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對文物的破壞,各軍閥淪為了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

近代中國,對文物的破壞,各軍閥淪為了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

如果說這些“專業”的盜墓賊還可以稱得上功過二八開的話,那麼近代歷史上那幾位赫赫有名的“非專業”軍閥盜墓賊,就是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最有名的莫過於孫殿英盜掘清東陵。但如果說影響之惡劣、行徑之無恥,孫殿英恐怕還排不到第一位。原因很簡單,孫殿英所盜者,雖為帝后陵墓,但時代晚近,所出文物固然價值不菲,但絕大多數在歷史、文化和學術上並無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性。在這個敗類榜單上,有另一個一定會名列前茅的人物,他就是黨玉琨(又作黨毓昆)。

近代中國,對文物的破壞,各軍閥淪為了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

黨玉琨只是個沒什麼名氣的小軍閥,在20 世紀20 年代軍閥林立的中國,他不過是個三流的草頭王。雖然在軍閥這個行當裡,他做的不算出色,但作為盜墓賊和文物販子,他卻意外地把這個副業做到了相當的“高度”,成為近代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竊寶大盜之一。與孫殿英盜掘清東陵相比,黨玉琨的盜墓行為在文化上的破壞力甚至更大,因為黨玉琨盜掘的是3000年前的古墓群,盜取的是西周初年精美絕倫的青銅器群;而被他踐踏的這片土地,有一個在考古學界極為響亮的名字——鬥雞臺。

近代中國,對文物的破壞,各軍閥淪為了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

鬥雞臺為何如此重要?這要從考古學的基本學科原理講起。中國的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有兩大支柱:地層學和型別學。1931 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陽高樓莊發現的“後崗三疊層”標誌著中國考古地層學的誕生;1944年,蘇秉琦先生整理完1934—1937 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溝東區發掘的材料,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瓦鬲的研究》,附於發掘報告《鬥雞臺溝東區墓葬》的最後。這篇《瓦鬲的研究》標誌著中國考古型別學的誕生。從此以後,中國考古學的基本學科原理搭建完成。

然而,鬥雞臺的這次堪稱偉大的考古發掘卻是在此前數年黨玉琨瘋狂盜掘後留下的一片狼藉中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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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黨玉琨盜掘鬥雞臺古墓的行徑過於惡劣,且拖欠民工報酬和撫卹金,經常虐待、毒打甚至打死參與幹活的民工,給附近的農民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在盜掘結束後僅兩三個月,西北軍總司令馮玉祥就下令宋哲元率領所部3 萬人圍剿鳳翔城。黨玉琨進行了兩個月的拼死抵抗,最終還是架不住宋哲元連續增兵。鳳翔城破後,黨玉琨死於亂軍之中。

黨玉琨盜掘的青銅器幾乎全部落入宋哲元的手中。宋哲元接收這批青銅器後,迅速將之運往西安,並請攝影師為這批器物拍照,並對部分器物的銘文施拓。這些照片和拓片成為後來人們瞭解鬥雞臺盜掘出土青銅器唯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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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青銅器被宋哲遠送給其上司馮玉祥一些,大部分運到了天津。其心腹肖振瀛正擔任天津市市長,或許是由他經手,將這批青銅器被賣往日本、美國等地。但具體的情況已找不到任何記載,這些器物具體到了哪裡,現在也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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