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得翰林國史院成為金源遺士的落腳點與大本營

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得翰林國史院成為金源遺士的落腳點與大本營

關注小編不迷路,小編帶你瞭解文化歷史,歡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內容。金源遺士,其文化淵源於金末時代趙秉文等人所引領的一場文風革新與儒學重估思潮。金室“貞祐南渡”後士風疲敝而文風靡弱,趙秉文、楊雲翼等人因而以科舉為切入點來糾正文風,這場思潮在後來還進一步升級為有關儒學價值的重估。從上述特點來看,金末這場文化思潮其本質類似於唐宋時代開展的那兩場古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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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唐代的古文運動,還是宋代的古文運動,其核心理念“文”都不僅僅指文辭,其所指代的乃是一個包含有政治、學術、社會制度在內的宏觀結構,即所謂的“治道”。當然,治道需要由文辭來表述,文辭乃是治道之載體,兩者相輔相成而不可分割,共同組成了古文運動所追求的核心價值,即治道與文辭的一體化。趙秉文、楊雲翼、王若虛等人進行文風革新與儒學價值重估時,也明顯表現出了對治道的追求與對文辭的雅好,韓愈與歐陽修也頻頻出現在他們的文本當中,並被賦予典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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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謂其刻意效法古文運動亦不為過。金末的文風革新與儒學價值重估思潮影響甚大,金亡後,眾多儒士於顛沛流離之際,依然普遍秉承金源文化價值理念,並以其與故國之思相聯絡。元好問於金亡之際曾向耶律楚材寫信要求保護金源遺士,其舉薦名單載有54人。又金亡後,金源遺士多聚集於東平地區參與宋子貞所主導的興學活動,其主要人物有元好問、徐世隆、商挺、王磐、李、楊奐、劉肅、賈居貞、張肪、康譁、張特立、張仲經、張聖予、劉鬱等一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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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些金源遺士的悉心培育,年輕一代很快成長起來,李謙、閻復、孟祺、徐孩、申屠致遠、夾谷之奇、王揮、馬紹、周砥、楊桓、曹伯啟、李之紹、宋渤、劉賡等人皆是也,他們大多數成為元初一代名臣。當然,這年輕一代的文化理念亦是承自金末那場以文辭追求治道的文化思潮。“治道”這一概念,總括政治、學術、社會制度等多個方面,總歸來說是非常抽象的。而抽象的“治道”在一般人眼中,又往往會被理解為具體的治術,即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等刀筆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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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時代,本有獎用胥吏之傳統,所謂“南渡後,吏權大盛”是也。因此東平興學所培養的年輕一代,也不免沾染吏治文化。元好問所培養的弟子,就多有能吏之稱,在錢穀、轉輸、刑賞等層面普遍得心應手。其價值觀可以表述為:“儒術審權精吏事,仕途橫槊張吾軍。”因此,孫克寬評價雲:“(元好問)所陶鑄出來的門生弟子,當然以事功為急,不能從學術和儒行上有更大的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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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元好問東平興學時期還特意以金源制科辭賦教授學生,所謂“為《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是以其培植的弟子,又多擅文辭。正如虞集指出:“世祖皇帝,建元啟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為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在金源遺士王鸚的建議下,翰林國史院的前身——翰林院得以建立起來。其職責雖曰“篆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三項,但實際上此機構幾乎擔負起忽必烈政權建立之初的全部文化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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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國史院的實際主導者如王鸚、王磐又頗有舉薦之權力,如王鶚“舉李冶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單公履、郝經、高鳴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祗通、孟祺、閻復、劉元為應奉”。而王磐“所薦宋衍、雷膺、魏初、徐、胡祗通、孟祺、李謙,後皆為名臣”。王鸚、王磐所舉薦之人,皆為崇尚金源文化之儒士,據說“凡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抉殆盡”。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得翰林國史院成為金源遺士的落腳點與大本營。喜歡小編的朋友就為小編點個贊,轉發一下吧!關注小編,小編將為大家持續提供更多諮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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