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諫議與遊說雖然在性質、目的與文辭風格上有諸多明顯的不同。但由於二者皆是以某種言論的方式來謀求政治效果之行為,故而在有些時候,二者所關注的內容及表現的形式也有互為近似之處。大體上表現為以下兩點

第一,就所關注的內容而言,諫議與遊說皆以國家政治上的事務為首要的物件,體現出一種濃郁的政治性。在先秦兩漢時代,所謂的國家政治上的重要事務主要包括了人事、經濟、軍事、外交、諸侯以及外戚等諸方面的行政管理事務。而這幾個方面均是諫議之臣與遊說之士們所共同關注的物件。

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就以國家行政管理事務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外交事務為例,不論是諫議之臣,還是遊說之士,對之均極為在意。戰國時代的著名遊說之士如蘇秦、張儀、公孫衍、蘇代、陳軫以及漢代初年的酈食其、隨何、陸賈諸人,其實皆是非常出色的外交家。如蘇張之徒所著力提倡的合縱、連橫之策,本來就是處理國家外交事務的一些重要主張。

所謂“合縱”者,即是主張聯合關東六國,以共同對抗實力強大,有強烈的侵略慾望的秦國。此種主張的主要代表為蘇秦。所謂的“連橫”,則是令關東六國各自與秦國交好,並臣服於秦國,儘量討好秦國,使之別來侵吞自己的領土。當然,這種主張的實質乃在於離間關東六國之關係

便於秦國對之各個擊破。

它的主要代表則是張儀。當然,戰國時代,除了蘇秦、張儀之外,還有一些著名的遊說之士如陳軫、公孫衍(犀首)諸輩,他們的遊說活動,亦主要是為外交事務服務的。如《史記

·

張儀列傳》之中,記載

陳軫為秦惠王出謀劃策應對韓與魏互相攻伐的情形之事

,陳軫之意,即在韓魏互相攻戰之際,秦國可以坐視不理。

待兩國皆因攻戰實力削弱之際,再分別發兵討伐之,可一舉而克兩國。這一

“卞莊子刺虎”之計正是外交上的一著妙棋。同類的,公孫衍遊說義渠君,使之把握時機襲擊秦國,也體現了其在外交方面的高超手腕。

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對於許多先秦兩漢時代的諫臣而言,外交事務亦是一政治上需要關注的重要物件。這一段時期的諫議文辭,有許多皆與外交有關係。

《國語

·周語上》記錄的“祭公諫穆王徵犬戎”之事,祭公向周穆王系統地闡述了周代政治制度對於不同地區人民的禮儀要求,認為屬於“荒服”的犬戎並沒有違失禮儀的舉動,穆王貿然興兵伐之,是自己違背了禮儀,在道義上是過不去的。

這裡,祭公在進諫時所關注的,則明顯地屬於外交

與犬戎的關係)方面的事務了。到了漢代,這種國君不可隨意興兵向外討伐的思維在相當一部分諫臣那裡依然存在。故而他們向皇帝進諫,也多涉及外交關係。

到了漢武帝時代,武帝又大規模興兵北伐匈奴。對於他的這種擅自挑起戰爭的舉動,當時也有不少大臣上書予以諫阻。

武帝雖然在後來並未接納主父偃的諫言,仍大肆發兵北伐匈奴,但他對於主父偃的此番諫言倒是甚為欣賞的,並且還因之而拜主父偃為郎中。

可見,在漢代,外交事務仍為大臣們進諫的一個重要主題。除了外交事務,國家政治事務中的另一個關鍵性的部分

——軍事亦是遊說之士與諫臣們共同關注的物件。

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宮之奇乃虞國的大夫,在知道了虞公接受晉獻公借道伐虢國的建議後,隨即向虞公進諫,鮮明地指出了

“虢亡,虞必從之”的“唇亡齒寒”的道理,希望虞公能明智地拒絕晉獻公。這裡,宮之奇所主要關注的,乃是晉國與虞國、虢國之間的攻伐征戰的問題。這一問題,亦是遊說之士們極為關注的。

燭之武說服秦穆公而使之退兵的事件,可謂春秋時代一次著名的遊說事件。面對秦晉兩大強國的合圍,弱小的鄭國危在旦夕。身為鄭國大夫的燭之武為了拯救國家,來到秦軍營中游說秦穆公,離間秦晉二國之關係。

他的理由很充分:秦與鄭二國並不接壤,鄭亡,國土自然全部歸於晉國,秦國撈不到什麼好處

另外,晉國對於秦國也有過不講信用,忘恩負義的行徑,秦國又何必一力地幫助晉國呢

這番說辭說服了秦穆公,便不顧晉國而單方面退了兵。晉國君臣眼看秦軍退兵,自己也只好撤兵了。

從此,秦晉之間乃出現了矛盾,導致了後來的殽之戰,而鄭國則憑此得到了保全。燭之武的這番遊說,也充分表明了遊說之士們對於戰爭、軍事的高度關注。到了後來的戰國時代,年年征戰,如蘇秦、張儀、犀首等縱橫遊說之士,在遊說列國諸候之時也常常表達了自己對於戰爭、軍事的注意與重視,由於前文已多有引述,此處就不再贅言了。

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另外,先秦兩漢時代中央朝廷所要面對的另一項重要政治事務

——封建諸候之事,亦是當時的諫臣與說士們所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

先秦時代為典型的實行分封建國之封建制時代,列國並立,諸侯紛爭,封建的事務自然是人們重點注意的問題。到了兩漢時代,雖主要實行的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但在西漢前期,大致上仍是實行的“郡國並存”的封建與集權共存的制度,因此,當時的諫臣與說士們,對於分封諸侯之事仍然有所關注。

如《史記·袁盎傳》記錄了文景時代的名臣袁盎曾因淮南厲王之事,數度向漢文帝進諫之事袁盎在勸諫之中,以為文帝對於諸侯一方面不應該太過於驕縱,放任其任性胡來,一方面也不應該壓抑過甚,而令其難於忍受。這種“持中”的態度,正體現了諫臣袁盎對於漢代初年封建諸候問題的關注。

與之類似的,當時也有不少的大臣、名士亦曾因諸侯的事務來遊說當權者,亦達成自己在政治上的某些期望。例如在漢景帝、武帝時代的名臣韓安國,即曾為了梁孝王而遊說景帝時的大長公主及太后。《史記·韓長孺列傳》

中,韓安國在當時是為梁孝王出使朝廷的使者。那時的形勢,是梁孝王與漢景帝這兩兄弟之間有了些猜疑與摩擦,身為兩人共同母親的竇太后心中憂念,卻不知當如何才好。

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為了梁孝王的安全與利益,韓安國乃遊說為景帝所信任的大長公主,向她說明了梁孝王與景帝之間誤會是次要的,兄弟間的親情方是主要的。韓安國的這番說辭,入情入理、繪聲繪色,立刻就說服了公主,跟著又打動了竇太后與景帝,使景帝與梁孝王恢復了以往的親密關係。同時,韓安國本人也得到了厚賞,以及景帝與太后的重視。可見,漢代善於遊說的臣子,對於封建諸侯之事也是甚為在意的。

第二,如前所述,諫議與遊說的主要不同處有兩點,一點為動機與目的,另一點則為言辭之風格。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點不同都是相當明顯的。但是

在某些個別、具體的情況下,諫議與遊說的用意、主旨及其言語的風格則呈現出近似、類同和互為模仿的特點。

譬如,在一些場合,遊說之士們遊說當權者的出發點與用意正是為了那位當權者謀求利益。或者說,他的內心裡所認可的自我的利益與自己的遊說物件的利益是一致的。在這個時候,他的遊說就接近乃至等同於諫議。

《戰國策

·

趙策四》中所記述的

觸龍說趙太后

之事即屬於此種情況

。觸龍的說辭,從日常的飲食起居說起,層層引入,最後談到了國家大事,認為太后如果想要長安君長久地保住尊貴的地位,則

“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不僅條理明晰,而且善於揣摩太后的心理,幾乎句句都能打動太后,相當富於感染力與說服力,可以稱得上是一番成功的遊說之辭。

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探究觸龍的內心,他之所以來遊說太后,主要還是從趙國的利益出發,以自己的機智與辯才說服了趙太后,使之最終答應派長安君入齊作人質,換來齊國出兵幫助趙國抵抗秦國的入侵。故此,這番說辭,與那些出發點在於向國家與人民盡忠的諫議的性質幾乎是一致的。與之類似的,還有茅焦遊說秦王嬴政之事。

茅焦遊說秦王嬴政,使之不要因為嫪毐的叛亂而疏遠冷落了太后,其用意自然是為秦王本人的親情及秦國的利益著想。這一遊說事件在漢代劉向所著的《說苑

·

正諫》之中亦有記載。可見,在許多人心目中,茅焦的遊說與諫議其實是可以等同的。同類的情況,還有《史記

·

淮陰侯列傳》當中所記載的在韓信與成安君陳餘作戰之前,謀士李左車遊說陳餘以奇兵斷絕韓信輜重之議

雖然後來陳餘沒有采用李左車的計謀,導致了兵敗身死的結局,但李左車的此番遊說,無疑體現了他對於陳餘是一片忠誠的。因此,李左車的這番說辭,其性質與諫言也別無二致。

此外

在《戰國策

·

楚策》中所載的莊辛說楚襄王之事

《史記

·

淮陰侯列傳》中所載的蒯通遊說韓信之事等事例中,莊辛與蒯通的遊說之語在性質上也近同於表達忠心的諫言。由於前文已有引述,此處就不再重複了。

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另外,在某些個別場合中,大臣們向統治者進獻的諫言也有類同乃至於模仿遊說之辭的情況。譬如《史記

·

李斯列傳》中所記的李斯向秦王嬴政上《諫逐客書》之事

其言辭頗帶有戰國縱橫遊說的色彩。如

陛下致崑山之玉

一段,反覆運用了排比的句式與類比的手法,辭采華茂,文氣流暢,實在可算作文學佳作。

後面的

泰山不讓土壤

一段,文句形象而又極富於說服力

與蘇秦、張儀這些遊說名家的言辭比起來亦不遑多讓。

到了漢武帝時代,閩越興兵進攻南越,武帝遂欲發動軍隊以討伐閩越。

此時淮南王劉安則上書予以勸阻。劉安之勸諫武帝討伐閩越

固然有為漢朝國家利益考慮的因素

但究其內心,亦未必沒有私意,因為中央朝廷的大兵一旦南下,閩越固然會被擊滅,在地理位置上靠近閩越的淮南國自然難免會受到威脅。

據史書所載,劉安對於中央朝廷本來就心懷異志,他的這篇諫文,應該有為自己淮南國的安全做打算的意思。此外,這篇諫文文辭豐贍,條理明貫清晰,從文化傳統、地理因素、民生疾苦、歷史經驗以及現實政治需求這幾個方面辯析了出兵伐越的不利

可謂情理兼勝,有很強的說服力。

先秦兩漢時代諫議與遊說的近似之處有哪些?

從中,我們亦可看出劉安非同一般的文才與善於辯說的能力。故此,不論是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上看,

諫文和遊說基本上是別無二致的。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