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多重農抑商?范仲淹卻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商業活動本就合理

在中國古代的大部分朝代裡,都對商業採取負面傾向的時候,范仲淹已深刻地領悟到商業活動,及其引申的交換行為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合理性,並從道德層面上對商人及商業予以認可。實際上范仲淹已把商業的交換行為,視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這是其經濟倫理思想特別之處,也是與其他經濟倫理思想為不同之處。

他在《四民詩·商》中對商人及商業的社會地位,和道德倫理地位的認可,對於以商人為主體作出的整體商業交換行為,他提出了\“國用不乏\”的經濟倫理思想,在這裡范仲淹是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對其進行倫理維度認可的。

古代大多重農抑商?范仲淹卻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商業活動本就合理

商業的交換行為就其本質意義上而言,是可以給進行商品交換雙方都帶來效用上的改善。因此,商業交換行為作為經濟倫理的道德合理性,就表現為一種天然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所以范仲淹說:\“遠近日中合,有無天下均\”。

這就是說進行交換行為的雙方,可以以自我擁有的資源進行交換,使得各種貨物能在整個國家間進行均衡配置,從而使大家都獲得效用上的增加。

由此可見,范仲淹認為商業交換行為,具有天然的合乎道德合理性行為,在戰國時期已有思想家論證。透過交換可使參與各方皆得利,進而帶動社會經濟的繁華,實現國家經濟利益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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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交換行為作為經濟倫理的合道德性,還體現在其能調節人們各種日常的生活所需,補充與滿足國家基本建設的需要,正因為有大量商人,在全國各地不斷地進行商業貿易活動,才可以使得各種可交換的商品越來越多。

這樣既可以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所需,也可以滿足國家在基本建設上的需要,國家與人民日常生活所需都不會出現貧乏現象,所以說商人們的商業貿易,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很有利的。

如果市場的流通不暢順,商品社會在市面上呈現短缺狀態,這樣不僅使得人們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也使得國家建設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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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地說,商業交換行為一旦停滯,農業生產者與手工業生產者生產出來的商品,就無法進行銷售,這會影響其進入再生產的環節。導致的結果是生產者想生產但又無法生產,消費者想消費但市場上,又沒有可滿足其需要的商品以供其消費,失業現象由此產生。

很明顯范仲淹在此十分肯定商業交換行為,對於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需要、補充國家建設需求乃至解決就業問題,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說交換行為是具有道德倫理合理性的。

商業交換行為的道德支援,還體現在它對國家的國土安全的支援上,中國古代是以農為本的社會,農耕文明需要的是國土絕對安全的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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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戰爭壓力自其立國後基本上沒有消停,為使得國內擁有安定的發展環境,朝廷不得不在邊境駐紮重兵。這些兵馬的日常消耗,成為了國家日益沉重的財政負擔,為解決駐兵帶來的糧草消耗補給問題。范仲淹提出對於運輸商品到邊境線上貿易的商人,朝廷應該給予重獎。他希望透過對販運軍需後勤補給物資,去到邊境線上交換的商人,給予經濟上的獎勵或官位上的恩澤。

在邊境線上進行商業交換是十分必要的,這既可解決當地生產的不足帶來的軍需物資貧乏現象,又可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商業上的交換行為就可在促進國土安全的角度上,獲得道德倫理支援。

范仲淹對於商業交換活動的重視,既有理論又有實踐。他的重商經濟倫理思想,不僅深深地反映在其經濟政策上,而且還對其整個商業交換活動產生著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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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專門在邊境建立固定的場所,進行商業貿易的交換活動,以便促進商業活動的壯大和發展,以及穩定複雜紛擾邊境形勢。他力爭在北宋與敵國邊境處,開放幾個固定的交易市場,透過邊境地區的貿易,使得大家都在交換中獲得所需的物品。這既可以保持和平與安寧的社會環境,又可以促進各自間的經濟發展。

這還有利於兩方邊界線上的人民生活安居樂業,以及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范仲淹對商業活動是特別關注的。他透過對商業交換場所的建立,使得邊境的交換行為常態化和普遍化,並使得進行互換的雙方都能得利,作為其軍事戰略思想的一個補充與延伸。因為當時國契丹進行軍事侵略的目的,正是為了實現其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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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不僅把商業看成為一個行業,還提出加快該行業的發展之策。在《四民詩·商》中他把商人和商業作為國家經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於這個行業的發展,他提出國家應該在財政支出上,創造有利於商業經營活動的條件,給商人的行商創造良好的氣氛,使得商業活動的次數不斷地增加,帶動商品貨物流的暢旺。

在這范仲淹不僅要求朝廷不抑商,還要朝廷用財政支援商業的發展。希望能儘快革除千年以來的營商困局,進而帶動國家繁榮富強。范仲淹還主張和鼓勵軍隊直接從事商業的貿易活動,透過在商業的交換活動中獲取收益,用以減輕人民對其供養的巨大負擔,以及起到增加社會財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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