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索維爾:為什麼戴維·卡德關於最低工資和失業的自然實驗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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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北京時間10月11日下午6點左右,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一半獎項被授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維·卡德(David Card),一半獎項被授予麻省理工學院福特經濟學教授喬舒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斯坦福大學教授吉多·因本斯(Guido W。 Imbens)。其中,卡德因“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而獲獎,喬舒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是“對因果關係分析的方法論貢獻”而獲獎。評委會稱今年三位得主的研究表明,自然實驗(而不只是隨機控制實驗等設計出的實驗)可以用來理解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問題,包括移民政策、最低工資政策等。

戴維·卡德最有影響力的論文是他與艾倫·克魯格合作的《神話與測量》(發表於1994年《美國經濟評論》)。“自然實驗”使他們相信,最低工資的提高並沒有減少就業。因此,他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宣佈,傳統的經濟分析是一個“神話”,現在已經被“駁倒”了。

美國著名黑人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早就認為,戴維·卡德的結論是錯誤的。本文選自索維爾的《歧視與不平等》一書第四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托馬斯·索維爾:為什麼戴維·卡德關於最低工資和失業的自然實驗錯了

Sowell, Thomas (©Rod Searcey) (托馬斯·索維爾)

圖由作者提供

調查研究造成的重大損害之一,是試圖解決關於最低工資法對失業造成影響的意見分歧。最低工資法的支持者認為,這些法律提高了窮人的收入。而批評者認為,這些法律導致更多窮人失業,因為低收入工人往往是技能和/或工作經驗很少的工人,所以,僱主覺得他們只配拿低工資。儘管有大量關於失業的詳細統計資料,但這場爭論已經持續了幾代人之久。

部分問題在於,正如我們在其他情況下看到的那樣,大多數“窮人”不是低收入階層的永久成員,就像其他收入階層的人也不會是該階層的永久成員一樣。在所有收入處於或接近最低工資標準的美國人中,大約有一半人在16歲到24歲之間。當然,他們不會永遠年輕。所以,當人們說,就像參議員泰德·肯尼迪曾經說的那樣,“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為了加薪已經等了近10年”,他們說的不是特定的一組人,而是一個包含不斷變化的人群組合的統計類別。

顧名思義,年輕人通常是缺乏經驗的工人,他們對未來僱主的價值往往低於在同一工作中更有經驗的工人的價值。一些年輕人可能會透過教育獲得有價值的工作技能,但教育也需要時間,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變老。

通常,年輕、沒有經驗的工人要具備的初級技能包括每天準時上班聽從指示和與他人融洽相處。在獲得了這些初級工作經驗後,大多數年輕的初學者會繼續從事其他工作,與不同的僱主合作。在這些工作中某種工作經驗可能是他們被錄用的前提條件。這些事情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如果做不好,就會抵消一個年輕工人可能擁有的其他優良品質,儘管這些品質還沒有機會在工作環境中表現出來。

托馬斯·索維爾:為什麼戴維·卡德關於最低工資和失業的自然實驗錯了

許多零售企業或快餐店的初級崗位,司空見慣的是員工的高流動率,有時甚至每年超過100%。其實,這些工作是轉向其他僱主從事其他工作的敲門磚,儘管一些觀察家錯誤地將這些初級工作稱為“沒有前途的工作”。如果工人長期從事這類沒有自動晉升機會的工作,那麼他們的選擇實際上是死路一條。不過,考慮到超市員工的平均任期僅為97天,可以看出,初級崗位顯然也不是毫無前途的。

與市場經濟中的大多數事物一樣,缺乏經驗和技能的工人價格越低,市場需求越大。最低工資法基於第三方希望看到工人被支付某種標準的工資,而不是基於這些工人的實際生產力給非技術工人的工作定價。這種傳統的經濟分析受到最低工資法倡導者的挑戰,而調查研究資料一直是這種挑戰的主要組成部分。

早在1945年,普林斯頓大學的理查德·A。萊斯特教授就向僱主發放調查問卷,詢問他們將如何應對更高的勞動力成本。僱主的回答並不符合傳統經濟分析的路線,這使得萊斯特教授相信,傳統的經濟分析要麼是不正確的,要麼是不適用於最低工資法的。然而,傳統的經濟分析的目的是預測經濟結果,而不是預測被調查者將如何回答問卷。此外,結果不僅僅是信念或意圖的成果,正如我們在關於歧視成本的討論中見到的那樣。

在萊斯特教授挑戰傳統經濟分析幾十年之後,同樣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其他經濟學家再次挑戰基於調查研究的傳統經濟分析。支援提高最低工資的人通常會引用有影響力的研究,例如由大衛·卡德和艾倫·克魯格進行的《神話與測量》。這些研究表明,與沒有提高最低工資的相鄰州相比,當個別州提高最低工資時,它們不會立即經歷統計上顯著的失業。這次的挑戰是在最低工資上調前後調查同一批僱主,詢問他們的員工數目。調查結果使得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相信,最低工資的提高並沒有減少就業。因此,他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宣佈,傳統的經濟分析是一個“神話”,現在已經被“駁倒”了。

其他經濟學家對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的結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質疑他們的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和他們所做結論的邏輯性。但是,即使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的統計資料完全準確,也不能解決調查研究普遍面臨的關鍵性缺陷,即調查的只是經濟活動中的倖存者。對倖存者來說正確的結論,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在同樣情況下被淘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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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極端的假設例子,可以說明這一統計方法也適用於不那麼極端的情況。如果你想透過經驗來確定玩俄羅斯輪盤賭是否危險,並透過調查研究做到這一點,你可以向所有已知的玩過俄羅斯輪盤賭的人發出問卷,要求他們提供相關結果的資訊。

在問卷返回並將答案製成表格後,你從這些統計數字中得出的結論很可能是,從返回的問卷答案來看,沒有人受到任何傷害。並不是所有的問卷都會得到反饋,儘管這在調查研究中並不少見。基於這項研究的統計資料,你很可能得出結論,你已經“駁倒”了玩俄羅斯輪盤賭是危險的這一“神話”。當你只調查倖存者時,這就是你能得到的結果。

在關於最低工資的研究中,如果一個行業中的所有公司都是相同的,那麼由於實施或提高現有最低工資標準而導致的任何就業減少都將表現為所有公司就業的減少。但是,在更常見的情況下,某一將定行業中的部分公司盈利能力較強,其他公司盈利能力較弱,還有一些公司則難以生存,最低工資標準導致的失業可能會將一些苦苦掙扎的公司擠出本行業,並導致新增的同類公司減少,因為現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利潤就會更低。

唯一一批可以調查其就業資料的公司,是在實施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之前或之後,在這兩個時期都堅挺的公司,也就是倖存下來的公司。如果行業內公司的數量出現淨減少,那麼即使整個行業的就業人數下降了,這些倖存公司的就業人數也不必減少。接受調查的公司就像玩俄羅斯輪盤賭倖存下來的人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很可能都是多數派,儘管不是具有指標意義的多數派。

在實際調查中,一項關於提高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對舊金山灣區餐館就業影響的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的主要影響是一些餐館倒閉,新增餐館減少。倒閉的餐館主要是質量較差的餐館,五星級餐廳的就業情況並未受到影響。在西雅圖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導致一些餐館乾脆關門了。這些現在已經不存在的餐館,顯然是無法被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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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所需的勞動力數量,可以透過僱用工人的數量或他們工作的小時數來衡量,或者兩者兼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稱:“2016年,最低工資法使得低工資員工的月收入平均降低了125美元。”該研究報告透過工作小時數以及就業人數來衡量就業情況。因此,從理論上講,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帶來的收入增加,在現實世界中變成了收入的顯著下降。也就是說,即使是保住了工作的工人,他們的工作時間也變得更短了,因此他們掙的錢更少了。

在確定最低工資法對失業的影響時,我們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直接受到最低工資標準影響的勞動力的比例往往很小。因此,這部分勞動力中的失業率,可能會被周圍更多其他僱員失業率的正常波動淹沒。

在大多數僱員的工資低到可以直接受最低工資法影響的情況下,這就不是什麼問題了。但五星級餐廳不太可能讓經驗不足的青少年把食物送到高檔顧客的餐桌上,儘管麥當勞或漢堡王這樣的餐廳經常讓青少年為其顧客送餐。

評估最低工資法對失業的影響的其他方法,還有蒐集資料,但僅限於那些直接受到影響的缺乏經驗和技能的工人,如青少年。在第2章,我們已經看到最低工資法如何影響青少年總體失業率以及青少年失業率中的種族差異。

另一種評估最低工資法對失業的影響的方法是蒐集沒有實施最低工資法的地方和時期的失業資料,以便用這些失業率與實施了最低工資法的地方和時期的失業率進行比較,尤其是在具有可比性的社會中。或者,在理想的情況下,比較同一時期同一社會實施了最低工資法之前和之後的情況。

透過關注一般青少年或特別關注黑人青少年,我們可以更清楚更準確地看到最低工資法的影響,因為這些人是受這些法律影響最大的工人,他們是最缺乏教育、工作技能和經驗的人,因此收入特別低。此外,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現在,有大量關於這類群體就業情況的統計資料。

托馬斯·索維爾:為什麼戴維·卡德關於最低工資和失業的自然實驗錯了

正如我們看到的,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青少年失業率的統計資料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兩點:(1)當時的失業率遠低於我們在後來幾十年中司空見慣的失業率;(2)當時的黑人青少年和白人青少年的失業率幾乎沒有差別。

從國際上看,在政府和工會都沒有設定最高工資標準的時間和地點,失業率明顯較低。大多數現代國家都有最低工資法,但少數還沒有制定最低工資法的國家失業率往往明顯較低,比如今天的瑞士和新加坡。在影響了建築業工資水平的《戴維斯一培根法案》於1931年出臺之前,美國也沒有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法。

關於這些地方和時代失業率的硬資料,《經濟學人》雜誌在2003年報道稱:“瑞士2月的失業率接近5年來的最高水平3。9%。”但這一“高”失業率(對瑞士而言)在後來幾年恢復到了正常(對瑞士而言)的3。1%。

2013年,新加坡的失業率為2。1%。在美國,沒有全國性最低工資法的上一屆政府是20世紀20年代的柯立芝政府。在柯立芝總統任期的最後4年,美國的年均失業率在4。2%的高位到1。8%的低位之間波動。

然而,即使是一些學者對最低工資法的討論,往往也基於這些法律的意圖和假定效果,而不是基於其實際後果的經驗證據。

(選自托馬斯·索維爾《歧視與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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