親支支吾吾地沒有講清楚。我說:“那我回來一趟。”母親覺得太麻煩。我吼道:“那你一個人勸得住他?”

我的家離上大學的地方隔了一個市,花一個上午就趕回去了。母親跟我說了實話,這幾天他們一直在吵架,因為爺爺奶奶的那些事情,新仇舊恨一起翻了出來。一氣之下,母親提出了離婚,父親情緒失控,像發了瘋一樣,不停地念叨著“我死了算了”。

結婚二十多年,母親從未見過父親這個樣子。

我和母親勉強把父親拉了回來,在家安撫兩天,我看父親沒事後,回了學校。

那段時間我一直把病情控制得很好,卻因為這個事件產生了發病的徵兆。朋友對我說:“我覺得你的症狀有遺傳因素,聽你說的,你爸爸有躁狂症的跡象。”

我每天都向家裡打電話,確認父母的情況。儘管母親一再強調兩人相安無事,我還是從母親的語氣中覺察到事情並沒有好轉。

母親常常講話講到一半就掛掉電話,有時候回一句話要反應很久,一副明顯的魂不守舍的樣子。

我變得疑慮重重,生怕家裡又出事情。想起小的時候,母親就問過我:“我和你爸要是離婚了,你跟誰過?”我難以回答,只好默不作聲。母親又說:“要不是因為你,我早跟你爸離了吧。兒子,你能給媽爭口氣嗎?”

這些抑制不住的悲觀情緒在某個瞬間突然爆發。我覺得眼前昏天黑地,充斥著奇怪的白點,呼吸也變得沉重起來。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猛烈地向自己的手腕劃去,鮮血像礦泉水瓶上裂了一道口子,迅速溢了出來。

如果不是兩個室友跑過來拉住我,也許我會在那場悲劇中喪命。

輔導員趕到後,把我送去醫院,通知了我的父母。輔導員把我的狀況詳細告訴他們,反覆強調一定要帶我去醫院檢查抑鬱症,拿到報告後來學校簽字,否則不會同意我繼續留校。

這場多年的鏖戰終於迎來了一個結果。令我感到失落的是,從始至終我都沒有說服自己的父母。他們接受我的病情、帶我去醫院檢查,只不過是被迫的妥協而已。

2019年的春天,我從南通市第四人民醫院走出來,手裡拿著醫生給我的五張診斷書。

二十多年來,我第一次進行心理疾病檢查,和預料中的並無出入。只是當它變成黑色字型印在紙上時,我依然覺得有些刺眼:重度抑鬱症,伴隨有重度躁狂與焦慮症。

母親幫我向學校請了假,我回家休息。由於藥物的副作用,即便拖著飢餓的身體,看到食物時,我還是一陣陣地感到噁心和反胃。

比藥效提前到來的是,兩天後,我突然瘦了六斤,就連維持生存基本的進食也變成了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當我躺在床上,透過窗戶看到外面烏雲密集的天空時,仍然會習慣性地想到死亡。從很早的時候起,想象死亡就不再是件令人畏懼的事情,反而成了我緩解鬱結的烏托邦。

父親敲開房門喊我吃飯的時候,我假裝熟睡。他企圖衝進來喊醒我,被母親及時拉住,告訴他,兒子確診了重度抑鬱症,不能受刺激。

父親在門口大喊:“什麼病不病的,又不是頭痛或者發燒。他就是一直胡思亂想,想出毛病來了。”

口述 | 何章

作者

周於暘

,大學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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