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偉:漫話中國文學批評

張伯偉:漫話中國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是英語中“Literary Criticism”的譯名,中國傳統的說法是“詩文評”。儘管“詩文評”的名稱直到宋代才出現,但文學批評的意識卻早在先秦時代便已經萌生了。

孔門以“四學”教人,其中之一就是文學。孔子對《詩經》有過不少的評論,體現了儒家對文學的基本看法。例如:

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

(《論語·為政》)

子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雍也》)

子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陽貨》)

以上論述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對文學的要求,涉及到文學與道德、文學與社會等外部問題,也涉及到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以及文學的審美要求等內在規律,對後來的文學創作及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孟子繼承了孔門的文學觀,並在其人性論的思想基礎之上,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等誦詩讀書的方法,經過漢人的實踐,遂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影響最廣的批評方法。

道家的文學觀在《老子》及《莊子》中有較為廣泛的表述。《老子》中提出的“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等觀念,對中國文學批評中“興趣”、“氣象”、“神韻”等說的產生都起到了奠基作用。《莊子》更進一步提出“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篇》)的主張,崇尚自然之美、純粹之美。又強調“以天合天”、“無以人滅天”(《秋水篇》),“用志不分,乃凝與神”,對於後代作家擺脫禮法教條、名利權位的束縛,以澄徹透明之心從事於文學創作,使作品達到與自然合一、形神皆備的境界提供了思想基礎。《秋水篇》中還指出: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這一意見,經過魏晉時王弼的發揮,遂成為玄學的命題之一,即“言意之辨”,經過劉勰、鍾嶸的理論闡述,形成了“意在言外”的審美理想。

從東漢初年開始,隨著文學創作的發展,文學的獨立意識也越來越明確,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特立“詩賦略”,即為一項標誌。到了魏晉之際,就出現了第一篇文學批評的專題論文——曹丕《典論·論文》。在這篇文章中,曹丕強調了文章的獨立價值,並從創作的角度提出了“文以氣為主”,指出作家的才情氣質對於風格形成的作用。曹丕還首次對文學體裁進行了區分。

南朝文學批評有很大的發展,出現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雙璧——《文心雕龍》與《詩品》。《文心雕龍》共五十篇,由四個部分組成,即總論、文體論、創作論和批評論。最後一篇《序志》是全書的序言,說明了此書的寫作動機、基本內容及整體結構。在總論部分,劉勰討論了文學中的關鍵問題,他把《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稱為“文之樞紐”。在文體論部分,他對漢魏以來的各類文體作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工作。在創作論中,劉勰討論了藝術構思、藝術風格、內容與形式以及各種藝術技巧,諸如聲律、對偶、比興、誇張、用典、章句等。在批評論中,尤其是《知音篇》討論了文學的鑑賞問題。《詩品》評論了漢代以來的五言詩共一百二十多家,並對其中的三十六家一一溯其淵源,納入《國風》、《楚辭》及《小雅》三大系列,形成了一個新的秩序。鍾嶸又透過“三品升降”表達了他對詩歌發展的價值取向。從文學批評史的立場一看,《詩品》提出的抒發性靈的詩學觀以及“推源溯流”的批評方法對後世影響甚大。

過去人常說,唐人作詩而不論詩,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唐代盛行詩格的著作,所謂“詩格”,指的是討論詩的格式、作法之類的書。從其內容來看可分為兩類:一類偏重於詩的聲律和病犯,另一類則偏重於意象和句法;前者盛行於初盛唐時代,後者盛行於晚唐五代。初盛唐的詩格是對六朝文論的繼承和發展;晚唐五代的詩格則下開了宋代的文學理論。

宋代是文學批評意識充分自覺的時代。從目錄學的角度來看,將文論著作從“總集類”中分離出來,而冠以“文史類”之名,並進而列出“詩評類”,這正是文學批評意識高度自覺的大標誌。歐陽修開創了詩話體,也就為中國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近似於爐邊談話式的親切的說詩方式(清人吳喬就有《圍爐詩話》)。詞體是宋代極為興盛的文體之一,隨著創作的發展,批評也隨之而發展起來。在詩話的基礎上,又產生了詞話,後來又出現了文話、四六話、曲話、賦話等。此外,宋人還發明瞭評點的批評方式,這一方式後來由詩文拓展到戲曲、小說,成為中國文學批評中特有的形式之一。

元、明時代的文學批評在戲曲和小說方面有很大的發展,而詩文批評則不免反覆重彈著唐宋時代的老調,復古摹擬之風甚盛。至晚明,則或是放情任性,或是幽僻險怪,儘管這對於文壇上沉悶的守舊空氣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但拘於一端,亦不免以偏救偏。

在學術文化上,清代可謂集大成的時代,就文學批評而言,也是如此。在詩歌理論方面,清人的“神韻說”、“性靈說”、“格調說”、“肌理說”是對歷代詩論的總結;在詞學方面,常州詞派的觀點將詞學理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桐城派提出的義理、考據、詞章並重的觀點,將歷代的文章論作了簡明扼要的總結;在戲曲、小說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論文和評點之作,在明人的基礎上更有新的發展。晚清以來,一批知識界的有識之士提出了向先進的西方和日本學習。在文學理論上,則一方面提倡改革之風,如“詩界革命”中提出的“我手寫我口”,又大力提高小說的地位,認為它代表了俗語白話的文體;另一方面,有的批評家乃吸收了西方文學理論,對傳統文學重新加以衡論,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等。這些都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到來作了有力的鋪墊。

中國文學批評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其一,受儒、道、釋思想的影響。由於儒家強調“有德者必有言”,所以中國文學思想中特別重視作者的人格培養,認為“蓄道德然後能文章”。儒家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中國文學思想中也特別重視詩人的社會責任感。儒家重視文學的美刺諷諭功能,中國文學思想中也具備了悠久的詩教傳統。佛道思想對中國文學批評當然也有重要的影響,如魏晉玄學之於六朝美學,禪宗思想之於宋代文論,但就總體而言,儒家思想的影響是更為廣泛而深遠的。

其二,與創作實際的關係。中國古代文化,很少作抽象的純理論的說明。批評家總是將理論批評(theoretical criticism)貫徹於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之中。古代的批評家往往就是作家,曹植曾這樣說:“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而古代文論著作也往往具有很強的藝術感受力,有些甚至就是用詩、詞、曲、賦、四六文等形式寫成的。

其三,和藝術理論的關係。詩、書、畫、樂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基本修養,唐代詩人王維不僅精通音樂,而且還是南宗畫的開創者。宋代的蘇軾不僅在其詩歌中表達文學思想,同時也表達他對於音樂、書法、繪畫的見解。所以文學理論和藝術理論也有密切的關係,如方薰既有《山靜居詩話》,又有《山靜居畫論》;陸機《文賦》則以音樂理論術語表達文學理論;再如詞學理論著作中所常用的點染、勾勒、濃淡、疏密,則來自於繪畫理論。

掌握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以上特點,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就應該採用與之相適應的方法,使傳統文學理論煥發出現代光芒。

>原載《華夏文化》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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