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權臣朱溫在謀士李振的鼓動下,將三十多位大臣綁至滑州白馬驛(即今天的河南滑縣),盡皆屠戮,並拋屍黃河,史稱“白馬之禍”。

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在此之前,朱溫因擔心唐昭宗難以控制,將其連同九個兒子一併殺死,改立十三歲的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經此一難,大唐朝完全失去統治基礎,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朱溫的大清洗,可以看做是他謀朝篡位的前奏,但被他投入黃河的三十餘位大臣,卻並非非死不可,例如其中的趙崇、裴贊等人已經退休,陸扆處事平和(呂思勉語),這些人都對朱溫篡權不構成實質影響,何必要殺之而後快?

這背後,實則隱藏著一則無法言說的矛盾:那便是晚唐時期藩鎮幕僚對進士階層的極度厭惡。

唐朝做官,十分看中科舉,進士科是最為關鍵的一道門檻,一旦考中進士,就有了官場資本,平步青雲只是時間問題,但進士科也是最難考的一科,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意思就是說三十歲考過明經科就算晚的,但五十歲能考過進士,還是很年輕的。

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唐代科舉圖

明經科主要考察四書五經,只要記憶力不錯,捨得花時間,將這些經書背熟了,總是能夠透過考試,而進士考試,就困難多了,不僅要熟讀經典,還的把古人治國理政的思想與當今國家的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得出自己的觀點,並以優美的文字表達出來。

當然,進士科難考,不完全在於出題難度,還在於錄取率,唐朝前期每科進士只取十幾人,後期也只取三十幾人,比起上千考生,錄取率實在是低的可憐。

唐朝大詩人孟郊,四十六歲那年才中了進士,頓時神清氣爽,奮筆寫下:《登科後》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天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而白馬之禍中被殺的大臣,多數為進士出身:

例如宰相裴樞,就是鹹通十二年進士,陸扆是光啟二年進士,獨孤損 ,裴蟄,崔遠、王溥等人皆是進士出身。

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唐代士族影響巨大

進士難考,但考中了進士,不代表一定能做官,唐朝科舉在進士以後還有一個考試,叫做選試,選試合格的才能做官,大詩人韓愈中了進士後,三次參加選試,都沒有透過,只能去刺史那裡做幕僚,其難度可見一斑。

對於白馬之禍遇難的官員來說,如果只是因為學習好,學歷高,並不構成朱溫殺人的理由,關鍵是,朱溫本人識字不多,而他的很多幕僚,又都是科舉不第的學渣,對這些學霸出身的高官,天生不爽。

例如那位蠱惑朱溫殺人的李振,《舊五代史》記載他:“自以鹹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另一位得力幕僚敬翔:“少好學,工書檄”卻“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

如果只是學習不如人家,就欲殺之而後快,那麼只能說這些人心理有問題,關鍵是,唐朝的科舉,並不只是學習問題,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外部因素,影響最終考試結果。

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唐代科舉考試製度十分不完善

由於科舉制度誕生時間不長,唐朝的考試管理制度十分不完善,以改卷為例,唐朝的科舉考卷考生姓名是不封閉的,閱卷老師一眼就能看見,這就給了他們巨大的操作空間。那些世家豪門大族們,透過金錢和人脈關係,把持科舉,有時候考試還未開始,名次就定下了,這就導致那些寒門子弟,無論怎麼努力,都難以榜上有名,長此以往,落第的寒門學子就把仇恨記在了豪門子弟身上。

白馬之禍中遇難之人以崔、裴、盧三姓居多,博陵崔氏,是北方著名大族,《新唐書》載:“諸崔自鹹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 比之隴西李氏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唐一代,崔氏誕生了15位宰相,例如太宗年間的崔仁師,高宗年間的崔敦禮、崔知溫等。

河東裴氏,又稱聞喜裴氏,是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里獨一無二的望世家族,據其家譜記載“自秦漢以來,歷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極,五代以後,餘芳猶存”,例如歷周、隋、唐三朝的名臣裴矩(大唐雙龍傳中石之軒的另一個身份就是裴矩),唐開國元勳裴寂,一代賢相裴度等。

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裴氏祠堂畫像

而范陽盧氏,同樣不逞多讓,不僅有“北州冠族”之稱,還是唐代“七姓十家”之一,“初唐四傑”之盧照鄰,“大曆十才子”之盧編俱出自范陽盧氏。

這三大族世握權柄,操縱科舉,以崔氏為例,自鹹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九年中,崔姓四人五掌科舉,李振在感通至乾符年間多次參加科考,卻接連碰壁。他最後一次參加考試是在乾符五年,主考官即為崔氏家族的崔澹,李振因此對崔澹怨恨極深,白馬之禍中,崔家上上下下被一網打盡,公報私仇意味明顯。

在這些豪門大族的把持下,似李振這種寒門學子,很難出頭,而隨著唐朝後期藩鎮制度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學子選擇投奔藩鎮軍閥,走向了唐室權力中樞的對立面。

晚唐時期,藩鎮對文人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但朝廷中樞牢牢把握人才選拔權力,不肯下放,這就導致部分讀書人企圖透過藩鎮舉薦,曲線進入權力中樞的道路被堵死,對這些讀書人而言,一旦失去上升通道,他們就只能死心塌地為藩鎮武人效力,上下級關係演化為古老的賓主關係,進而與朝廷離心離德。

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五代狩獵圖

而隨著藩鎮勢力的擴大,幕僚們也不再隱藏做“從龍大臣”的渴望,開始有計劃的攛掇藩鎮領主們擁兵自重,例如李襲吉在獻策中直接提出了“訓兵勸農,以立開國,建家之本”,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幫助了藩鎮集團的做大,也引發了一些效命於權利中樞而又不得志的官僚階層的跳槽大潮,例如晚唐的東南幕府,一度成為文人們依附的首選。

個人待遇也是這些人投靠藩鎮的重要原因,根據歷史學家賴瑞和先生統計,藩鎮幕府內的判官等中層官職雖無品軼,但每月俸料錢均高於朝廷中層的正八品,有些人收入甚至比五品京官還多,千里做官只為錢,既然科舉之路被堵死,能在藩鎮中賺取高薪,對這些落第舉子,不啻是一個不錯的歸宿。

但藩鎮幕僚的做大,也對社會文化和晚唐政治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政權的頻繁更迭讓藩鎮幕僚的忠誠度大大下降,以前文提及的李振為例,他在李唐參加科舉,不第後投奔朱溫,後梁尚未滅亡,他就做好了改弦易張的準備,打算投靠死敵李存勖,“有制洗滌,將朝新君”。如此做法的並非李振一人,後唐判官孫晟,天成中追隨汴州朱守殷,“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奔於吳”,當時有人云:“故唐方滅即北面於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於周矣”。

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馮道雕像

對於這些幕僚,改朝換代不僅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障礙,反倒可以換個環境,再創輝煌,最為典型的是“長樂老”馮道,先後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效力於後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閔帝、後唐末帝、後晉高祖、後晉出帝、後漢高祖、後漢隱帝、後周太祖、後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間還向遼太宗稱臣,始終擔任將相、三公、三師之位,自稱“在孝於家,在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對這種現象做了深刻總結:“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問忠孝哉?”

晚唐文人的集體放縱,可以看做是政治環境極度惡化的產物,寒門學子透過科舉晉升的道路被堵死,只能在藩鎮軍閥那裡尋找歸宿,如果以傳統儒家思想來評判,他們的仕途本身就帶有原罪,也正因為如此,索性破罐子破摔,有奶便是娘,至於禮義廉恥,都被拋之九霄雲外。

白馬之禍中,李振就以十分惡毒的理由勸朱溫殺掉那些進士出身的唐朝大臣: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

文人道德水準的集體淪陷,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也讓那些長矛大刀的武人看不起,例如前文提及的朱溫,因家境貧寒,只認識簡單幾個字,經常被文人瞧不起,相傳早年他曾幫助過大詩人殷文圭,而殷文圭中了進士後,立馬與朱溫切割,路過朱溫的封地,連拜訪都免了,讓朱溫大失臉面,據《唐詩紀事》記載:?“(朱溫) 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每以文圭為證,白馬之禍蓋自此也。”

從白馬之禍看晚唐及五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馮道代表了五代文人的普遍面貌

而另一位武人史弘肇說的更加直白:“安朝廷,定禍亂,直須大劍長槍,若毛錐子奚用哉?”清代史學家趙翼就認為,五代時期的文人命運十分悽慘,完全被社會邊緣化,他們的集體墮落既是自身價值觀破滅的產物,也是社會環境的使然。

日慕點評:

晚唐及隨後的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的時期之一,尤其是晚唐,以落第文人為代表的藩鎮幕僚,對豪門大族掌控的科舉制度深惡痛絕,這種怨念與武人篡位結合在一起,造就了血腥的白馬之禍,將盛極一時的大唐王朝徹底打入地獄。而隨之而來的五代十國,文人地位進一步下降,他們不得不周轉於各色武人之間,傳統的儒家思想被現世的生存理念所取代。例如前文提及的馮道,李嗣源說他:真士大夫也;石敬瑭贊他:人臣之刀尺,造化之丹青;而到了北宋,就被歐陽修罵為:無廉恥者矣;司馬光也說他: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不同的時代背景,造就了不同的說辭,北宋天下大定,傳統的忠君文化又被擺上檯面,自然不齒於馮道的朝秦暮楚,如果把歐陽修司馬光放在五代,未必能比馮道做的更好,禮崩樂壞,天下不安,人臣篡逆,綱常失紀,哪是一介書生所能左右的,他們要做的,就是活下去。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