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掃,在哀傷告別中向前

清明祭掃,在哀傷告別中向前

清明祭掃,在哀傷告別中向前

文|何筱

清明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作為最重要的祭祀節日之一,這一天是祭祖和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據傳始於古代帝王將相“墓祭”之禮,後來民間亦相仿效,於此日祭祖掃墓,歷代沿襲而成為中華民族一種固定的風俗。在中國儒家文化的傳統底蘊中,禮佔據著一個不小的篇幅,清明的祭祖掃墓提供了一個連線家族同姓的機會,在文化上更多的被賦予守禮得仁、文化傳承的角色功能。

記得年幼時跟隨大人去祭掃祖墓,滿山轉悠,記住的是被大人安排在祭掃儀式即將結束時的作揖長拜,那時只是感覺到新鮮、熱鬧而已,那種新鮮是一種還被小家庭好好保護的年少幸福,心裡沒有半點悲傷,無從體會大人們認真給墳墓除草翻新、擺上祭品、放鞭炮時所有的感覺,即使被介紹某處墓穴埋葬的是何故人、與自己有何淵源關係,依舊沒有什麼太多的概念。

等再長大一點,作為女性的我就被留在家裡和家族的同性們一同準備男性祭掃完畢後的飯食,覺得好生無趣但又無可奈何。成人後某次在舅舅家,我被母親、姨媽叫去到外公、外婆墓前看一看,來到墓前,簡單地清掃後,姨媽開始向地下的二老描述生活的不順意。那是我第一次在非清明節看到一位女性站在墳前去和逝者訴說,這單方對話的過程,是一種投入地傾訴,就好像兩位老人真的在認真傾聽此間的言語,而只是沉默以對罷了。作為旁觀者,我被場上那種淡淡的氛圍感染著,頓時又想起聽過的那些故事——逝者託夢說墓穴如何不妥,而生者會認真按著託夢的指示去對墓穴做一些完善,不禁覺得,這個呼應本身好像是更多地滿足了夢者的一種情感需求。

清明祭掃,在哀傷告別中向前

再後來,學習心理學,知道了人的一生是一個不斷喪失的過程,只是可能多數人並不經常用這個視角來看我們的世間經歷——出生時與母體子宮的分離,斷奶時與母親的分離,入學時與家庭的分離,步入婚姻時與原生家庭的分離,漸入中老年時與蓬勃生命力的分離。

當孩子遺失心愛的玩具時也許面對的是父母一句“我再給你買一個不就完了”,他們或許沒看見孩子所失去的是一個特定的心愛之物,不是可以被隨便替代的;當青少年步入大學離開家庭的時候,父母的失落被孩子未來無限可能的憧憬所替代,異地的電話聯絡中父母多用噓寒問暖來填補可能沒有共同生活經歷的空白;當朋友們經歷戀愛失敗時,我們總愛以“天涯何處無芳草”、“塞翁之馬,焉知非福”作為勸解常用句,甚至告訴他們結束一段關係的最好方法是開始下一段關係;當遭遇親人離世時,我們需要在三天的喪親假後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我們很少有機會為重要的喪失準備足夠多的時間來完成告別,很多時候,在快節奏的生活狀態中,悲傷和痛苦是被限定表達的——是一個需要快速擺脫的狀態。而一個可以緩慢去消化的哀悼,似乎更顯奢侈。無法慢下來的哀悼,和對脆弱的羞恥感有某種聯絡,表達哀傷和悲痛,容易被視為脆弱的、不適應的,對他人評價的在意,對自我脆弱的懷疑,讓我們想要對那些或濃或淡的哀愁避而遠之,不談、不思、不憶。

清明祭掃,在哀傷告別中向前

其實,從適度的哀傷中我們才能更好的發展出告別和前行的能力。弗洛伊德在《哀傷與抑鬱》裡提到“在對失去的客體的每一個回憶和期待之中,現實帶來評判,這個客體已經不存在了,此時的自我是否能接受這個命運呢?在自戀性的滿足下,為了生存,要解除與失去的客體的聯絡。可以設想,這種解除過程是非常慢且一步步的,在這個過程結束時,對於其必要的付出也沒有了”。適度哀傷是一種適應,也是一種向前發展所需的必經過程。對哀悼的禁止和壓抑很有可能是擰緊了一根本來就已經繃著的弦,指不定哪天,一個偶然的、並不強大的刺激也可能讓個體感到崩潰,正是一根稻草也壓死駱駝。人們常說時間是最好的良藥,但時間並不會自動生效,能讓時間生效的是人們願意把那些藏於心中的濃厚情緒在時間的尺度上去攤開,去沉澱,去昇華……

喪失,是關係的終結。但一段關係的終結並不必然改寫個體所有社會關係,一個健康的人可以透過適度的哀悼,將自己的力比多能量從不復存在的客體轉移到新的客體上,也可以透過內化這個個體好的特質,以此來完成一種精神的繼承,讓個體的生命厚度和色彩得到豐富和立體化。

清明祭掃,在哀傷告別中向前

今天的我們不再需要像古人一樣遵守父母亡守孝三年的制度,清明祭掃成為文化中被保留下來的一種形式,一代代地傳承下去。站在彼處,回望起曾經深深存在於我們生活經歷的人,哪怕面對的只是冰冷的墓碑,情感還是能從記憶的深海里湧出來,儘管這種表達也許更多的是內心的言語,並不付諸於口頭的聲音。這是一個儀式,卻又不僅僅是一個儀式,每一次的回頭與重溫,是內心不斷地拿起與放下——從混亂到清晰,從重負到熟稔,讓我們的生命之源繼續奔向前方的大江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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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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