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科學家,卻為何在30年前被勒死,並將他送進監獄並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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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科學家,卻為何在30年前被勒死,並將他送進監獄並埋葬

圖源:unsplash

五年前,一個炎熱的夏天,一位名為拉里·法威爾的科學家敲響了佛羅里達中部一戶人家的門。裡奇·史密斯應聲開門,他身材高大,衣冠不潔。法威爾那時71歲高齡,頭髮染成蓬鬆的金髮,體格健壯,從西雅圖大老遠趕來和史密斯探討一起謀殺案。

案件發生在30年前,1986年12月30日的愛荷華州。密蘇里河東岸發現了一名高中二年級女學生的屍體,慘遭勒死和刺傷。史密斯是受害者男朋友的朋友。檢察官最終將一名漢堡王員工送進了監獄,但有證據表明其被冤枉。

現在,法威爾正在幫助一名私家偵探蒐集新證據,可能有助於翻案。但法威爾並不只是詢問史密斯問題,相反,他想在史密斯的頭上貼置一套電極,並使用他發明的一種名為“大腦指紋”的法醫技術。

法威爾說,在實踐中,“大腦指紋”是一種記憶探測器——他聲稱它能以驚人的高精度和可靠性揭示真相,拆穿謊言。與臭名昭著的測謊儀不同的是,大腦指紋檢測不測試血壓或呼吸,而是測試一種特定的大腦訊號——微小的電脈衝,據稱如果一個人回憶起事件的生動細節,它就會顯示出來。

史密斯在謀殺當晚參加了一個聚會。史密斯說,他的兩個朋友去接那位高二學生,但回來時不見那個女孩,而他們渾身是血。史密斯說,當時他告訴當地媒體,入獄者並非真正罪犯,但由於這一指控他受到了警察的騷擾。因此,他離開了愛荷華州,改名換姓,改口對此次謀殺一無所知。

法威爾認為他的技術可以作證史密斯原本的證詞-並使這位前漢堡王僱員恢復自由。法威爾說服史密斯戴上電極,看著膝上型電腦向他讀出一系列短語。此時螢幕上閃爍著“血淋淋的工作服”、“燒壞的衣服”和“清潔後的手”。

他是一名科學家,卻為何在30年前被勒死,並將他送進監獄並埋葬

拉里·法威爾博士於2020年12月6日在華盛頓州西雅圖附近。照片:布蘭登·希爾為OneZero拍攝

法威爾說,史密斯的大腦發出了清晰的識別訊號,這證實了史密斯所言漢堡王僱員無辜一事為實。後來史密斯在此僱員律師提交的書面證詞中確認了這些細節。

法威爾說,大腦指紋是一種記憶檢測器——他聲稱這種檢測器可以揭示真相、拆穿謊言。

為舉例說明其大腦指紋技術可以改變刑事調查方法,法威爾向我講述了史密斯的案件。法威爾於20世紀90年代首次提出這種方法,該方法在過去30年中引發了激烈爭論。

有一次,媒體公開稱讚法威爾是一個突破性的創新者。中央情報局也請他進行高階研究。他幫助偵破了幾十年來的懸案,併為那些聲稱被錯誤定罪的人翻案,包括網飛公司《製造殺人犯》中的角色史蒂文·艾弗裡。

法威爾對此批評置之不理,繼續工作。最近,他引起了紐西蘭社會法學教授羅賓·帕默的注意,他開始認為或許人們不應對法威爾嗤之以鼻。帕默是一位前刑事辯護律師,曾教過法醫學,幾十年前第一次聽說法威爾。

五年前,他著手招募一支科學家隊伍,對法威爾的工作進行有史以來第一次獨立、系統的評估。去年11月,他們完成了第一份報告,其中詳細介紹了兩項研究的結果。

他是一名科學家,卻為何在30年前被勒死,並將他送進監獄並埋葬

羅賓·帕默,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坎特伯雷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兼臨床法律研究主任,2020年12月16日。

帕默設想,法威爾的記憶探測器可用於案件偵破全程,從排除假冒警方線人到排查嫌疑人。它可以解決懸案,併為錯誤定罪翻案。他與其研究團隊現在必須證明,法威爾的技術是一種真正的科學工具,經得起獨立的測試,也許可以成為法醫技術的必殺技:窺視大腦內部,從謊言中分辨出事實。

雖然法威爾自稱為科學先驅,但只要瀏覽其網站就足以提出質疑。該網站從90年代開始服務,提供了各種新聞報道、科學出版物連結和法威爾練功夫的影片。

法威爾在其網站和媒體上描述的“大腦指紋”,與其說是硬科學,更像是強行推銷。他將大腦指紋鑑定描述為“刑事司法的新正規化”,聲稱已做數百項測試,結果準確率高達99%。

2019年8月,我去了紐西蘭,看著帕默和其在坎特伯雷大學的研究團隊試圖查明法威爾技術是否行得通。

法威爾在那裡呆了幾個星期,以解決潛在的技術故障,與此同時,科研小組進行了評估。我們在克賴斯特徹奇的一家陽光明媚的咖啡館裡進行了首次談話。

那是午飯時間,一位女服務員在法威爾前面的桌子上放了兩大杯牛奶,法威爾穿著淺藍色上衣,領尖釘有藍色紐扣,搭配一條鮮豔的花領帶。他把手伸進一個塑膠購物袋,然後把綠色蔬菜粉末、車前草殼和甜菊舀進玻璃杯裡。

他說:“旅行時不易吃到健康的食物。”

法威爾的父親是一位物理學家,曾參與曼哈頓計劃。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法威爾於西雅圖郊區長大。他從哈佛獲得生物心理學學位,在加利福尼亞沉迷於迷幻藥,後跟隨一名瑜伽士去了瑞士。

80年代初,他回到西雅圖,出售商業房地產,研究大腦中的電活動,即腦電波。1984年,法威爾在伊利諾伊大學厄本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入學,在那裡,他對更高意識狀態的追求激勵他獲得了生物心理學博士學位。他對我說:“我想知道在高峰體驗中,一個知識分子的大腦是如何運作的。”

布萊恩·福特(BrianFoote)是一位計算機和資料科學家,80年代時,他與法威爾共用一個實驗室,他評價法威爾是一個頭腦聰明但神秘莫測的學生,他練習超驗冥想,為保持身體健康偶爾吃獅子肉。

在伊利諾伊大學,法威爾與伊曼紐爾·多欽(Emanuel Donchin)一起學習,他是一位意志堅強、受人尊敬的實驗心理學家。唐欽是認知心理生理學的先驅,於2018年去世。認知心理生理學是一個專門研究大腦資訊處理的領域。唐欽以研究一種特殊的大腦反應—P300而聞名。

P300是指在一系列實驗(自1965年實施)中發現的一種奇怪現象。研究人員會讓測試物件聽一串“嗶嗶”聲,其中夾雜著偶爾“嗶”的一聲。大約300毫秒後,腦電波機器會在大腦中記錄到電活動的尖峰。

最初,人們還不清楚這個尖峰的含義,許多研究人員認為它表示驚訝。於是他們開始採取不同種類的刺激,如文字和圖片,來刺激大腦。每次出現刺激時,即使是在癱瘓者的大腦中,被稱為P300的電活動都會出現。

唐欽和其實驗室裡的其他人員提出了P300的主導理論——它標誌著大腦記錄了一些極不尋常或極為重要的東西。這是一種超出了受試者控制範圍的化學反應。

這讓法威爾靈光一閃。他認為,也許P300也可以用來檢測重要且隱密的資訊。例如,殺人犯看到其使用的致命武器的照片時可能會產生反應。如果在出軌者面前顯示其秘密情人的名字,他的大腦可能會有同樣的反應。

如果這個猜想正確,他可能會找到一種識別間諜和連環殺手的方法。他對我說:“如果有人認罪,他們便能對其罪行了如指掌。現在,他只需要一個實驗來驗證正確與否。

2009年,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撰寫了一份令人震驚的報告:它聲稱,法醫學覆蓋的大片領域和專業,並不是基於經驗科學。相反,像指紋識別這樣的法醫技術是基於幾十年來精琢細磨的實踐與傳統。

有時,它們使缺陷科學永久化。密歇根大學免責登記處主任西蒙·科爾(Simon Cole)告訴One Zero,1989年以來共有2700多起錯誤定罪記錄在案,其中大約四分之一的案件涉及錯誤虛假取證。

即使在這種相對非科學的環境中,傳統的測謊儀測試也深受排斥-眾所周知,它們不足為信,除非特例,否則明文禁止其於美國法院使用。然而,它們在偵探、情報機構和私人公司中卻很受歡迎。

正如歷史學家肯·奧爾德(Ken Alder)所述,截止20世紀80年代,超過5000名測謊儀操作員每年進行200萬次測試。但由於一系列國會調查、明顯失誤以及1988年禁止私人僱主使用測謊儀的聯邦立法,像法威爾這樣的科學家正在尋找更為複雜的方法來揭示真相、拆穿謊言。

圖為法威爾博士和羅賓·帕默在坎特伯雷大學的腦電波研究中正使用的耳機。照片為洛蒂·赫德利為OneZero拍攝

當時,法威爾在伊利諾伊大學的一個實驗室裡開始了一系列實驗,而這些實驗將為大腦指紋科學奠基。為了記錄受試者的大腦訊號,他給受試者分別帶上耳機,耳機上佈滿了電極和機櫃大小的放大器。他寫了一個演算法,一個測試方案,並招募了四名本科生,對這項耗費生命的技術進行第一次試驗。

每個本科生都必須準備一個包含犯罪行為的故事——這些故事至少與其後來調查的現實犯罪相似。

志願者們看著一系列的短語在電腦螢幕上閃現。其中一些圖片是從受試者的犯罪故事中挑選出來的,目的是觸發P300。其他短語來自其他學生,意在防範假陽性和假陰性。目標是將一則犯罪故事與所準備該故事的本科生相匹配。

初步結果令人滿意。法威爾和唐欽又招募了20名志願者,法威爾說,第二輪實驗也取得成功。

明尼蘇達大學的心理生理學家威廉·伊卡諾回憶道,法威爾和唐欽的實證研究:“真相終將浮出水面”於1991年發表在《心理生理學》雜誌上,這是一項開創性的研究。唐欽和法威爾聲稱他們沒有得到假陽性或假陰性,只有少數“不確定”,或者沒有足夠準確的資料來匹配的結果。每次實驗中的匹配結果均正確,且準確率高達90%。

伊卡諾說,這相當了不起,因為研究人員成功地將P300與隱蔽犯罪的偵查聯絡起來。

法威爾發表其研究報告的同時,中央情報局正在積極地就測謊技術徵求新的建議。法威爾不確定他是否有機會與中情局合作,因為他沒有實驗室,沒有電腦,也沒有辦公室,甚至還沒有完成博士學位。OneZero公司證實,他最終還是申請了,並且很快就與該CIA達成了價值大約$100萬的合同,來進行一系列的實驗研究。

中央情報局的資助引起了國家媒體的注意,媒體對法威爾的“變革性裝置”爭相報道,“變革性裝置”一詞來源於CBS一名記者。他的一項研究部分側重於確認現實生活中的重罪罪犯。另一項研究試圖根據他們的知識和專長確定某人是FBI特工還是海軍醫學科學家。

雖然法威爾對這一特徵提出了異議,但與中情局的合作似乎沒有增加:多年來,他沒有發表這些所謂機密的研究報告。最終,與中情局的合同結束了。我問法威爾為什麼中情局結束了合作關係,他停頓了很長時間,然後說新技術需要時間才能趕上-測謊儀行業認為他是一個威脅。

一位曾與法威爾共事的前CIA測謊者給了我一個更直截了當的解釋:CIA想要的東西更像傳統的測謊儀。他說:“一旦他們意識到它不符合期待,就會棄之不顧。”

但法威爾的技術引起了華盛頓特區以外的執法官員的注意。1999年夏天的一天,法威爾接到來自密蘇里州一個小農村縣的治安官的電話,稱警長羅伯特·道森需要幫助。

道森和一名調查人員在調查1984年的一起案件,一名年輕婦女被殘忍強姦並殺害,該案件至今未解決,他們發現了一名名叫格萊因德的嫌疑人。當時53歲,涉嫌謀殺,但警官們仍在試圖確定這一說法。如今已退休的道森告訴我:“他不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所以道森在新聞中聽過法威爾後,就向其打了一個電話。

那時,法威爾的中情局研究已經停滯。他結婚了,有了一個女兒,寫了一本書《意識指令是如何起作用的》,並開始教授功夫。但警長迫切需要得到幫助,希望使用法威爾的技術,他稱該技術適合案件。

法威爾也很樂意幫忙。雖然 他在1991年只發表了一項關於它的研究,但法威爾對其建立的系統充滿信心-因為在政府資助下,他所開展的所有研究都證實了該項技術的可靠性和準確性。

1999年8月5日,在密蘇里州馬肯的一個小監獄裡,法威爾和格萊因德坐在兩張木桌旁,他們之間是亂成一團的計算機電纜。

法威爾解釋說,格萊因德會在螢幕上看到一系列與犯罪細節有關的短語閃過。如果他認出其中任何一個,就在控制器上按下左邊的按鈕。否則,就按另一個按鈕。在這些被法威爾稱為“探針”的短語中,有受害者如何被綁架的細節(她車裡的散熱器軟管被切斷);她是如何死亡的(用刀刺傷);以及用來綁住她手的細節(捆繩)。

法威爾說,格萊因德對散熱器軟管、刺殺和捆繩纏繞有強烈的P300反應。幾分鐘後,格萊因德招出了法威爾稱之為“毛骨悚然”的供詞。他承認該項罪行並連同其他三起謀殺一起認罪。最終,格萊因德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儘管在道德側面該案件處理似乎站不住腳,因為在法威爾進行測試時,格萊因德沒有律師在場,也不清楚他是否事先徵求過律師的意見。但在法威爾看來,這是一次成功的實戰。畢竟,格萊因德並非遭受脅迫,而是自願參與測試。

拉里·法威爾博士2020年12月在華盛頓州西雅圖附近的家中辦公室演示腦電波耳機技術。布蘭登希爾為OneZero拍攝

法威爾相信他也可以將該技術應用於其他待重審案例中,2000年初,他建立了一個推廣其技術的網站,叫做“法威爾大腦指紋”,稱之為“革命性”的技術。

一年後,他處理的第二個大案子的主人公是特里·哈林頓。1977年,他因在愛荷華州一家汽車經銷商處謀殺一名保安而判處終身監禁。哈林頓一直聲稱自己無辜,一位熟人幫忙詢問法威爾是否能提供幫助。如果哈林頓沒有對犯罪證據做出P300反應,則理論上證明其無罪。

唐欽稱大腦指紋背後的科學“絕對完美”。

法威爾根據犯罪現場開發了一套“探針”,並在愛荷華州監獄內對哈林頓進行了兩次測試——一次測試其大腦如何對與謀殺保安人員的細節做出反應,另一次測試其不在場證明。結果似乎證實了哈林頓的無罪宣稱,他的律師試圖在法庭上出示這一證據。

為了評估這項技術的有效性,法官打電話給法威爾,要求其與其導師伊曼紐爾·多欽一起出庭。儘管唐欽承認法威爾開發探針的過程相比科學性而言更具藝術性,他稱大腦指紋背後的科學“絕對完美”。

法官給了大腦指紋一個雙重裁決。他批評了法威爾為該案精心設計的“主觀”探針,但最終得出結論,P300測試背後的科學和他們提出的證據可以採納。儘管如此,哈林頓仍在監獄裡又呆了兩年,愛荷華州最高法院裁定控方在他最初的審判中壓制了證據後才出獄。

法庭長達26頁的判決書裡,大腦指紋在重獲自由方面毫無作用。針對這項技術的討論僅限於一個腳註。但法威爾對哈林頓案件的參與足以使其再次聲震全國。

他以重要人物的身份出現在2000年12月作品集中,並在《60分鐘時事雜誌》節目上得到報道,又成為福克斯新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紐約時報》的報道中的名人。

2001年,《時代》雜誌評選法威爾為100位“突破性”科學創新者之一。法威爾公司的老朋友厄尼·羅布森回憶道,“這項技術令人振奮”,後來他成為了法威爾公司的執行長。他說,“拉里是個英雄。”

但《60分鐘時事雜誌》發表後不到一年,負責調查和審計國會的政府問責辦公室就撰寫了一份報告,報告對這項技術的看法大相徑庭。該項報告指出,對政府調查人員來說,大腦指紋不是一個解決方案:對一些官員來說,測謊儀工作良好,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大腦指紋成本過高,且使用前需要對執法人員進行許多培訓。

針對大腦指紋的批判接踵而至、喧囂塵上。西北大學心理學家、P300專家羅森菲爾德於2005年發表了一篇期刊文章,針對法威爾展開了全面抨擊,包括其在哈里頓案件上所作努力,以及其近乎完美的準確率卻缺乏其他科學家獨立驗證的事實。法威爾在長達14頁的反駁中將責任推給他,指責羅森菲爾德對其研究描述有誤。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法威爾努力發展這種技術,儘管他繼續推銷這種技術。例如,喬治亞的州立法機構考慮啟動一個試點專案,以探索將腦指紋作為該州打擊犯罪的工具。

2007年,西雅圖一位共和黨人安排了一場會議,法威爾親自向當時的總統喬治·W·布什提出利用他的系統開展反恐行動。但是,喬治亞立法機構在提交GAO報告後拒絕繼續實施試點專案。他與布什總統的會面也付之一炬。

被失敗裹挾著前行,法威爾的生意舉步維艱。羅布森曾敦促他利用其技術探索其他研究途徑,比如神經營銷,但法威爾並不感興趣。他告訴我:“我真的不在乎人們是買歐萊雅吉尼斯啤酒,還是豐田,我真正關心的是抓捕罪犯和恐怖分子,釋放無辜者。”

幾年後,法威爾和一位自稱連續創業的企業家建立的夥伴關係也出現了破裂。法威爾的前同事的兒子,現在已故,提到法威爾的努力,他說:“他的計劃都沒能成行。”

早在20世紀初,羅賓·帕默就對大腦指紋有所瞭解,但他仍然不明白為何其發展止步不前。帕默是南非前刑事辯護律師,他撰寫法律教科書,教授法醫。他曾讀過法威爾和其批評者之間的辯論,這些辯論在科學期刊上上演過。他認為,許多批評似乎與科學關係甚微,而歸咎於法威爾古怪的個性。

帕默看過“大腦指紋”在法庭上的發揮,與此同時,他開始相信探針的選擇更關乎邏輯,而非科學,因為它經測試而釋出,已得到同行審查,且有記錄的錯誤率。唯一缺少的是其他科學家的認可。

因此,2010年初,帕默開始致力於對法威爾的技術進行系統性評估。2014年,他搬到紐西蘭併成為坎特伯雷大學的教員之後,一個當地的法律基金會同意資助建立試點專案。

帕默聘請了一位名叫理查德·瓊斯的生物醫學工程師和神經科學家,他指導紐西蘭大腦研究所的神經技術專案,發表了100多篇文章,內容涉及從癲癇檢測到神經康復的各個方面,是一位著名的研究人員。

即使瓊斯持懷疑態度,他卻覺得這個想法很有趣。他告訴我,一個科學家聲稱100%的準確率是一個危險訊號。他審查過法威爾的研究,2013年和2014年,他在同行評審的期刊上發表了不少大腦指紋研究,包括批評。但他發現法威爾的方法和技術沒有任何問題。

他和帕默也看了法威爾的競爭。班加羅爾的一位心理學家開發了一個系統,2000年代,印度警察曾將其用作調查工具,但沒有任何關於該系統的研究發表。羅森菲爾德開發了一種他稱之為“複雜試驗協議”的測試,但它似乎不像大腦指紋那樣嚴格。

對瓊斯來說,法威爾系統最大的弱點是它僅在20年前得到一次獨立驗證。“那麼問題來了,”他說。“這項技術真如所言嗎?”

去年8月,我在紐西蘭旅行,在坎特伯雷逗留,當時研究人員正努力地獨立驗證法威爾的技術。法威爾被關在三樓的辦公室裡,只能用他從西雅圖帶來的數十萬美元的裝備來解決技術故障。

有時,他負責電池更換或計算機重新啟動。在大廳裡,兩個研究生拿著裝著法威爾軟體的膝上型電腦,還有用電極環住的大蜘蛛式耳機。本科生從他們的兩個小型熒光實驗室進進出出。

(羅賓·帕默教授把耳機戴在SarahMakarious上,SarahMakarious是坎特伯雷大學的一名研究生心理學學生,是法威爾博士和帕默教授的研究助理。)

以價值$60的禮品卡作為交換,28名志願者提供了關於死亡、創傷和傷害的私人故事:一個調酒師目睹了一個普通顧客致命心臟病發作;服用迷幻劑的糟糕經歷;一對年輕夫婦在行駛途中被石頭砸到,在公路上發生側翻。

這些並不是真實犯罪的完美模擬,但已足以作為這些實驗的基礎,以此在實驗室控制環境中測試和測量一個基本問題:大腦指紋能透過獨立驗證嗎?

帕默今年64歲,眼睛深邃、白髮稀疏,那天早上有點疲憊。他負責一切工作,從監督平凡的行政工作,撥打本科生電話確認他們的到來,然後在他們沒有出現的時候尋找他們,到幫助開發實際的測試。

Sarah Makarious是坎特伯雷大學的一名研究生,是羅賓·帕默教授和拉里·法威爾博士的研究助理。

在每一次測試之前,負責管理的學生都會宣讀一長串指令,旨在儘量減少大腦中的電噪聲:在螢幕上看到“X”前,不要眨眼,不要亂動,不要嘻笑,不要眯著眼睛。

一名志願者曾打斷說,“想著不能眨眼讓我想眨眼。”

一位帶著黑框眼鏡、穿著寬鬆連帽衫的志願者正在一則案件,高速公路上一對年輕夫妻開車發生了側翻。螢幕上閃過幾十個短語-他們開的是什麼樣的車,行駛在哪條路上,他們抽的什麼煙-但沒有一個提示P300。大約測試了一個小時後,該研究生在膝上型電腦上得出了初步結果:“99。9%的資訊缺失。”

法威爾的系統確定,該學生不是撞車事故中的一起吸菸的人——該評估正確。

第二次對17名前囚犯進行測試的結果尚未得到同行評審或發表-一份詳細介紹他們工作的報告已於11月完成——但帕默告訴我,這兩項測試均進展順利。研究人員正在與紐西蘭警方商談大腦指紋試驗,他們正在計劃其他研究,包括試圖推翻法威爾的系統研究。對帕默來說,所有因素都指明大腦指紋前途無量。

即使紐西蘭的研究證實了其有效性,法威爾的大腦指紋技術能否在美國得到廣泛採用還是個問題。帕默和其團隊花費兩年的時間掌握了這項技術,研究了其附帶的長達74頁的技術手冊。

帕默和他的團隊仍在努力解決一些問題,例如對一個預算拮据的執法機構來說,應對裝置太貴,培訓太複雜,研究物件對參與的熱情不高,長時間集中注意力有困難,該如何處理?目前,他設想該系統僅在自願的基礎上在紐西蘭的區域實驗室進行管理。

一些專家認為,記憶可塑性極強,極容易被幹擾,基於P300的系統不能成為有用的法醫工具。但哈佛大學麻省總醫院法律、大腦和行為中心執行主任沈方濟表示,諸如法威爾的技術可以改善法律體系審判結果,特別是案件中存在矛盾或依賴目擊者記憶收集證據。

沈在今年的國際神經倫理學會會議上採訪了帕默後,他表示,紐西蘭的研究團隊似乎在謹慎地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沈也持懷疑態度:即便結果表明法威爾的系統準確有效,沈也希望看到涉及執法、審判和陪審的隨機研究。他想知道如何進行犯罪現場調查,如何處理這些現場干擾。

還有人員問題, “你無法複製羅賓·帕默的團隊,”他說, “那麼誰來執行測試、解釋結果呢?”

“明年我們在法庭上也許看不到成果,但如果他們的研究繼續推進,也許到2025年這一成果將會進入法庭。”沈說。

在訪談中,法威爾不願意承認大腦指紋需要任何額外的驗證或研究。在他的講述中,每一個情報、反恐和主要執法機構幾十年前就該採用它。

OneZero公司證實,中東的一個國家是少數幾個採用該技術的地方之一,法威爾向其國防官員出售了四個大腦指紋裝置——耳機、放大器和裝有他軟體的膝上型電腦-每臺15萬美元,除此之外,他還為客戶提供了大量培訓。

拉里·法威爾博士於2020年12月6日在華盛頓州西雅圖附近。

正如法威爾所言,這一新的冒險似乎印證這些年的艱辛歷程:他未能說服任何美國反恐官員或政府機構一致和系統地使用該高效的技術。

我詢問法威爾是否認為帕默和他的團隊可以幫助他實現在美國無法實現的目標-使大腦指紋成為破案主流工具。

他告訴我:“我不想說我們在美國失敗了,因為我們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這項技術想要在美國得以廣泛採用還需更久,所幸我們始終在發展中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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