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的皇帝,明明都沒什麼文化,為何執著於修典籍?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官修典籍,一般都是修類書。類書具有資料彙編性質,是一種工具書,它能供人查檢,內容廣泛,具有百科全書性質,它的編排方式是以類相從,並不以發表議論為己任。

明清兩代的皇帝,明明都沒什麼文化,為何執著於修典籍?

官修書則是由國家、政府出面動用其力量,在較短的時間內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編纂類書,這樣的作品往往規模較大。明清兩朝在典籍的修纂上有著相同的起因和現實意義。但從組織者來看,明清兩代的皇帝大都沒什麼文化,但二者為何如此執著於修典籍?

一、明成祖朱棣時期的《永樂大典》

1、編纂規模的登峰造極—《永樂大典》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境深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的道理,所以,明朝從立國之始,就比較重視文獻典籍的修及刊印,並以之作為教化百姓、鞏固政權的重要工具。

明代機構編刊的很多文獻典籍都是總結歷史、以為今鑑的產物。在統治者的重視之下,明代中央無論足編修及刊印機構,還是所編刊的文獻典籍數量、質量都較元代有顯著的發展。

明代將蒙元勢力逐至漠北,驅胡虜復衣冠,以漢族正統政權自居,將尊崇儒學、重視文教放在重要地位。元代科舉時興時廢,影響很小,明代恢復正常取士,科場之用促進了類書的復興和進一步發展。

加之明代印刷業更加發達,商人大量編書印書牟利,類書當然也在其列。據趙含坤先生在《中國類書》裡統計,宋遼金元的類書統計有二百九十七種,一萬四千多卷,而有明一代的類書竟高達五百九十七種,達四萬零五百多卷,可見明代類書之繁榮。

明清兩代的皇帝,明明都沒什麼文化,為何執著於修典籍?

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則首推《永樂大典》。《永樂大典》編纂規模之大主要體現在參與編纂的人員眾多,整部書收錄的材料範圍廣泛種類豐富等具體條件上,由於在這些方面確實做得史無前例,因此也奠定了該書在中國古代類書編纂史上相當高的地位。

2、明代修書機構

明代中央文獻典籍編修的主要機構是翰林院。除翰林院外,在遇有大型的修書活動時,統治者則敕令成立臨時的編修機構,由中央各機關選派人員充任該臨時機構旳領導及編修人員。除翰林院主持編修文獻典籍外如編修文獻部頭較大、修撰時間持續較長,中央則必須透過成立專門編修機構的方式才能使編修活動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

這些編修機構均為臨時機構,書成則館撤。明代中央的臨時編修機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專為撰修各種史書而設的史館;另一類是撰修其他非史書類文獻典籍的編修機構。

二、清朝康熙時期的萬卷大書——《古今圖書整合》

1、一萬卷的《古今圖書整合》

《古今圖書整合》多達一萬卷,是歷史上有記載的僅次於明代《永樂大典》的卷書。當然,若是事先沒有計劃,在實際編纂中正好湊成一萬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千和萬在中國古代習慣裡本有表達數量眾多之意,相信主持編纂者陳夢雷先前即有想法,在修書時有所去取,成為萬卷,以顯示該書容量巨大,徵引廣博。該書分為六彙編,其下又有三十二典,析分之而有六千一百一十七部。

明清兩代的皇帝,明明都沒什麼文化,為何執著於修典籍?

從文獻典籍的編修機構來看,早在明代,內閣即已開始涉及修書事宜,在編修實錄、史志等文獻的臨時機構中,由內閣官充任總裁,以加強統治者對思想文化的指導與掌控。清代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很多文獻典籍的編修機構完全成為內閣的附屬機關。

2、修書以改變文風學風

康熙統治中後期,國內的政治局勢較為穩定,經濟也得以迅速恢復並取得長足發展,他下令編纂了數部大型類書。

為了士人學習文史典籍之用,穩定的局勢致使讀書士人大量增加,他們需要可用的輔助資料。雖然皇家編纂的類書普通學子難以直接使用上,但它所起的表率作用促成了類書數量的回升,仍然有惠於學林。其次是試圖影響和改變當時的文風學風。

明季學風多被後人斥為空疏,部分文人專好出語驚人,加之書坊大肆刻書牟利,斷章取義改頭換面即成一本新書,使時人不知所從。此時似有透過編纂幾部類書以便士人觀瞻使用、選取嚴謹而正式的分類知識條目進而確立一套官方標準的用意。

三、明清兩朝官修書的根由圍繞在皇權周圍

1、順應時勢、有利穩定

蒙元入主中華不過百年左右,大多數皇帝不習漢語,對於中原儒家文化不感興趣。

即或少數君主有尊孔之舉,也無非是出於爭取漢人的政治目的。而在整個上層貴族或官僚中,尊孔崇儒的思潮並非主流。有元一代儒生地位低下,科舉時停時廢,相比宋代,元代的文教事業呈下降趨勢。由於大量少數民族的存在,使境內文化多元性大大增加,但是漢族傳統的儒學逐漸衰微。

明朝勢力驅逐蒙元,在華夏之地上建立新的漢族政權,以籠絡漢族士大夫、振興儒學為急務,需要有一部規模巨大的圖書對當時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儲存。這是明代復興文化的一個途徑。

2、國家經濟發達,社會穩定的一種體現

元末的戰亂結束,百姓得到休養生息,大量因戰爭而拋荒的土地進行復墾。

明清兩代的皇帝,明明都沒什麼文化,為何執著於修典籍?

明太祖出身貧賤,對於安撫農民、發展農業算得上是非常重視。科舉制度恢復,各地積極興辦學校,產生了不少學有所長的文人。洪武一朝三十一年,建文一朝四年,明代經濟的總體趨勢是向上的。雖有靖難之役,造成了一定的混亂,但當時的經濟情況和人才儲備仍然能夠滿足永樂大典的編纂需求。

加之明成祖本身就是很有作為之君主,後來多次出師驅逐殘元勢力,直至有派遣鄭和下西洋之舉,這都是與雄厚的經濟實力分不開的。他希望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超越前代的《永樂大典》恰好滿足了他的願望。

最直接的原因,每個時期的皇帝都要穩住至高無上的皇權。朱棣為了安撫眾臣之心,將靖難之役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歷史上很多朝代修書也有類似的目的,雖然不一定是最主要目的,但的確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朱棣武力奪取帝位在時人眼中被認為是大逆不道,他也曾經為了壓制反對的聲音而大開殺戒,有著諸多暴行。

但總體來講,明成祖仍是頭腦比較清醒的有為之君,他明白一味地訴諸暴力不能長久,因此仍需提倡文治,收服人心。朱棣發家之地在北京,他所遇到的阻力主要來自南方,因此在修書人員中大量出現了南方人。

明清兩代的皇帝,明明都沒什麼文化,為何執著於修典籍?

清統治者採用“武功”與“文治”相結合的手段,一方面進行武力鎮壓,另一方面大興文治,以此來緩和各種激烈的矛盾。

清統治者在“興文治”上又採取了兩手抓的手段,一方面大興文字獄以鉗制漢族士人的反抗思想,企圖以文化高正政策消碼滿漢文化隔閡;另一方面沿襲明朝傳統,標榜“稽古右文”,將“崇儒重道”、“振興文教”作為清王朝基本文化國策,組織大批文化精英為朝廷修書,透過編刊文獻典籍來規範並引導清代士人的思想以及時代文化的發展方向。

四、結語:

任何類書的編纂都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合情合理,惟其如此才一可能靜心修書,否則就是毫無可能的烏托邦。

人類對自然對社會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知識和經驗之後,產生了對其進行分類總結的想法,類書便應運而生,可見編纂怎樣實在取決於當時文化達到什麼程度。明清兩代的十幾位帝王數一數來看,文化水準並不高。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更不用說,乞丐出身。

正因如此,明清兩代在社會安定、經濟穩定的國情下才招募大量的文人進行管修編書的浩大工程。為了維護皇帝的權威,統治社會民眾的儒家思想的灌輸,正統思想的理念,更可能是因為皇帝好大喜功,官修書會讓自己名垂千史,個人私慾的膨脹都脫不開關係。

參考文獻:

《永樂大典》

《古今圖書整合》

《至正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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