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在德國,問了俾斯麥2個問題,為何聽到答案後,卻沉默不語

公元1896年,中日“甲午海戰”結束了兩年。揹負著鉅額賠償的清廷,開始籌措當年的對日賠償費。英、德兩國壓倒法、俄,在二月份時,由英國人赫德為代表,跟清廷簽署了《英德洋款合同》,借給清廷一億兩白銀,條件是由他們控制清廷的海關。

於此同時,清廷也不敢得罪俄國,由李鴻章為代表跟俄國秘密接觸,在四月份時又簽訂了《禦敵互相援助條約》,這個“敵”就是日本,俄國勢力由此堂而皇之地進入到東北地區。

李鴻章在德國,問了俾斯麥2個問題,為何聽到答案後,卻沉默不語

這就是1896年剛一開始時清廷的處境:列強虎視如魚肉,危若累卵步步驚。慈禧已不得不,再次使出了撒手鐧,請李鴻章出山為清廷續命,並代表清廷出訪西方列強,以求換得一些所謂的支援。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據說,這首詩歌是李鴻章,在1896年6月出訪西方列強時所寫。倘若真是如此的話,那麼此刻的李鴻章,已有求死之心了。因為整個清廷,唯有他清楚當今所遇到的問題,是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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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三千年未有之鉅變。李鴻章悲哀地說,自己是個裱糊匠。除了道出無奈外,想必他已經看出,清廷脆弱到了何等地步,滅亡是遲早的事。但李鴻章卻依然心有不甘。

因此,在路過日本時,李鴻章強悍或說固執的拒絕踏上日本國土一步。以至於不得不使用甲板搭建“走廊”,他踩著甲板,走向轉乘開往西方的郵輪。這既是一種姿態,更是一種悲苦:當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只能依靠這種方式表達憤怒時,其實是相當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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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道理,想必李鴻章也懂,因為在憤怒的背後,往往意味著要發憤自強。因此當他來到德國後,便提出了要會見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並在信中如此說道:仰慕畢王(俾斯麥)聲名三十餘年,今遊歐洲,謁晤於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

那麼如今的俾斯麥,又是如何狀況?其實,他跟李鴻章的處境沒有什麼不同。由於幾年前,他跟德皇威廉二世對殖民地擴張等問題意見相左,已被威廉二世罷了官,閒置在家,成了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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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裱糊匠”,一個“局外人”,不同點僅僅在於,俾斯麥讓德國強盛了起來,李鴻章卻失敗了。這大概就是,為何李鴻章要會見俾斯麥的原因。他想從俾斯麥這裡,得到自己為什麼會失敗的原因,找一條出路。

故而,在李鴻章的信中,就又出現了這樣的話:畢士麻(俾斯麥)相王閣下久挹,大名鎮越海國,每恨東西暌隔,會晤無由,何期垂暮之年,忽有絕域之使,遂於並世,得接偉人,實為天假奇緣。

1896年6月25日,李鴻章跟俾斯麥相見了。對於這次會見,無論當時的西方報紙還是後來的各種文獻等都極其重視。而談話內容,也在當年由目擊者口述進行了整理,題為《李鴻章在福裡德里斯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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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梁啟超也把這次會見,記錄在了他自己的《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中。筆者對比了一下,雖說法不同,但實質卻是一樣的。除去寒暄問候外,李鴻章提出了兩個問題。

而《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中,則顯得非常文學化: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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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麥答: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即首先要看皇帝的意思,得到了皇帝的支援,那麼啥事就都能推進下去——當然這個皇帝,在清廷是指慈禧。

果然,李鴻章很快就問出第二個問題,屬於實質問題:假如出現了這種情況,皇帝啥都聽從和支援我,但這一切卻被實際掌權者刁難,以至於挾持大局,這又該怎麼辦呢?

俾斯麥顯然明白這個問題的分量,卻依然直言:跟我在德國所處的情況一樣。但既然做了大臣,就應該憂國憂民,謀求一條出路。倘若自己的想法,不能得到皇帝的實質支援,卻是“婦人女子共事”,那啥也就無能無力了。”

李鴻章在德國,問了俾斯麥2個問題,為何聽到答案後,卻沉默不語

得到了俾斯麥的答案後,李鴻章沉默不語。因為他已經知道俾斯麥被“罷相”的事,兩人是心有靈犀。所以,與其說是李鴻章沉默,不如說是兩人共同沉默。

一則,俾斯麥的這兩個回答,並沒有給李鴻章提供出路。兩人都清楚根由所在,卻都已無力解決。

二則,兩人之所以能如此不加掩飾的進行交流,是因“同為天涯淪落人”導致,其心中苦悶異常。但同時又都有 “英雄末路”的感覺。所以,只能一起沉默。

李鴻章在德國,問了俾斯麥2個問題,為何聽到答案後,卻沉默不語

但無論怎樣,李鴻章在德國見俾斯麥,顯然都含有為清廷,尋求一條出路的意思。只不過是被確認為:是一條“絕路”罷了。

任何一位歷史人物,都有歷史侷限性,但同時又都有“末路掙扎”的悲哀。就如許多人在評論李鴻章樣,倘若有幸死於1894年以前,即甲午海戰之前,那麼他也不會有在1896年,這種“末路掙扎”的悲哀,同時也會得到另一種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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