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葉刀》發文:中國人為何成為世界“首胖”

肥胖屬於慢性、易復發、進行性疾病狀態,在我國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最新發布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顯示,成人(≥18歲)的超重率為34。3%、肥胖率為16。4%,超重/肥胖成年人已過半。按照絕對人口數來計算,全國已有6億人超重和肥胖,顯然這個數字在全球排名第一。肥胖目前已成為中國人群健康的重大挑戰。

2021年6月1日,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公共衛生學院在國際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糖尿病與內分泌學》上發表了“中國肥胖症研究三部曲”系列的第一篇研究《中國肥胖症的流行病學和決定因素》。該文章以BMI定義的超重和肥胖為重點,旨在加深對中國肥胖挑戰的認識,為我國未來肥胖防控提供依據。

一、 中國人群的肥胖現狀和趨勢

1.超重與肥胖的流行病學

在過去40年間,我國超重和肥胖患病率迅速攀升,根據2015-2019年全國最新患病率資料估計,按照中國標準,6歲以下兒童的超重率為6。8%、肥胖率為3。6%;6-17歲的兒童和青少年的超重率為11。1%、肥胖率為7。9%;成人(≥18歲)的超重率為34。3%、肥胖率為16。4%。 據2015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估計,如果按照WHO標準,中國已是兒童肥胖人數最多的國家,成人肥胖人數僅次於美國。如果按照中國標準,中國可能已經是世界上肥胖人數最多的國家。

超重和肥胖在各個年齡段都在不斷上升。兒童和青少年中男生的超重和肥胖率是高於女生的。在成人中的話,近些年男性的超重、肥胖率也在不斷上升。最新的一些資料顯示,中國農村居民的超重、肥胖率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所以超重、肥胖率的城鄉差距在不斷縮小。

超重和肥胖是主要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既定危險因素。2019年超重和肥胖導致的死亡在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相關死亡中佔比11。1%,相比1990年的5。7%顯著增加,給我國慢性非傳染性疾病(NCDs)的管理造成大量醫療衛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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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超重和肥胖的標準

肥胖是指可能損害健康的異常或過多身體脂肪蓄積。身體脂肪可透過水下稱重、雙能量X射線吸收法、CT或MRI等技術準確測量。儘管體質指數(BMI)作為身體脂肪測量指標的準確性較差,但其仍廣泛在臨床和科研領域用於反映體質狀況。

Ø 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建議設定BMI值24。0kg/m2為超重臨界值,28。0 kg/m2為肥胖臨界值,而最近在50多萬研究物件中開展的中國慢性病前瞻性研究的證據也支援這一標準。

Ø 對於兒童超重和肥胖,在中國臨床實踐中,醫護人員使用對應中國兒童和青少年性別和年齡別BMI值參考標準的第85(超重)和第95(肥胖)百分位數值作為性別和年齡別的臨界值。

Ø BMI無法反映身體脂肪分佈,而又在缺乏醫學影響資料時,腰圍被廣泛推薦作為中心性肥胖和異位脂肪的替代測量指標。在相同的總脂肪量水平下,中國人群的內臟脂肪含量似乎高於白人。國際糖尿病聯合會建議,中國人群的中心性肥胖臨界值設為設為男性腰圍90釐米和女性腰圍80釐米。但是考慮識別代謝綜合徵其它組分(不包括中心性肥胖)的能力,男性腰圍臨界值90釐米、女性腰圍臨界值85釐米應用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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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超重和肥胖影響因素

超重和肥胖常常被認為是一個單純的生物學問題,可理解為飲食、體力活動、遺傳易感性等個體因素導致的能量過剩。但是,這些個體層面因素很大程度上由致胖環境和更遠端的系統動力因素等驅動。所以基於健康促進社會生態模型和Swinburn及同事提出的肥胖決定因素與對策框架,專家組提出了一個涵蓋中國超重和肥胖的關鍵要素和其相互作用的三層框架:系統動力因素、環境驅動因素、個體危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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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肥胖的增長是由系統動力因素和環境決定因素透過不健康飲食和體力活動缺乏的推動,而個體層面的遺傳易感性、社會心理因素、致胖因子和不良早期生活暴露及其他並存的潛在危險因素會放大或調節這種推動作用。

1.上游決定因素-系統動力因素(層次1)

系統動力因素如經濟增長、社會文化規範、政府政策可以推動人群肥胖患病率上升。

經濟快速發展:(1)商品供應方面: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使人們獲得廉價可口但並不健康的食品(含糖飲料、低營養高能量加工食品)更加容易;(2)商品需求方面:經濟的快速增長會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可支配收入購買更廣泛的不健康、非必須食品、消費產品 (汽車、家電等),這些產品帶來便利,但是促進了久坐的生活方式;(3)科技變革: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亦可能是結果。這些消費行為的改變,使得居民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改變,從而導致能量過剩。

社會和文化規範:是中國肥胖流行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成人對體重的認知錯誤很普遍。(1)老一輩人將體格壯實視為財富和健康的象徵,兒童膘肥體壯常常被許多長輩和家長誤認為是健康的成長;(2)在中國儒家思想中,中國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導致課業和家庭作業負擔沉重,這與我國兒童肥胖存在關聯性;(3)中國傳統習俗中,經常鼓勵孕婦在懷孕期間及產後攝入過量事物,保持久坐、減少活動從而導致孕婦體重增加,分娩巨大兒。在一項全國性調查中,超過一半的超重或肥胖成人傾向於認為自己體重不足或體重正常。

政府及政策:在肥胖流行方面可發揮關鍵作用。政策關注度和支援不足可能會阻礙肥胖控制的進展。(1)肥胖在我國未被視為獨立的慢性疾病,其臨床管理目前尚未正式納入中國的三級醫療衛生體系;儘管我國發布了肥胖防控指南,但這些指南只提供了肥胖控制的基本知識和主要原則,並未強調致胖環境和更廣泛社會決定因素的作用,同時這些指南的接受度和實施性及在應對肥胖潛在的效果有待觀察;(2)我國公眾肥胖危害認識尚淺,我國尚缺乏相關制度機制,如限制向兒童銷售不健康食品;(3)高級別政府(市級、省級或國家層面)尚未制定標準化的學校食品規定。

2.群體層面決定因素-環境驅動因素(層次2)

系統動力因素可以透過作用於關鍵環境驅動因素如城市化、城市規劃和建築環境、食品系統和環境等,從而影響個體層面肥胖相關危險因素。

(1)城市擴張重塑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高勞動強度的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活動被低勞動強度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所取代;(2)城市規劃以機動車為中心的道路設計、騎車和步行適宜度降低、社群設定門禁,會阻礙中國居民的體力活動和鍛鍊;(3)建築環境包括社群綠化、社群人口密度等與肥胖風險關聯性發現均為橫斷面的,並且大多研究未對建築環境進行標準化評估。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在縱向研究和類實驗性研究中評估建築環境與肥胖風險間的關聯;(4)食品型別與食品購買方式的改變,為實現規模化經濟,食品行業會更多生產深加工、可口但營養價值低的食品,增加了人們食用不健康食品的機率;線下轉線上的、購物模式,減少了人們的活動程度等。

3.個體層面危險因素(層次3)

飲食和營養結構改變。中國人已經從傳統的以粗糧和蔬菜為主的植物性飲食逐漸轉變為西式飲食,其中動物源性食品、精製穀物和深加工、高糖和高脂食品消費量出現增加;中國加工和包裝食品、飲料消費量目前亦呈上升趨勢;

體力活動減少。由於工作機械化和自動化、家務勞動減少、休閒體力活動不足、機動車出行增加,使我國成人的生活方式日趨久坐不動;

遺傳易感性。約100餘種與肥胖相關的遺傳變異曾在不同種族中被發現,這些遺傳證據支援中樞神經系統在肥胖易感性中的作用,同時還涉及與胰島素分泌和作用、能量代謝、脂質生物學、脂肪形成有關的其他基因和通路。

社會心理因素、致胖因子和肥胖發育起源。飛速的社會經濟轉型伴隨著心理壓力和焦慮上升,這可能導致情緒、認知、行為障礙及其他相關問題的出現,最新中國精神衛生調查結果顯示,心理健康障礙會導致飲食異常和久坐等生活方式,這兩者會增加肥胖風險,進食障礙通常與肥胖並存;睡眠不足已被證實是中國人群肥胖的危險因素;超重和肥胖可存在早期發育起源,現有證據表明,我國肥胖預防和控制工作應納入全生命週期的視角。

參考文獻:

【1】B, Xiong Fei Pan A,P。L。W。C,andP。A。P。A。“Epidemiology and determinants of obesity in Ch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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