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海 | 孟子應該這樣去讀

夏海 | 孟子應該這樣去讀

孔子是聖人,孟子是亞聖。

《孟子》是一部政治書籍,講的是為君之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孟子與政治》按照性善、仁政和人格建構了孟子的思想體系。

在性善部分,著重闡述了孟子的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和知天事天的思想;

在仁政部分,著重闡述了孟子的保民而王、民貴君輕和以德服人的思想;

在人格部分,著重闡述了孟子的大丈夫、浩然之氣和育天下英才的思想。

作者夏海,教授,法學博士。

長期堅持國學和傳統文化研究,著有《論語與人生》《品讀國學經典》《老子與哲學》《國學要義》《孟子與政治》。

其中《論語與人生》《品讀國學經典》《老子與哲學》已由香港中華書局在香港出版發行。

部分內容

孟子之民本思想

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貴君輕。

民貴君輕是傳統社會最美麗的政治花朵,是傳統社會關於君王與民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最清醒的認識,這表明孟子是傳統社會最先進的政治思想家。

孟子首次在價值判斷上把民眾放在社稷和君王的前面,既是其性善論的必然結果,又是其政治學說的重要基礎。

在孟子看來,民貴君輕,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意味著得民心者得天下。

反之,就會像桀紂那樣,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孟子看來,民貴君輕,老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在孟子看來,民貴君輕,君王與民眾才能同心同德,政通人和,富國強兵。

民貴君輕的邏輯前提在於孟子朦朧認識到了國家的起源,是對公共事務的管理。而公共事務涉及的都是民眾的切身利益,怎麼能不以民為本呢?在“言必稱堯舜”過程中,孟子認為,君王是那些為廣大民眾而生活和勞作的人,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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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的想象中,堯所處時代的公共事務,既包括對自然災害的處置,又包括對民眾的教育教化。“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洪水氾濫、禽獸害人等自然災害不是一人一力、一家一戶所能處置的,只有在共同體的範圍內舉眾人之力才能加以消除。“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灌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江,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意思是,堯為此憂慮,選拔舜處理公共事務。舜命令伯益掌管火政,伯益在四野沼澤放火,焚掉草木,禽獸或逃跑或隱藏。禹又疏浚九條河道,疏導濟水和漯水,使之入海;導引汝水和漢水,疏通淮水和泗水,使之流入長江,這樣中國才可以種莊稼了。對於教育教化,堯選拔后稷教育訓練民眾的農業生產技能,“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當民眾吃飽穿暖以後,堯擔心沒有教化,會使民眾混同於禽獸,又選拔契對民眾進行道德教化,“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儘管孟子所論是君王,而君王卻是關心共同體和共同利益的那些人,這說明孟子基本把握住了國家的起源及其本質。國家的產生是為了滿足人們共同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為了行使公共權力和管理公共事務。君王是國家的象徵和代表,不言而喻,其職責就是得民、保民,憂民之憂、樂民之樂。

民貴君輕的主要內容在於賦予民眾比較多的權力,有的學者甚至將孟子的民本思想稱為民權論。

所謂民權,政治學解釋為主權在民,其理論基礎是自由、平等、博愛。

從這個意義上說,孟子並沒有民權思想,他只是在封建宗法等級結構下強調給予民眾更多的參與國家管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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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認為,在選賢任能方面,民眾應有參與的權力,君王要聽取民眾的意見,只有民眾認可的人,才能為官從政。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否則,就不能選拔使用。“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在司法刑罰方面,民眾應有參與的權力,只有民眾都認為犯罪了,才可以判刑乃至死刑。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在重大決策方面,民眾既應有參與的權力,也應有選擇的權力

,孟子舉了周朝先祖太王遷徙的例子加以說明。當時,太王居於邠地,而狄人入侵,無法躲避。於是,太王召集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起商量說:“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意思是,狄人想要的是我們的土地。我聽說過君子不把那些生養人的東西用來害人。你們何必擔心沒有君主呢?我準備離開這裡。然後決定從邠地遷到岐地居住,“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民眾是否一起遷徙,由民眾自己決定,結果是大多數人隨著太王離開,少部分留了下來,“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在進行戰爭方面,民眾也應有參與的權力,只有民眾樂意,才能進行戰爭。

孟子與齊宣王討論攻伐燕國時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梁惠王下》)

民貴君輕的矛盾之處在於既有民主因素又有暴力傾向。

孟子的民本思想不屬於民主範疇,並不表明其中沒有民主因素和火花。

事實上,孟子民本思想中有著眾多的民主因素,閃爍著星星點點的民主火花,尤其表現在對於君王存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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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可以易位是民主因素。

孟子認為,君王如果不稱職,犯錯誤,就應該易位,或者臣下自己離職。

當齊宣王問有關公卿之事,孟子回答,有與王室同宗族的公卿,還有與王室不同姓氏的公卿,“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萬章下》)社稷和君王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可以更換的,“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君王之位不能私相授受是民主因素。在與萬章對話中,孟子否定了君王之位的私相授受,“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君王的產生需要民眾的認可和接受,是最耀眼的民主因素,似乎有點民主選舉的味道。孟子認為,君王的產生是“天與之,人與之”。所謂人與之,就是要得到民眾的贊同,具體例子是堯傳位於舜的做法,“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天受之是“使之主祭,百神享之”;民受之是“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萬章上》)。

與此同時,

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明顯的暴力傾向。

孟子認為,對於夏桀、商紂那樣賊仁賊義的君王,臣下和民眾可以殺掉他;殺掉夏桀、商紂,不是弒君,只是誅一獨夫民賊。“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在這段話中,孟子不僅肯定了暴力的做法,而且為暴力作了正名。

在二千多年的傳統社會中,孟子思想中的民主火花,如果能夠形成燎原之勢,那麼,民貴君輕就是民主思想。

遺憾的是,孟子思想的民主因素沒有得到重視,幾乎被湮滅,暴力傾向卻得到了發展,不斷被強化;

君王的產生沒有沿著民主選舉的方向進化,反而演變為暴力殺戮的迴圈。

從秦朝到清朝共有17個皇朝,每個朝代最後一任皇帝大多被暴力推翻或殺戮,令人唏噓不已。

原標題為:《孟子與政治》:告訴你怎樣讀懂孟子

百年國學,滄海桑田;沉浮升降,幾盛幾衰。國學之知識,不可不知;國學之魅力,不可不悟;國學之精髓,不可不察。學國學,可明得失、鑑是非、知興替、辨善惡,提高人文修養和德性素養。為推動各級領導幹部學國學,特建此公共平臺,旨在增強各級領導幹部對國學的溫情、敬意、尊重和認同,知古鑑今,溫故知新,彰往察來,見微知著,為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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