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工科思維分析:司馬南批判莫言,到底對不對?

我重申一次,我這次堅定地支援司馬南。

我比較老實,不會偽裝自己的想法。我不是聖人,我也有自己的立場。我的立場就是:誰支援科學,誰就是我的朋友和兄弟。

既然是朋友和兄弟,那我的胳膊肘子肯定要向裡面拐的。

你肯定要說,什麼我這是江湖義氣。

你說的太對了。我就是江湖義氣。朋友和兄弟有困難,我保護他們,那就是我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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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南

你可能會說,如果司馬南是“壞人”,你也拿他當朋友和兄弟嗎?

我在這裡作答:

我拿人當朋友和兄弟也是有底線的。我的底線是,你不能分裂和出賣國家,你不能嚴重違反法律法規。

這就是我的底線。

司馬南目前沒有突破我的底線。

反對司馬南的人,無非是說司馬南是為了商業炒作故意挑起社會事端。我是這樣看的:

管你是不是商業炒作,我根本不在乎。有些值得批判的社會事端,本就該被挑起。只要你支援勞動人民的利益,只要你說到人民群眾的心坎裡面去了,即使是商業炒作,那又何妨?

至於某些人說司馬南是故意抹黑莫言,那也很簡單,被認為是受到抹黑的人,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反擊。可是迄今為止司馬南並沒有因此被法律制裁。法律上沒有案例,我就不能說司馬南確實抹黑了別人。而且司馬南的觀點,我認為立得住。你可以有你的觀點,但你的觀點僅僅代表你自己,不代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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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可以說,司馬南批判莫言,我是一萬個、一百萬個、一千萬個支援。

我現在就用理工科的思維給你分析一下原因。

理工科思維就是要量化。

莫言是50年代出生的人,1955年出生。他的苦日子全部集中在18歲當兵以前。我並不反對那年代很苦的說法,我承認那時候國家確實不富裕。但,這又怎麼樣呢?再苦,莫言所經歷的苦,也最多就是他18歲當兵之前經歷的苦。

也就是說,1973年以後,莫言的生活已經出現了質的變化。他上了軍校,當了編輯。這本就超越了絕大多數週邊的人。以一個人有深刻記憶是4歲時計算,莫言經歷的苦,無非是在1959~1973年之間。充其量是14年。這14年中真正意義上的苦,也最多就是2~3年。

不管莫言有沒有誇大事實(很多文章都分析了,不認可莫言的全部說法,但我無所謂,姑且認可莫言的說法),就算他說的是真的,也就是經歷了頂天算的14年(其實真正是3年)。

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這一年,莫言24歲。24歲是小夥子發憤圖強的年紀,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2012年,這時候,改革開放已經度過了32年。如果是距離莫言的“苦年代”,已經過去了38年。

莫言雖然經歷了幼兒時期的苦,但也經歷了隨後38年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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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作品拍攝於深圳

現在是2022年,距離莫言的獲獎,又過去了10年。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一下:

莫言經歷了幼兒時期短暫的苦,但經歷了之後48年的甜。

朋友們啊,你們有沒有看出問題所在?

一個人的黃金時期,是他的青年到中年。莫言也是一樣。莫言的生命中的黃金時期,是他18歲參軍一直到現在。他在他的黃金時期裡面,發表了所有的文字作品,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所有的作品都是在“甜起來”的時期內發表的。

但是問題在於,在這些幾乎所有的作品裡面,沒有任何一篇涉及“甜”的文章,而是方向性明確地指向一個時期——莫言18歲以前的“苦日子”幼年時期。甚至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也是強烈地重複這一時期。

一個已經度過了48年“甜日子”的人,在“甜日子”裡面發表的所有作品和演講,都似乎在回憶18歲以前的“苦日子”。

這個比例……是不是讓人感覺有點不一樣的味道?

有人說,我們要允許批判。當然允許批判啊。過去的一段日子是很苦,但是莫言的這樣嚴重比例失調的針對性批判,讓人感覺有點不放心。

恕我直言,

莫言這樣的做法,不應該是一個出生在50年代的人的做法。莫言的那些所謂“揭苦”的文章,更應該是莫言的父親一輩的人應該或者有資格完成的。

為什麼這樣說?

我假設莫言的父親是1920年代出生的人。他一出生,當然是經歷了苦。這個苦,我們可以一直算到1970年代,那麼莫言的父輩就經歷了50年以上的苦。

可能不完全是事實。畢竟解放後的趨勢是總體趨向於甜,真正的苦日子也就二三年。但我們不用這樣嚴謹,就姑且認為莫言的父親經歷了50年以上的苦日子。

在莫言父親的黃金時期,他經歷了50年以上的苦日子,那麼莫言的父親腦海中就養成了習慣思維——俺這一輩子,苦啊。

那麼,即使以後改革開放給莫言的父親帶來了比較富裕的生活,可是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依然很難改變他的思維定勢,可以認為“我這輩子就是苦”。

如果莫言的父親一輩也寫出莫言的那樣文章,我一點意見都沒有。哪怕莫言的父親寫了一輩子,他永遠是回憶童年的苦,哪怕他一輩子不說“甜日子”的好,我們也不會責怪他。畢竟一個老人家,已經在黃金時期經歷了50年以上的苦,他的思維定勢已經養成了,他這樣做,是可以被我們理解的。

可是莫言不一樣啊。莫言是1955年出生的人,他出生後充其量經歷14年的苦,真正的苦是3年,所有的苦日子都是在他幼年時期發生,隨後就是漫長的48年的甜日子。可是莫言的作品所表達出來的思維定勢,完全不像是一個解放後出生的人,完全和一個1920年代出生的人一樣。他的所有作品,都沒有涉及到“甜”,他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也都沒有涉及到一絲一毫的甜,永遠是回憶幼年時期吃煤塊、母親捱打……

如果是對中國國情不瞭解的外國人,他們怎麼看?那就是:中國苦 ,而且是一直苦,苦到現在,沒有改變過。

我們姑且信任他的說法沒有太離譜,但他這樣嚴重比例失衡,嚴重偏離他所經歷的時代背景的做法——讓人感覺有點不對勁。

我舉一個例子。比方說我是一個學生。我在小學二年級被老師罰站了一節課。這對於我來說,是痛苦的回憶。但是我後來被老師表揚,當了“三好學生”,我的學生生涯基本上算是平安、愜意。可是當我上了大學,我工作了,我結婚生子了,我提幹了,我在隨後的平安、愜意的幾十年時間裡面,我寫出的所有作品,都僅僅是回憶我在小學二年級被老師罰站的場景。而且不是一篇、二篇,是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寫罰站或者小學生時期的“苦”。我一直寫到70歲,我還是在“憶苦”——我這輩子經歷的真苦啊,我被老師罰站……

請問,正常人有沒有感到有點不對勁、不尋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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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候的司馬南

所以說,那些無條件支援莫言,口口聲聲所謂“批判是為了更好”的人,他們是看不到這些不對勁、不尋常的。

我還是那句話,如果是莫言的父親一輩子來寫那些文章,寫一輩子幼年的苦,我沒有任何意見。他的父親有那個資格。但是……

我呵呵了。

莫言的“批判”真的是為了“更好”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資格下結論。

我想起了林語堂寫的名著《京華煙雲》,這部小說從清朝末年一直寫到1937年抗戰爆發。寫了中國人50年中經歷的苦,寫了義和團運動,寫了逃難生活,寫了民國政府的腐敗,寫了當時民不聊生、流離失所,甚至寫了幾次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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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

總之林語堂筆下的這50年是“很苦”的。比莫言幼年經歷的短暫的苦,要漫長的多,深刻的多。

但是《京華煙雲》並沒有從頭到尾都永遠在訴苦,裡面也有希望。

姚木蘭的兒子參加了抗戰,正是因為有希望戰勝敵人才會參加抗戰。姚木蘭在逃難中遇見了很多高唱軍歌的抗戰軍人,在“喜氣洋洋”的清晨,他們都朝氣蓬勃,大步的奔向前線:“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鄉”。她在途中收養了很多個孩子,並親自給他們哺乳,她感覺自己是給整個中華民族哺乳。雖然國家和民族遭遇了巨大之苦難,但是希望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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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華煙雲》最後一章,“懷疑探索者”截圖

真正的名著,不僅僅在於一味的談苦,還要有希望。

作者:懷疑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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