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蘇、晉地區,漆器藝術的背景比較

江蘇和山西兩地的漆器藝術在形制、紋樣和工藝方面有著各自獨特的風韻,

這些藝術特色的形成與同期的自然環境、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絡。

明代都城遷移,政治中心向北移動,而南方則因優越的地理因素一躍成為經濟發展的重心,

在不同環境中孕育的社會文化同環境、經濟等因素共同影響著漆器藝術的發展,逐漸推動江蘇和山西兩地漆器的生產與傳播。

一、自然環境影響下的漆器藝術

漆器,指在表面塗漆的器物。漆,則是漆器最顯著也最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漆樹這一產漆的樹種,在江蘇和山西兩地的種植情況與漆器的生產有著正向的促進關係。同時,自然環境也使兩地漆器在形制、紋樣、工藝等方面有著不同的側重。

明朝時期,蘇、晉地區,漆器藝術的背景比較

江淮之間的水鄉江蘇。

江蘇位於我國東南部,處於亞熱帶和溫帶過渡區,四季分明,氣候特徵明顯。面積遼闊、地勢低平的平原上河湖港汊縱橫交錯,水量豐富,水流平靜,通航條件非常優越。船隻不僅是城、鄉之間,村、村之間相互交往的工具,更是人們日常生產生活必要的運輸工具。

江蘇境內平原廣闊,水網密佈,丘陵散佈,優良的地理條件使得這片土地成為聞名於世的富庶之地。

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江蘇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形成了自己歷史悠久而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獨特的地理位置積澱著江蘇多元與交融的文化特徵。

適宜的生態環境為漆樹種植創造了良好的自然條件,明代洪武年間,朱元璋為建造海軍戰船,在南京東郊建立皇家漆園、棕園,種植漆、棕、桐樹各萬株。

漆園的建立除用於軍事製造外:還為當地漆器的生產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極大地促進了漆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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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江蘇的氣候也使得漆器的形制與山西存在不同,

以漆傢俱為例,江蘇地區潮溼多雨,蚊蟲較多,床上需懸掛帳子阻隔蚊蟲,所以江蘇地區的漆床大多為設定有床架的架子床。在架子床的基礎上,江蘇地區還發展出“拔步床”,即在架子床的基礎上設有底部平臺,四周裝欄杆,也可依託欄杆安上門窗等。

“拔步床”冬天可放炭盆取暖,夏季可卸掉門窗掛床帳,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需求。

此種床江蘇地區較多,北方地區則少見,故宮博物院現存漆器中也無此形制的漆傢俱。江蘇水網密集,可以說是家家臨河,戶戶流水。水文化在江蘇人心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表現在漆器中,便是以各種水紋所體現的江蘇人愛水、敬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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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單獨的水紋之外,江蘇地區漆器也以大幅的山水圖案來描繪當地的自然風光。

這類風景以寬闊水面加上小山丘為主,水面偶有三兩小舟,岸邊繪有角亭,悠然自在的情感躍然器物之上。這種圖案的選用也正是源於當地的自然環境就是此種風景。

漆器發展到明後期,出現了更為豐富的製作工藝,這也得益於裝飾材料的多種多樣。

以螺鈿鑲嵌為例,江蘇地區的螺鈿鑲嵌工藝所使用的原材料便是河岸淺灘邊的貝殼、河蚌等。

水系眾多,水流平靜,灘塗穩定,涵養了種類豐富的貝殼和河蚌,漆工透過對貝殼進行栽切,製成所需的薄片,

根據需要鑲嵌在器物表面,形成極富裝飾效果的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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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蘇地區地理環境優越,生產的手工藝品經水運通向各地。

江蘇漆器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傳播區域特色的同時也吸收來往江蘇的各地文化,形成精緻細膩、柔媚溫和的江蘇漆器。

黃土髙原上的山西。

山西,位於黃土高原之上,以在太行山之西得名。山西地勢高亢,山嶺盤紆,省境四周幾乎都有山河環繞。山西地處黃河中游,作為母親河的黃河哺育了悠久的山西,水源充足,氣候溫和,使之擁有優越的地理環境。

文獻記載,

山西地域竹木繁茂,森林廣佈,汾河流域的山地上有樞、有栳、有漆,低地則有榆,有漆樹、楊樹等樹木。

豐富的漆樹為漆器製造提供材料支援,促進當地漆器藝術的發展。與上述江蘇地區的漆傢俱相比,山西漆傢俱的形制受到當地環境的影響,以羅漢床這一形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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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床也稱“彌勒榻”,在榻的基礎上加寬加大,再安裝背圍和底圍,

形成造型素雅的漆傢俱。羅漢床可放置在廳堂待客用,也可置於臥室僅用於休息。羅漢床線腳圓潤柔和,也體現出山西渾厚的文化特點。山西多高山,漆器中的山水紋樣大多展現崇山峻嶺、高山流水,這與當地太行山的景色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山水紋樣體現當地自然環境外,植物花卉紋也有山西獨特的韻味。

山西漆器的植物花卉紋取材較為集中,以當地常見的牡丹、菊花等花卉為主,體現富貴吉祥的寓意。山西的鑲嵌漆器也是一大特色,但與江蘇的鑲嵌漆器不同,山西鑲嵌漆器以軟螺鈿鑲嵌為主。

山西境內的河流落差大,水流急,河岸沙石較多,貝殼種類較少,所以山西的鑲嵌漆器從當地取材,種類受到限制,鑲嵌工藝也僅限軟螺鈿鑲嵌這一技法。原材料的侷限性使得螺鈿的造型也受到限制,漆器製作大多將螺鈿刻成小塊,再拼貼成植物花卉等圖案。

正是多重因素的影響,山西的軟螺鈿漆器才呈現“燦若星河”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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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發展影響下的漆器藝術

雖然明朝重農抑商,但“開中制”的實行極大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逐漸富裕的商人在保證基本生活之餘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消費,經濟的發展帶動物品消費,同時也極大的促進了各類手工業的發展。於是工藝繁瑣、外觀精美的物品逐漸走進商人的購買行列,漆器作為傳統手工業之一也成為商人爭相購買的物品。

為了擺脫“商人低賤”的傳統認知,商人們大肆建立宅院,漆傢俱也在這種潮流中發展迅速,

商人們也以工藝精美的漆傢俱來顯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鹽商影響下的漆器藝術。

江蘇境內水網密佈,又有運河溝通各地,優越的地理位置帶來諸多發展機遇。江蘇地區利用沿海這一地理優勢催發出鹽業這一利潤豐厚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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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來,江蘇便成為我國主要鹽業生產區域,鹽在沿海地區曬制完成後,透過長江、大運河等四通八達的水路運送至全國各地。因為食鹽的曬製程序相對成熟,且需求量大、成本低,所以鹽業貿易的利潤很高。

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商人云集江蘇,透過製鹽、售鹽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定居在此的鹽商為彰顯自己的經濟實力與社會地位,將大量的資金投入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

。富足的鹽商成為城市主要消費人群,所以市場中的商品也更多表現出迎合鹽商審美需求的商品。

漆器作為日常生活用具,成為鹽商展示財力與品位的載體。

此時的漆器製作不計成本,材料愈發珍貴,製作工藝也更加繁複。鹽商雖有豐厚的財富,但其社會地位並不高,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鹽商們開始融入文人群體,試圖以提高文化修養來提升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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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特殊的審美趣味也使得漆器在器物形制、工藝技法、裝飾紋樣等多方面表現出獨特的區域特色。

鹽商獨特的審美需求使漆器形制發生變化,最初以實用為主的漆器逐漸變成欣賞性更強的裝飾用品,也更加追求器形的獨特,菊瓣形盤、方勝式盒,以及一大批形狀各異的裝飾漆器成為當時的新風尚。

同時,

為外現自己的文化素養,很多書寫工具都以漆繪製圖案,

以八寶灰、刻漆等工藝複雜、低調深沉的技法制作的漆器成為鹽商們爭相購買的型別。

在工藝方面,鹽商的審美趣味還催生了百寶嵌這一技藝的發展。

財力雄厚的鹽商為體現身份的尊貴,極盡材料之貴,金銀、寶石、翡翠、瑪瑙,凡是能鑲嵌的材料無一不用於裝飾漆器。小到杯盤壺盒,大到傢俱、屏風,都有百寶嵌這一技法的運用。江蘇的漆器藝術在鹽商的影響下逐漸區別於其他地區,並廣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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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影響下的漆器藝術。

山西因地理位置和氣候的限制,耕地少而人口多,還經常發生自然災害,土瘠民貧使山西人為了生計開始從商。也正是因為地處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地區物資交換要衝的地理位置,使山西人發現商機。

山西雖然土地貧瘠,但卻有豐富的礦產資源,鹽鐵等手工業在此基礎上生產發展,為晉商的興起提供物質基礎。

明代以來,政府推行“開中制”,商人可透過向邊關運送糧食等必需品獲取販鹽的資格,這為晉商的興起提供了契機。

因此,

晉商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改革政策,發展成我國各大商幫之首,

極大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促進各類經濟消費,為傳統手工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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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在外經商富裕後,大多會回到家鄉購買田地、置辦房屋,修築了很多大宅院

。各個宅院的面積和規模都很大,宅院內的裝飾陳設自然不能含糊,陳設的傢俱和工藝品更要顯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漆器傢俱等精美的工藝品進入商人們的選擇,消費帶動生產,山西的漆器傢俱等實用類器物在此情況下得到長足的發展。

晉商對漆器的製作工藝和藝術審美品位極高,這種審美也促使山西的漆器更加精美,更具觀賞性。

晉商富豪相互攀比,以家中有上好的漆器為榮,進而產生了許多精緻的陳列漆器、首飾漆器,這些漆器採用描金、堆漆、雕漆、螺鈿鑲嵌等工藝極盡精美之能事,推動山西漆器藝術的成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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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對山西漆器的影響集中體現在紋樣與形制等方面。

晉商發展至明代,大多以鏢局和票號為營生,在漆器的購買中,表達平安和求財的紋樣就成為首選,牡丹、芍藥、團花等具有富貴寓意的植物花紋,石榴、百子圖、嬰戲圖等具有多子寓意的圖案,多種錦文構成“壽”“福”等字樣的圖案,成為晉商們爭相購買的主角。

因晉商購買漆器大多用於裝飾宅院,所以漆器的形制也以漆傢俱為主,造型奇特,大方富貴。

明代以來,漆器已不再像宋代那樣追求素雅,反而以繁複為盛,複雜的圖案紋飾,精細的工藝手法成為新的風尚。

除以漆器裝飾住宅內部,宅院的匾額和對聯也可用漆裝飾。

將之與漆畫融合,表達美好願景,展現獨特魅力的同時,也充分體現了晉商對山西漆器藝術的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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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明代是我國漆器藝術的成熟繁盛期,這一時期不僅有官辦的果園廠,各地的民間漆器也迅速發展,

其中便有南方漆器的代表:江蘇漆器,和北方漆器的代表:山西漆器。

時至今日,江蘇和山西兩地依舊是我國重要的漆器產區。

江蘇和山西兩地的漆器藝術在明代社會發展的潮流中總結經驗,

並創新出更多富有時代特點、地域特色的漆器,為我國漆器史繪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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