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對產業發展戰略進行調整,重化工業的發展對韓國經濟有何影響?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韓國政府開始對產業發展戰略進行調整。其政策重點逐漸從以出口型、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向資金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變。

這個時期,一些出口導向的輕工業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接近極限,並且那時基礎性的中間材料生產的進口替代已經大體完成,再加上韓國的當時條件和環境,基礎設施、資本積累、技術條件、生產裝備、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以及國際的比較優勢轉移的加快等方面的發展,使韓國必須並且具備了發展重化工業的條件。

60年代,韓國實行以輕工業產品為中心的出口政策。這個政策在使韓國的經濟規模和出口額都急劇擴大的同時,也致使韓國在原料、生產資料、資本等方面對海外的依賴度越來越大,並導致了出口的增加,最終反而使國際經常收支赤字擴大。

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韓國工資水平的提高和國際上對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的保護主義日見抬頭,出口導向輕工業的邊際效益下滑,韓國經濟開始轉入不景氣局面。1971年,美國在經歷美元危機以後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開始限制韓國輕工業產品的進口。這對高達40%的出口貨物都依靠美國市場的韓國而言,意味著將面臨一場經濟危機。

韓國所引進外資的本息償還壓力增大,同時新外資的引進也日益艱難。韓國的外債總額1969年為19億美元,1970年達到30億美元,本息償還比率也從1966年的2。2%劇增為1971年的19。8%。從1963年以來,出口業績連續幾年位居第一的天友公司也淪為虧損企業。1969年,政府宣佈在89家引進外資的政府企業中,有45%為虧損企業。

這一時期世界經濟的蕭條、依靠引進外資企業的倒閉、工人的抵抗等阻礙經濟增長的侷限性因素同時暴露出來。朴正熙政權只要還繼續推行外向型的工業化戰略,那麼重化學工業政策幾乎就是唯一的政策選擇。

據吳源哲的回憶,朴正熙瞭解到日本推進重化學工業政策10年後出口將達到100億美元的事實之後,對重化學工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對苦於無法實現100億美元出口戰略目標的朴正熙來說,不失為一個突破口。

於是,從70年代開始,韓國的產業政策中心轉變為重化學工業化。其背景可分為國際環境的變化和韓國內部的必要性兩方面。

從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來看,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出臺“緊急經濟措施”,對本國的輕工業產品實行“新貿易保護主義”。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效仿。使韓國重化學工業政策得以推行的充分條件,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分工的階段性變化。

過去典型的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是發達國家發展重化學工業,發展中國家發展輕工業。這一國際分工體系由於勞動力不足引起工資上漲等問題。

在1970年前後逐漸出現了重化學工業內部的組裝加工產業和一部分組裝線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重化學工業內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公害產業等夕陽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趨勢。

由此,發達國家的技術知識密集型重化學工業與發展中國家的組裝加工型重化學工業之間的新模式下的國際分工體系也開始形成。由此,韓國移植和發展電子、造船、汽車等組裝加工型重化學工業的條件也隨之形成。

當時韓國政府計劃的重化學工業化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即組裝加工產業為中心的。因此,韓國70年代的重化學工業化是朴正熙政權及時利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而開展的工業化戰略。

就韓國內部而言,韓國國民經濟生產結構的危機狀況是推進重化學工業的內部必要性。

70年代初,朴正熙政權如果繼續推行60年代的以輕工業出口為中心的工業化政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很困難的。因此,重化學工業化政策的推進就勢在必行。

一方面,從70年代前半期開始,美國等發達國家已開始對輕工業產品實行進口限制。隨著輕工業產品出口市場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日益激烈,擴大輕工業產品的持續出口已變得相當困難。比如纖維類產品,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分別從1971年和1974年開始實行進口限制。

另一方面,巨大的貿易收支赤字也是推行重化學工業政策的內部因素。1965~1972年的8年間,韓國出口總額為55。95億美元,進口總額為112。09億美元,累計貿易赤字為56。14億美元。

韓國原有生產結構的危機只能透過發展重化學工業來解決。第一,透過重化學工業的擴大出口,既可以突破輕工業產品所面臨的出口制約,也可以打破整個60年代脆弱的對外依附性經濟基礎。

第二,透過建設重化學工業來實現輕工業產品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的國內供給。

第三,重化學工業化是自60年代末以來的一貫戰略。

第四,發展重化學工業,可以提高工業的連貫帶動效應。

第五,重化學工業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具有高附加值的產業,發展它既可以改變生產結構,又可以提高科技水平。

由此,推進重化學工業可以同時實現輕工業的出口替代和重化學工業的進口替代,這是70年代重化學工業化政策推進的背景。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外部因素的衝擊,朴正熙政權也必將推行重化學工業政策。

朴正熙政權推進重化學工業化的另外一個內部必要性,就是為“確立自主國防的基礎”。重化學工業化對於確立自主國防是至關重要的。重化學工業化的出發點在於國防產業的培育,與自主國防有很深的關聯。美國太平洋收縮政策的實施對韓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的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美國決定撤出駐韓美軍第7師團後,韓國政府痛感必須發展本國的軍火工業,加強“自主國防”的能力。1971年4月,根據韓美協議,韓國開工建設M-16步槍軍工廠,同時決定把軍工產業作為重化工業的一環納入產業戰略調整的計劃。有人甚至提出,在重化學工業化過程中,政治需要比經濟合理性起更大的作用。70年代初的經濟蕭條也開始在政治上有所表現。

因此,作為對策,朴正熙政權在政治上建立維新獨裁體制,經濟上構築高速增長的藍圖,企圖以此來解決政治的不穩定並確保維新獨裁體制的合法性。朴正熙在1970年的“新年獻詞”中提出設想,70年代末韓國的目標為出口達到50億美元和人均國民收入達到500美元。

1972年2月,韓國政府確定的1980年出口目標為55億美元。但到同年11月,韓國商工部就按照朴正熙的指示,突然將其改為100億美元。朴正熙及其幕僚把經濟藍圖具體地設定為80年代初實現出口100億美元,國民人均收入1000美元。

總而言之,利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出現的新變化,解決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面臨的困境,實現工業結構的升級是韓國重化學工業化政策得以推行的經濟背景。

以經濟的高速增長來加強朴正熙維新獨裁體制的合法性,從而以經濟成就補償民眾對於維新體制的不滿。發展國防工業並與北方競爭則是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韓國如果沒有實行重化工業化政策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經濟成就。可以說這一政策的推行是韓國迅速崛起並躍升為亞洲四小龍的非常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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