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大運河的終點處

文 / 吳曉波

01

展開華夏帝國的地圖,在軍事的意義上,杭州從來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存在。

它與黃河、長江兩個天塹無關,也不處在任何山脈或大平原的關隘之處,並非爭奪天下的“咽喉”或“樞紐”。取之不足以威懾四方,失之無關乎全域性得失。今天,它與北京、西安、洛陽、開封、南京和安陽並稱為“七大古都”,而與其他六城相比,它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一定是最低的。

吳曉波:大運河的終點處

這種可有可無的角色,倒給了杭州一個意外的安全性。所以,後來即便築起了城牆,也不夠高不夠厚,根本經不起戰車和擲石機的猛烈衝擊。每一次的改朝換代,杭州都是被“順便”佔領的城池,而大多數的場面是“稍事抵抗、主動投降”。

這聽上去一點都不壯烈,挺讓人沮喪的。不過,它也意味著,杭州很少出現生靈塗炭的慘烈景象,“百日圍攻”“人相食”“屠城”這些詞語,從來沒有出現在杭州的地方誌上。說到這裡,西安、洛陽等地應該會十分羨慕。

古代杭州的重要性在於文化和經濟上的意義,而後者則全數是京杭大運河帶來的。

02?

隋朝是一個極短命的王朝,前後僅僅37年(581年—618年)。而對於杭州,它則做了三件極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589年(開皇九年),隋文帝楊堅進行行政區劃改革,把州、郡、縣三級更改為州、縣兩級,全國共有241個州,其中之一為杭州,下轄錢唐、餘杭、富陽、鹽官、於潛、武康六個縣。

這是“杭州”之名的第一次出現。

第二件事:590年,會稽人高智慧起兵造反,大將軍楊素東征平叛,他的部隊從柳浦這個地方渡過錢塘江。此處是江北最大的渡口,楊素就在這一帶建了一個“周長十里”的新城。隋唐的一里是現在的540米,這個新城的面積約1。7平方公里。

當時中原的造城技術已非常發達,早在582年,高熲和宇文愷曾用280天就新建了首都大興城。錢塘江邊的這座小城費時不足一年而成,它依山而築,從鳳凰山南麓延伸到柳浦渡,佔據了錢塘江南北岸的交通命脈。

它一開始是一個駐紮軍隊的軍事性城堡,建成之後,錢唐縣的行政治所就從靈隱山遷到了此處,這便是日後杭州城的雛形。杭州從此進入了漫長的鳳凰山時代。

吳曉波:大運河的終點處

唐代詩人趙嘏曾寫有《西江晚泊》,其中描述了柳浦的風貌:

茫茫靄靄失西東,柳浦桑村處處同。

第三件事:610年(大業六年),隋煬帝楊廣下令開鑿貫穿南北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部起點為涿郡,南部終點就在錢塘江邊的杭州。

這是一個決定了杭州命運的工程。可以說,沒有大運河,就肯定不會有後來的杭州城。

03?

中國的大江大河,均為由西向東,南北之間缺乏水運主幹。早在春秋時期,吳國夫差為北伐齊國而開鑿邗溝,是為運河之始。在此之後,魏惠王、秦始皇、漢武帝及曹操,都開鑿過不同長度的漕渠,不過,它們都是一條條孤立的人工河,互相之間並無勾連。

604年,隋煬帝登基,著手營建東都洛陽。為了解決洛陽的糧食供給,也為了征服南方地區,隋煬帝廣徵民力,建成了一個以洛陽為中心,東到淮泗,南到吳越,西到關中,北到幽燕,連線黃河、渭河、洛河、汾河、沁河、淮河、泗河、長江、錢塘江的四通八達的漕運體系。

隋代的這條大運河,全長5400餘里,是一個雄心勃勃、具有頂層設計和前瞻規劃的水利工程。自此,秦漢以來只有東西交通的狀況被陡然改變,中原文明自東晉渡江之後開始出現南移景象,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北風南漸,終成定勢。

隋煬帝因開拓大運河消耗了驚人的國力。《隋書》中說是“舉國就役而開御道”,終而激發民變,煬帝被縊弒於南巡途中,李淵在太原起兵,建立唐朝。晚唐詩人皮日休有詩嘆曰: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這一巨大的運河工程最南端的一段,被稱為“江南運河”,它起於長江南岸的京口,途經晉陵、蘇州,到杭州,全長800裡(323。8公里),水面闊十餘丈,可以行駛皇帝南巡時乘坐的龍舟。

楊廣在當晉王的時候,曾經有十年時間出任揚州總管。他對江南的山形地勢應該十分了解。大運河以杭州為南部終點,在戰略上的考慮便是將長江與錢塘江打通,便於把杭州和寧紹平原的糧食徵調北運。

隨著這條運河的開通,杭州的戰略地位猛然凸顯了出來,它一躍而“咽喉吳越,勢雄江海”,成為帝國地理上的一個重要樞紐,進而極大地促進了其經濟的繁榮和人口的增加。

據史載,609年(大業五年)曾進行過一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杭州的戶數有15380戶,以每戶4人計算,總人口約6。1萬人,已然是一箇中型城市。

隋滅唐興,華夏帝國的聲望達到了巔峰。

杭州隸屬江南東道管轄(治所在蘇州),日常生活自然也平和安詳。據吳自牧的《夢粱錄》記錄:杭州在貞觀年間(627年~649年),人口已增加到30571戶,到了開元年間(713年~741年)時,又翻一番增至86258戶,約34萬人口,成了一個東南名郡。

04?

至今我的家仍住在武林門的運河邊,每當傍晚,去河畔散步,可見岸石整潔,五步一柳。十多年前,運河的水到了豐水期還有點臭味,這些年已經完全沒有了。今天在河邊散步遊玩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眼前的這條河流在當年對於帝國和杭州的意義。

黃仁宇在《明代的漕運》一書中,對大運河有段很精簡的論述:

中央政府是否能成功地統治全國,依賴於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用長江下游的經濟資源,是否能夠將這一地區的物資迅速透過運河運輸到首都通常所在的華北地區。……王朝的興衰,都反映在運河的實際情況上。……唐宋以來,大多數重要的政治事件和軍事行動,都發生在南北大運河的沿線地區。

再形象一點的描述是,中華文明的鐘擺原本是東西搖擺,自大運河開通後,改成了南北搖擺。而杭州就成了這個大鐘擺的南部節點。

運河對杭州的第一個也是最顯著的改造,是城市的功能和格局。城內出現了十多個以橋樑為中心的商埠區,比如拱宸橋、大關、小河、湖墅、觀音關和七賢弄等。商埠區是否繁華熱鬧,只要看橋的高度就可以了,橋越高,說明透過的船隻越大,貨運量自然越多。迄今還在的拱宸橋是杭州城裡最高最長的石拱橋,橋長98米,高16米,兩端橋堍寬12。2米,它被認為是京杭大運河的最南端標誌。看到它,就意味著杭州到了。

有河有橋就會有船。因為貨物和功能的不同,就有了運糧船、運木船、運鹽船、運沙船,以及燒香船、戲班船、迎親船、喪葬船和收破爛的敲梆船。

船民在當年是一個很特殊的社群,杭州有諺語,“天下第一苦——搖船、打鐵、磨豆腐”。船民有自己的行業組織,叫“排會”,領頭的叫“總排頭”。還有自己極其封閉而隱秘的宗教信仰,叫“羅教”(明代由一個叫羅夢鴻的人所創立),最盛時,杭州運河兩岸有七十多個羅教庵堂。杭州羅教在明清時勢力很大,總庵堂就在拱宸橋附近,上海開埠後,很多羅教船民赴滬謀生,就有了那裡的青幫。

北宋時期,因為西北被夏佔據,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斷絕,朝廷就在南方的廣州和杭州分別設立了市舶司,從事海外貿易,是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土的絲綢、陶瓷、筆硯和茶葉等貨物在杭州集中查檢後,透過寧波港發運到日本和朝鮮等國家。而外商則在杭州設立“蕃坊”,進行種種的交易活動。自此,杭州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商業城市。北宋時期的外貿交易量有多大,已經沒有資料可考了,但從南宋中央政府的稅賦收入來看,最高時居然佔到了總收入的15%,可見這筆買賣對帝國經濟的重要性。

05?

人貨兩旺,自然又催生了“運河文化”。今日杭州的很多語言和習俗仍然帶有很濃烈的運河特徵。比如杭州人盛飯時不說“盛(chéng)”,而說“添”,因為“盛”與“沉”諧音,不吉利。當年運河人家嫁女兒,先上花轎再坐花船,到了河埠頭上岸的時候,父親背新娘子上岸,左鄰右舍的孩子們提著水桶上去迎親,男方就要大發紅包,現在老杭州人還把新婚紅包叫作“討水包”。至於每年的端午,運河上就會賽龍舟,中元節則會在運河裡放河燈,而到了農曆七月三十日的地藏王菩薩生日,人們又會在家門前的河邊插上三支香。

當我寫到這些陳年細節的時候,心裡正飄過一絲淡淡的憂傷。它們都已經成為文字,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說西湖很文雅,投影了中國士大夫們與大自然“風煙俱淨”的恬靜共處,那麼,運河就很世俗,世俗到很遠就能聞到河床上的魚腥和船民的汗臭。因而,古來無數人為西湖寫下了像湖水那麼多的詩賦詞文,而對這條喧囂非凡的大運河則視而不見,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有點意思的東西,詩詞更是很難找到。這樣的不公平,你很難找人去說理,它是中國文化骨子裡的“鄙視鏈”。

杭州因運河而興,也一度因運河而衰。1900年之後,鐵路興起,傳統的漕運迅速衰落,京杭大運河兩岸的很多商埠重鎮——臨清、揚州、鎮江等,永遠地告別了自己的高光歲月。運河對於杭州的經濟意義也漸漸地消淡,它變成了一個文化符號,只存在於記憶、照片、爬著青藤的舊街巷和若干個老杭州詞彙裡。

作者 |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楊帥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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