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近來,內捲成為熱門話題,“打工人”等詞流行於網路。今年的牛津中國論壇,邀請了人類學家項飆、紀錄片導演鄭瓊、教育學家劉雲杉與經濟學家管清友,圍繞“內卷”進行了一場跨界研討。

近來,“內卷”成為席捲網路與社交媒體的熱門關鍵詞,彷彿因其觸及了大學與初入職場的年輕人的普遍焦慮。在2021牛津中國論壇的內卷板塊上,主持人畢一平在引言中如此介紹討論背景:“網際網路上,‘打工人,打工魂’、‘後浪’這樣的熱詞幾乎每一個都踩在青年人的痛點之上。這場交換焦慮的狂歡背後,可能隱藏著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又或者隱藏著資本的力量。在討論的過程中,內卷的概念也在被不斷泛化。選擇‘內卷’作為研討會的話題,是希望將之看做一個現象或一個支點,或是複雜問題鏈條中的一環。”

項飆首先指出“內卷”的階層屬性,它體現的主要是中產階層年輕人的焦慮;農民工等打工者不會用“內卷”形容自己,打工對其來說更具肉身性,被剝削感也更加直接,不似中產階層有自己的利益捲入其中。當中產年輕人在隱喻意義上自嘲為“打工人”,真正的打工者處境卻並未受到關注;但另一方面,這或許也開啟著跨群體聯結的可能。

教育學家劉雲杉則認為,這種害怕下滑的心態與教育體制提供的賽道過於單一有關,要想在這種從考試評優到崗位篩選的賽道中成功拔尖,就要遵循既有規則,在與同齡人的競爭中一路“升級打怪”。教育成為需要精細核算投入產出比的投資專案,卻未必收穫預期的回報,落入中產階層的消費陷阱。

經濟學家管清友則從相對宏觀的角度,指出內卷與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形勢的關聯。這一代年輕人之所以得不到預期的回報,在實現階層上升中遇到瓶頸,甚至總惴惴於階層下滑,是因為他們的機會的確不如父母一代,沒能搭上經濟快速上行的電梯。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內卷往往不是個人想要回避就能避得開的。

在一整場關於階層的討論中,導演鄭瓊則提醒我們關注個體具體的生命處境,無論處於哪一個階層,往往都難免於自己的困境。她也將自己的疑惑拋給與會嘉賓:作為缺乏“被卷”切身體驗的人,這樣的討論是否有意義?她同時對年輕人說,與其使用類似“內卷”這樣比較空泛的詞來理解自己的生活,或許不如認真覺察自己內心更細微、更具體的感受。

經2021牛津中國論壇授權,《燕京書評》對研討內容進行了整理和選摘,以饗讀者。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項飆丨內卷的焦慮:中產身份的危機與工人困境的隱匿

內卷是一個現象,但它也是一個詞,是一種主觀的表達。如果說這是一種特定的社會認知,接下來必定會問:這是誰的認知?我們有一億多的農民工,在日常工作裡面是不用這個詞表述自己生活情況的。我自己調查的出國打工群體,也沒有用“內卷”這個說法,更不用說在農民群體裡。這可能是走出內卷的一條捷徑:認知到內卷是什麼。“內卷”這個詞,主要流行於城市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年輕人。這並不是說這個詞缺乏實際基礎,相反,認識到這是來自哪一個階層、哪一個群體的主觀意識,恰恰能夠更精準地捕捉到它的客觀基礎,看到癥結和問題的所在。這個詞的出現,或許意味著中國社會進入一個階段:中產階級寄望生活不斷提高、地位不斷上升的夢想遇到了瓶頸。

“內卷”這個詞,最開始是和中等收入陷阱聯絡在一起的。如果看這個詞的使用頻率分佈,主要集中在深圳、北京、上海的社交媒體使用者中。最開始,它是和“985廢物”的概念差不多一起出現的。這一代年輕人從小被老師和父母要求犧牲業餘的快樂來學習和競爭,理由就是“進入好大學,就會得到好工作,有一個體面的人生,出去能夠顯”。但長大忽然發現,這個承諾不再能夠輕易實現了。夢想遭到了瓶頸——裡面有這樣一種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內卷是對這樣的中產階級形成與資源再積累危機的一種反應。我今天想說的一個重要的點是,內卷的焦慮中有著對於身份下滑危機的強烈恐懼。比如,大家都會說自己是“打工人”,好像在說自己面對著類似於打工者的處境。這個詞體現著我們的焦慮。

但我想和年輕朋友說,使用“打工人”這樣的詞時,可能需要一點敬畏:為什麼農民工的工作叫做“打工”?“打”這個字眼不是輕易用的。我們要看一下珠江三角洲一年有多少手指被機器砸傷,被機器割斷;我們要去看一下有多少人因為肺吸病得不到醫治而死亡;去看一本農民工自己寫的詩集《鐵月亮》,裡面大量是關於鐵的描述。機器鐵砣的沉重,是裡面很多詩的主題。就像每天在打卡機中透過的工卡相片,青春的面目每天就這樣在機器上過。在我自己的調查裡,在新加坡打工的人說,如果被老闆辭掉,工作準證就會被老闆“釓掉”——東北話裡形容被重機器砸掉。

打工的“打”,沒有什麼理論,就是你的肉體。但是,我們今天社交媒體中的“打工人”,是隱喻意義上的“打”。我只是想提醒今天聽我們論壇的年輕朋友,當一億多人用自己的身體去打工時,這個詞為什麼從來沒有成為熱詞,登上熱搜?只有今天,當它成為象徵性的隱喻話語時,反而引起很多關注。不是說我們面對的問題不真實,而是可以把視野範圍放得更大一點,這對我們走出困境也是有幫助的。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鄭瓊丨“內卷”的標籤:內心痛苦的體察與打破困境的代價

我不是很清楚這個論壇的觀眾是誰,或者這個話題誰來關心。我一開始其實不瞭解什麼是內卷,這個論壇找我來談這個話題,我就查了些資料,看了社會學家的定義,但我還是很難和這個詞的意義產生關聯感。可能每個人的興趣不太一樣,我自己對個體的情緒會更有興趣一點。如果“內卷”是一個情緒的用詞,我覺得對於個體而言很難對這樣一種普遍化的、泛泛的情緒產生共鳴。但一個個體的情緒會讓人迅速地產生代入感,這本身就是很個人的東西。如果說的是焦慮,很多人都能感受到這個東西。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不確定,人們就會簡單地找這樣一些詞或標籤來定義一些現象或者情緒。如果這個論壇的觀眾是年輕人的話,我覺得無論“內卷”“外卷”,無論什麼詞都沒必要往自己身上貼。它定義不了你,也定義不了每一個不同的生命個體。

年輕人與其去關注這些名詞,不如認真地覺察和關心你自己內心真正的痛苦和情緒。項飆老師說得很古典很客氣,每一個生命的內在都是不一樣的,把心裡的空間放大,不要待在那個小空間裡,把打工者、務農的人們放進來再看時,可能會發現自己的痛苦也沒有那麼大。這是普遍性的痛苦。

但是,有一些痛苦可能是在觸發或者發酵你的下一步改變,有一些跡象可能是在提醒你把精力放在哪裡。所謂的“內卷”,其實很多是來自外部世界對成功的定義。那些定義的東西已經讓你產生痛苦了——這些痛苦是有意義的。你可以去想,你是要繼續跟隨那條路,還是去找你的生命本身要走的那條路?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鄭瓊導演的紀錄片《出·路》,三個主角分別是來自偏僻鄉村、早早輟學打工的馬百娟,來自縣城、為了考上大學不斷復讀的徐佳,以及在北京中產家庭長大,出國學藝術的袁晗寒。

紀錄片《出·路》裡邊其實也是,裡面有三個孩子,一個是甘肅特別窮的一個村子裡,那個孩子叫馬百娟,她12歲才上小學二年級;另一個是中等城市的男孩徐佳,他很想上大學;最後一個是北京的一個女孩袁晗寒。在做紀錄片的時候,我也有一些小小的“壞心思”在裡頭。許多人會想說,如果我是馬百娟,我想要變成徐佳,是不是會更好?可是,你看到徐佳時會發現,他也是很難有自我的。他做的都是他媽媽媽讓他怎麼做,或者學校讓他怎麼做。有人看到徐佳會說要是他能變成來自中產階層家庭的袁晗寒該多好,但你會發現,她有些東西很疲軟,她的生命中很多東西也不是很多人願意選擇的。所以,他們生命中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這可能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如果回到“卷”這個話題,我不知道什麼是被卷的:是身體的被卷還是精神的被卷?如果這種卷是受困的話,被困或被囚禁在什麼地方?這個地方是什麼,是你所處的文化,還是你自身的想法,它們到底是由什麼構成的?如果你想打破的話,想打破的是什麼,哪些是有打破的可能性的?哪些是能夠短期打破的,哪些是短期內甚至長期都無法打破的?如果個人在“打破”的行為中還要付出那麼多,這個“打破”的過程所需要付出的額外代價是什麼?我們要去想這些。

對於個人來講,“卷”的困境不斷重複,要靠自身在短期內打破的話,困境可能就會成為人生的常態。就像(影片裡)那個女孩講到的,如何去應對?如果這些困境無法改變,一個人或許就只能去找那個受苦的意義:如果困境本身變得有意義了,那麼或許也就不會那麼難以忍受了。我聽到和看到的所有關於內卷的這些描述和案例當中,裡邊可能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東西就是希望。無論在哪種處境當中,好像都能看到一線希望,但這個希望不是10萬變成100萬。肯定不是這種東西,那它到底是什麼?這或許是我們要思考的東西。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劉雲杉丨一代人的焦慮:中產階級的教育陷阱與社會階層的分類機制

“內卷”這個詞,去年從學術著作到口語,從知乎到北大清華,成為一個口頭禪。在績點高壓下,制度邏輯使他們不得不參與這樣的過度競爭,這成為他們日常的學習和生活狀態,反映在在心理世界上則體現為焦慮。這樣一個詞的流行,可以看到個體的焦慮已經變成群體的焦慮,且不再是某一個獨特群體的焦慮,而是透過情緒的傳染成為一代人的焦慮。剛才項飆老師說是中產階層年輕人害怕階層下滑的焦慮,(而我想這是)從特定群體的焦慮到一代人的焦慮,只是這群人最先有能力把這些話說出來,聲音被聽到、被放大。

第一個問題,是這個群體陷入內捲到底意味著什麼?這是這一代人在教育體制當中拔尖的人,拔尖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在一個賽道上跑得最前或“出人頭地”。拔尖背後的邏輯是成功,是不能也不會失敗,需要對既有的規則、應有的目標非常清楚,不能有瑕疵和短板,不能承擔風險。這個體制邏輯,可能是學業評價、考試選拔,或者是學校的分層、崗位的篩選,從學校到就業的內卷。所以,他們身上都發生著強烈的突出,這個突出又外顯於彼此的PK,還在於一路升級打怪的遊戲規則中衝突激烈,一路不知碾壓了多少人。所謂的成功背後,是非常多人的失敗。

第二個問題,是教育出了問題。在今天這個教育投入越來越昂貴的年代,教育的利益卻變得極其空洞。教育被扭曲成一條升級打怪的通道體制。中國當下人們期待知識改變命運,期待教育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教育被當做向上的階梯,“力爭向上、防禦下滑”成為日常緊張,天天都要小心翼翼地防禦階層身份的下滑。這個階梯,也會隨著不同時代的經濟社會形勢而變化。有時你的運氣很好,正好趕上了階層上升的電梯,只要擠上去就能向上,比如1980年以來這四十年的高等教育。有的時候呢,面臨下行,比如說今天的大陸高等教育,數量不斷增長,卻可能是文憑陷阱或高等教育的消費陷阱。不僅是如何避免被甩出去,也是如何避免滑到最底。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就變成中產階層的消費陷阱,變成一個被經營的專案,變成一項投資,變成一套理性計算的程式。每一個專案會有非常清晰的目標和核算,每一步的投入又都處在這樣一個管理邏輯、消費邏輯和功利主義的主導之下。可能我們希望教育發揮團結、整合或融合的作用,可現在卻變成競爭,變成一個階層和另一個階層的分類機制。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管清友丨代際與內卷:85後的一代人,機會不像前兩代那麼好

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可能自己也沒想到,他提出的“內卷”這個詞會如此受關注。這個詞本來是吉爾茨在《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這本書中提出的,“內卷”(involution)被定義為一種文化模式在某一階段達到確定形式之後,轉化為另外一種高階模式。後來,著名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學者黃宗智,在研究了華北地區中國農業的發展模式後,也基本得到了這麼一個結論。

現在,大家把這個詞的使用泛化了,像是“教育的內卷”、“網際網路的內卷”、“國家發展的內卷”等。所謂“內卷化”,從不同的維度來談,大家的結論可能不一樣。其實,中國曆代“三百年治亂迴圈”就是典型的內卷化;或者工業革命以前,世界一直是內卷化的,因為它無法透過技術、制度發展模式的變化或變遷來突破。所以我的理解,內卷化的形成如果簡單地來說原因,無論從一個國家還是一個行業,還是從個人來講,無非是從技術、制度、發展模式等維度來思考。當然,還有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一個國家或者行業面臨的外力影響。

而涉及到個人如何避免被內卷化,我講幾個例子。第一就是內卷化確實是存在的,特別是對於年輕的同學來講,雖然這一點很扎心。說到日本出現的“團塊二代”,是指出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個群體;他們的父母基本是四十年代中後期二戰後日本第一個生育高峰出生的,被稱作“團塊世代”或“團塊一代”。“團塊一代”趕上日本的戰後經濟重建,是日本經濟恢復最快的時代,因此他們經歷了日本經濟繁榮。“團塊二代”的成長建立在比較好的基礎上,因為父輩的積累,他們的受教育水平整體比較高。大學或研究生畢業以後,他們希望至少能夠像父輩那樣有比較好的機會,然而他們大學或研究生畢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趕上日本泡沫經濟破裂,日本那時從高速增長轉入“失望的十年”,至今也經濟比較低迷。經濟低迷時期沒有機會,找工作很難找,很多行業都已經非常成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日本這三十年,也是陷入內卷化。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代際差異特別大。在我們國家,從收入的增長、機會的選擇、資源的積累這幾個維度去看,運氣最好的是1965-1975年出生的那一代,他們坐在了中國經濟增長向上的高速電梯上。1975-1985年出生這一代運氣還算不差,我大概就是屬於七零末,趕上了一個尾巴。從我剛才說的三個維度去觀察,1985年後出生的這一代人總體而言不像前兩代機會那麼好,這是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在不同代際群體間所帶來的差異。作為孩子的家長,我們也感受到這一代孩子的不容易。要不要內卷,不是某個人能夠決定的;趨勢來了,擋都擋不住。

打破內卷,不同領域的老師一定會有自己的思考。從國家的角度來講,許多經濟學家在提政策建議時一般有這樣幾個出發點:第一,是技術上的突破,就像一開始內卷講的是印度尼西亞的農業,透過新的技術可以提高糧食單產。當然技術也是有極限的,就像袁隆平團隊不斷提高糧食單產也會面臨一個極限。第二,是制度的改革,我們改革開放後很多領域得益於制度的改革。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今天參會的嘉賓,不管是電影導演也好,還是教育學家也好,我們所在的領域本身存在體制變革的空間。這個空間很大,這個行業、這個空間的潛力是可以釋放的;過去很多管理、管制、監管的手段措施可能壓制了這個行業的潛力。第三,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變遷,然而極其困難,可能會經歷相當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用官方語言說就是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特別是“結構調整陣痛期”,你會發現工作特別難找了,步入一個領域時,你的機會不如前輩好了。陣痛會體現在每個人身上,不是隨便說說的。我在金融機構時,一個同行對我說:“要是按照現在的面試標準,我們都進入不了這個行業。現在的孩子太優秀了,但我們需要的人又太少,我只能透過各種奇奇怪怪的標準把一些優秀的孩子刷掉。”這是個很殘酷的現實。

還有幾個數字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這個問題:中國有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以下;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獲得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人口累計只有不到4%。看看這幾個數字就會了解真實的國情。倒不是說看到這些數字就覺得沒有希望,而是需要看清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狀態。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圓桌討論】中產文化的話語修辭:內捲到底存在於哪個群體

畢一平:剛才各位老師,尤其是項飆教授,提到是中產階級青年把“內卷”變成一個熱詞。那麼請問各位老師,你們覺得內卷現象(而不僅僅是這個詞)是不是隻存在於中產青年群體呢?存不存在於工人等其他群體或階層當中?

項飆:就像管老師剛才講的,內卷最早是指在亞洲這個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區裡農業發展的悖論。像中國在農業技術上很早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那為什麼農業積累沒有達到突破口?就是從農業積累變成工業積累,從農業生產這種生存狀態的溫飽經濟到資本主義的盈利經濟。不過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當時用這個概念是作為研究者的一種描述,農民自己不覺得內卷。內卷的確描述了這個客觀現象,可以說中國的農業很早就陷入了高水平陷阱,農民一直在陷阱裡重複地勞作,無法取得突破。具體原因是比較複雜的,經濟史有在討論為什麼最早是英格蘭有一個突破,其實像法國、德國後來也有很長時間存在內卷。這要看我們如何定義內卷。

今天當我們說起“內卷”,顯然不是在討論中國為什麼沒有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討論的是一種焦慮,這是一個社會心態。而這種社會心態,是中產階級這個群體所特有的。有中產階級人生目標的青年人,一直是在一種單向的人生裡成長的,所有意義都指向一個方向,買房、買車,過上白領的生活。因為經濟的轉型,他們忽然遇到瓶頸。它所指的具體經驗,就是我剛才講到的不允許退出、不允許失敗、無限制無意義而且最終也沒什麼回報的競爭,是為了競爭而競爭。這樣一種經驗層面的感知,是這個群體所特有的。

剛才劉老師講到向上競爭和向下競爭,其實農民工受到的是直接的剝削,那個競爭也很激烈,但不會用“內卷”這個話語來表述,也不會以這樣的方式來感知。對於農民工來說,他們會覺得那個體制和他們是有點對立的。他們的被剝削感,是強烈而直接的。但是,對中產階級青年來說,內卷是把自己捲進去,它是一種異化、迷失、焦慮,又不知道自己如何跳出來。這是中產階級文化一個很重要的特徵,他們有自己的小小的既得利益,舍不掉自己已經得到的,所以看不清楚歷史。突出這個群體的特殊性,對於我們瞭解現在的情況、尋找突破口,是有幫助的,否則就有泛化的嫌疑。

這裡有中產階級的另一個特點,獲得話語權的人的一個毛病:有了一個詞就想用它解釋整個世界,覺得整個世界都是一起的,是同形、同構、同時的,不知道自己只是4%的一小部分。這裡就是社會學家的任務了,提醒我們只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注意到數學上的權重分配。否則,又是一種內卷,糊里糊塗覺得整個世界都是這樣。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打工者在廣東東莞排隊進廠。圖源:視覺中國。

走出內卷:改善供給不足,還是改變供給方式?

管清友:剛才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內卷化確實在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表現。比如劉老師是從教育方面去看,而作為經濟學家,我們很重要的是看到供給嚴重不足。比如,再說一個數據:全國初中生升普通高中的比例,全國不一樣,北上廣深略有差別,但大數只有50%。這意味著什麼呢?在這種供給不足的大背景下,意味著你不得不去刷題,不得不陷入惡性競爭。就像八十年代初期家電企業的市場競爭過程中打價格戰,以近乎零價格搶佔市場,這也是行業的內卷。

其實中國還是有很多機會,年輕的同學不必太過焦慮。內卷也不是中國特有的,而是一個全球的經濟社會現象,很多時候能夠隨著技術的進步、體制制度的變化而得到改變。

項飆:管老師剛才說,中國肯定是有機會的,但有一點我不太同意管老師的看法:內卷的主要原因是不是供給不足?這一點,從歷史上看,好像不是這樣。因為內卷的產生正是由於大學高等教育的擴招,整體經濟是在往上走的。如果我們要改變供給方式,是會有出路的。這解釋了為什麼會有一個悖論,即在供給加大的情況下,反而會有更強的緊張和恐懼。改變不能只從量上考慮,一定要在結構上考慮,才有出路。

劉雲杉:剛才管老師說教育供給不足,所以競爭激烈——其實不是供給不足的問題。一方面總人口不夠,另一方面教育的蛋糕做得非常大。蛋糕做大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並不是在做增長,而是在做劃分、切蛋糕。做得越大的蛋糕,人們想要兌現得越多。

管清友:我發現跨界的討論確實特別複雜,大家討論的維度和話語體系非常不同。其實我不是覺得供給是造成教育領域內卷的主要原因,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內卷化肯定有不同的原因和表現形式。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打工人”:“中產夢醒”的恐懼與意義

畢一平:我們看到管老師與項老師在“內卷”這個詞的使用範圍和意義上已經產生了一些有趣的分歧,但二位都提到,“內卷”這個詞是最近被一個很少數的群體(中產青年)所炒熱。這一群體現在會使用“打工人”這個詞,但正如項教授剛才所說,這個群體與過去傳統所定義的“打工人”有很大區別。那麼,各位老師認為,為什麼現在的中產階級年輕人會和過去差異很大的打工人用同一個名詞來概括自己?

項飆:我有兩點猜想,中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比較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比較愛用象徵和隱喻。當然民間文化裡也會有象徵和隱喻,但一般對應性比較強,要是看民間傳說或者革命時期的話劇,裡面用到的隱喻的意思對照性是很明顯的。但到中產階級這裡,它的呼叫(appropriation)就變得技術性很強,不斷附著新的意義,有一些用詞的魔術法在裡面。

在社交媒體的情況下,“熱詞”變得這麼重要,說老實話我有點擔心,好像在一個時間大家都要用這個熱詞,和我們原來想象的社交媒體要思想比較多元、思維比較開放是不一樣的。大家都往熱詞上碰,好像沒有這個詞就沒法說話了。這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就是一個詞的呼叫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我剛才說的悲觀是指什麼呢,就是說這裡的“打工人”體現的並不是一種跨群體的團結性,而是在用別人的詞來講自己的恐懼。它的前提,其實是在說“我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我們是985的,怎麼可以是打工人呢”。“打工人”(對於中產階級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問題,有一種自我緊張在裡面。這是為什麼我一開始要特別提到“打”這個字。我們知道,八十年代做調查時,工人階級用“打工”這個詞不是隨便說的,“打”就是“打”,是用肉體,用力氣。

但(中產青年使用)“打工人”這個詞也有樂觀的一面,就是潛在地在做一種(不同階層群體間的)溝通,我覺得是比以前好的。因為我們現在確實看到很多傳播很廣的文章,往往有一種“跨界同行”,比方說大學生看到快遞員,或者工程師看到外賣員,似乎在建立一種理解和聯絡。這種文章大家都很愛看,像非虛構寫作這樣的,雖然也有窺視的心態在裡面,但相比以前來講,至少封閉性不那麼強。我們九十年代有一種心態,好像打工就意味著“落後”,一部分要儘快消失,大家都要成為白領。現在至少這種心態不一樣了,覺得大家都會成為某種打工狀態。這倒是提供了今後推進跨群體團結性的一種可能。在實踐當中可能很難這樣去做,但可以有藝術家、教育學家等參與進來,所以我很想知道鄭老師和劉老師的想法。我覺得青年人可能有一種幻醒或夢醒的感覺,所以在一定意義上這種焦慮也是好的:“中產夢醒”,接下來用魯迅的口氣可能就是,“醒來之後幹什麼”?最怕的是“醒來之後無路可走”——那不應該。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內卷的標籤背後:成功學制造惡性競爭,讓知識無法走向愛

鄭瓊:我不是很清楚我們究竟是在討論“內卷”這個詞,還是在討論被貼上內卷標籤的這群人。管老師講到周圍有很多機會,那為什麼年輕人還會感覺被內捲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問題。因為這些被貼上內卷標籤或者被內卷的人,不是因為吃不上飯的經濟原因或者成功學意義上受阻,而是靈魂很痛苦,不能夠透過物質或者現實上的成功去運轉的。這是我在思考的問題。因為像劉老師講的,成功學蔓延在各個領域,每個人都成為一個競爭者,然而所有的知識背到天上之後最後能夠指向哪裡?指向贏得更多,而你贏得更多其他人就輸得更慘。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你擁有那麼多到底是為了什麼呢?用另一位老師的話說,“知識如果不走向愛的話,都是沒有價值的。”或者換句話說,教育如果不走向愛,人們如果不能相愛而變成惡性競爭,相互之間的傾軋是很沒有意義的。

對我來說,討論這個詞毫無意義。我不是身在內卷當中的人,也沒有受困。我不知道其他嘉賓是不是有這種內卷的感受。我們如果不是有這種貼身感受的人,這樣的討論能夠產生什麼樣的益處?我不知道,這是讓我困惑的事情。

畢一平:年輕人討論內卷,包括我自己,除了學習工作本身的壓力,還有一種無力感和迷茫感。個體的努力難以看到直觀的回報,當大家說自己被卷的時候,是感覺自己被當成了機械化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個體、一個人。

管清友:剛才鄭導的話也特別提醒我。我是做經濟學的,經濟學家是特別讓其他領域的人討厭的一個角色,因為天天說到的話術就是“收入”“增長”這些。其實,我現在也在反思這個問題,我們這些年一直被髮展主義的理念模式所牽引,大部分人在被時代的洪流推著走,很多時候我們是盲目的,很少停下來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就像學校保安的靈魂三問: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去哪裡。其實,這個問題特別重要。

當然討論起內卷,經濟學圈子裡一定會討論行業、討論收入,但今天我聽到了教育學家、導演、人類學家的不同看法。關於中產階層,包括985學生和畢業生的這個問題,這可能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可能會出現的現象,這個現象很難避免。確實,從個體、行業、精神狀態來講,可能會有求解之道,像剛才幾位老師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被貼上了某個標籤,是不是本身就是個問題?沒有被內卷化,或者自以為沒有被內卷化的群體,或許能夠達成某種和解?我不知道從人類學或社會學如何思考,但從研究經濟發展階段來講,這其實是比較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它和我們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增長速度確實是密切相關的。我特別希望看到,從公共政策、社會政策層面能有一些增量和突破。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內卷的賽道:素質教育已被異化,淪為文化資本的炫耀形式

畢一平: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碰撞。後面還有兩個我最想問的關鍵問題。一個是經濟和教育的結合,還有一個是“分蛋糕”的問題。下一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年輕人在就業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強調博雅教育和通識教育,而對應試教育持比較批判的態度是否有些脫離現實?第二個問題是,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支援職業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培養,能夠幫助我們緩解一部分的內卷和競爭。不知道各位老師怎麼看?

劉雲杉:教育當然應該要有不同的軌道和賽道,因為不同的人興趣、天分、處境不一樣,應該要有不同的選擇,不能在一個賽道上PK。從這個角度,中國教育多元化是必然的。你剛才講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不去談應試教育而去談博雅教育和通識教育是不是某種問題?但是,現在應試教育已經導致所有人擠進同一條賽道。

這裡我們就面對一個問題,“素質教育”培養的到底是誰的素質?中產階級有中產階級的素質,上層有上層的素質,農民工有農民工的素質,這些素質在教育中如何培養,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政治問題,需要非常謹慎地去調整。今天我們有很多縣級中學,縣一級的地方在非常嚴格地規定職業教育的比例,職業教育要和經濟連在一起,如果培養的很多高職高專學生不能對應到地方經濟,就會變成一種“次等”的學校教育,這就會導致很大的問題。教育是非常複雜的,需要謹慎調整。

項飆:我想回應劉老師剛才講的“素質教育”的“素質”如何定義的問題,我覺得提的特別好。我們原來提“素質”,比如彈鋼琴、體育等,這是誰的素質呢?在農村裡面,可能連鋼琴都沒有,我們卻把它講成素質的標準。“素質”其實是說真實日常生活裡面理解和判斷的能力,用身邊有限的工具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在中國人的意識裡是有很多積累的。六七十年代的赤腳醫生就是很好的例子,還有“農技站”:看到當地的土壤條件、氣候條件是這樣,人們的生活習慣是這樣,我的技術在這裡能不能用,要如何調整,讓老百姓覺得驢糞撿起來這樣用效率高——這是素質,是需要想象力和觀察能力的。現在這些統統不算作素質了,素質變成一種表演。整個教育變成一種自我證明,為了證明“我還行,我比別人行”。素質教育本身被異化,變成形式化地積累自己的文化資本,拿這個去唬人。

劉雲杉:補充一下項老師說的,我們教育改革裡有一個教育方法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和而不同”,尊重不同群體的差異。今天我們講教育公平,太多的是在“同且不和”的層面上做的。九十年代教育改革以後,從國家的教育變成了一家一戶孩子的教育,教育變得昂貴。公立學校慢慢做空,減負教育背後,教培機構出來,家裡的教育投入更大了。不同群體把家裡的資源帶到了學校,本來公立學校是國家給的教育,現在把很多東西外包出去了。公立教育做空以後,家裡面要不停地補。我們講到尊重差異,是強的要庇護弱的,而不是強的碾壓弱的。如何做到和而不同,這是一個思路變化。

【觀察】內卷席捲社交媒體,打工人的焦慮與後浪的思考

走向博弈時代:在懸浮的“趕超發展”之後,出路是否仍然在於改革?

畢一平:還有最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比較宏觀,是我從管博士朋友圈一條推文中發掘出來的。這條推文講到,中國現在有一種對改革的訴求,但各個階層缺乏對改革的共識。各位老師認為對改革訴求的一些矛盾是否可以調和?如果中國真的在改革的轉折點上,改革的方向會走向何處?

管清友:現在已經到了兼顧不同社會階層訴求和利益的時候,和改革開放之初把蛋糕做大,大家就都可以受益的時代不同了。今天不同的領域可能是有激烈利益衝突的,這時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需要達成某種共識和妥協。很多時候,操刀改革的部門也是改革的一部分。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其實挺難的。從大的方向上怎麼改、朝哪裡改其實看得很清楚,只是實施過程會非常困難。我是非常主張在改革過程中充分考慮共識,以妥協的方式儘可能地減少社會震盪。理論上說可以“打破利益集團”云云,現實當中很難,而且未來對中國來講,無論從外部環境還是內部變化,可能會經歷驚險的一躍。這一躍,可以說相當關鍵。

項飆:九十年代後期,社會學界就有一個說法,即我們已不再處於改革時代,而是處於博弈時代。因為像管老師所說,八十年代開始改革時比較容易改,放出來的都是增長,大家都受益;然而到九十年代後期,已經開始不是均質受益,而是走向一種博弈。你剛才的說法裡我覺得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我們現在已經認為這是一個博弈時代,但大家覺得出路仍然在於繼續改革。而改革意味著非常明確的設計,有一套自上而下的理性推進。博弈不一樣,如果從理論上論證,博弈出來的結果不一定最優,卻是大家能夠接受的,老百姓會覺得更合理,雖然它不是利益最大化。我覺得慢慢要走向這個思路。我們可能覺得國外的一些體制也不好,很慢,效率不高,但能夠讓大家相對地和平共處。

這裡牽扯到整體思路的改變,我們總強調“趕超”“發展”,覺得往前走就能夠解決一切,這是不對的。目前中國總體的物質資源已經夠大家生活了,但沒有人這麼想,大家都覺得不發展就完蛋。這是一種“懸浮”,它是一種政治發展主義:對於結構性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往前開,這個車在結構上已經非常不穩定,有什麼辦法保持穩定呢?就是絕對不能慢下來。因為在快速的飛躍當中,一個結構非常有問題的破破爛爛的車也能開下去,我稱之為“陀螺型”:因為本身結構不穩定,陀螺一定要轉轉轉,一旦停下來就會倒。我們今天還沒有討論到環境問題、生態問題,這樣的浪費其實是不可持續的。所以要開始考慮,如果不轉,是不是能維持平衡?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