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張煒|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張煒,1956年生於山東。中國當代著名作家。

1975年開始文學創作。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著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柏慧》《遠河遠山》《能不憶蜀葵》《醜行或浪漫》《刺蝟歌》《你在高原》《獨藥師》等,“張煒中篇系列”八種、非虛構作品《我的原野盛宴》《唐代五詩人》等。

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張煒中篇小說再闡釋

文|顧廣梅

20世紀80、90年代,張煒在中篇小說創作領域取得不可小覷的實績,與其長篇小說的創作成就互補互襯。相比之下,批評界對張煒長篇小說的討論和闡釋較為充分,而對其中篇小說缺乏持續關注和深入把握。

本文選取張煒的五部代表性中篇小說作品,在文學批評史原有的闡釋基礎上勉力嘗試一種新的再闡釋,以期更大地開啟張煒文學世界的審美空間和精神空間,並願意為未來的再再闡釋提供可對話可討論的基礎。

總的看來,張煒的中篇小說創作主要在文體創新、語言去蔽和生命美學三方面進行藝術建構和自我超越。

本文選取的五部作品集中體現了這三方面的追求:《蘑菇七種》《瀛洲思絮錄》做了今天看來仍然極具難度的文體創新和藝術探索,《你好!本林同志》無疑是一部語言去蔽、重構語言的典範之作,《護秋之夜》《葡萄園》則在浸潤於飽滿鮮活的生命實相中建構獨特的生命美學,並指向審美烏托邦。如題,這三方面在每一作品中雖然各有側重,但多數情況下它們是以三重奏的合音之力共同奏響文學之美的樂曲。為了更好地深入作品細部,以下以文字細讀的方式完成再闡釋。

一、《蘑菇七種》:

物性、人性與自出機杼的小說

首次發表在《十月》1988年第6期頭題的中篇小說《蘑菇七種》,或許是迄今為止張煒寫得最自由最富激情的一部奇作。海邊叢林裡種種奇人異事和怪物幻相,構成一個神思遙迢文辭斑斕的審美世界。

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在“物”與“人”之間,這部奇作竟能迸發出如此豐富駁雜的“賦形”(盧卡奇語)力量,令人慨嘆現代小說重塑經驗、再造生活的強大能力,其在藝術詩學上展開的高難度搏擊不僅深刻挑戰著小說既定的寫作規範,而且挑戰著現代讀者的閱讀期待,甚至挑戰著當代文學批評界的闡釋經驗和評判標準。

張煒|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小說的敘事鏈條時隱時顯,多條情節線索錯綜交織。顯在的敘事起點和終點是一隻名叫“寶物”的護林狗,敘事的核心地帶則圍繞交叉著與“寶物”緊密關聯的各類物種和各色人物:林子、蘑菇、毒蜘蛛、紅狐狸、老丁、文太、小六、申寶雄、參謀長、公社女書記……如此,“物”與“人”皆為小說的行動元或曰角色,尤其是“物”的敘事功能不容小覷,一邊推動情節的發展變化,一邊影響人物命運的乖張起伏。從《葡萄園》到《蘑菇七種》,張煒筆下的“物”越來越清晰顯明、越來越不容忽視了。《葡萄園》裡的守園狗“老當子”、花貓“小圓”已然塑造得個性鮮明飽滿,參與進敘事的諸多環節,還提供了觀察葡萄園裡的人與事的寶貴視角,相比之下,《蘑菇七種》中除了如“寶物”、紅狐狸、毒蜘蛛這類動物全面進入敘事的中心地帶或角角落落,還有獨特如“蘑菇”之類的生命物竟也佔據了小說重要的敘事位置。這意味著張煒眼中心中之“物”的譜系悄然擴大悄然延展了。

在文學世界裡建構獨屬自己的“物”的譜系,對一位作家而言意義非凡,折射出張煒同胞物與、悲天憫人的世界觀,也反映出他欲通人性物性於一體的文學觀。

張煒無疑是當代文壇最早自覺觀照“物”、自覺寫“物”的作家之一,他卓爾不群的寫作意識和寫作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小說名曰《蘑菇七種》,揣度思忖其中隱含的深意,究竟是為物寫物、物即目的,還是以物觀人,人乃終結?抑或是二者暗中交織兼具?細觀“蘑菇”一物,作家的匠心獨運在字裡行間神秘浮現。他不僅客觀逼真地繪製出蘑菇的物形物態,而且動用了博物志式的“考辨”來考察蘑菇的物性物理。林中蘑菇自在生長,品種多樣,飢餓年代成為全林場、全村人的營養佳品,待客珍饈蘑菇肉湯唯有老丁場長才能熬製出鮮美獨特的味道,幹蘑菇還可透過小村代銷部唯一的售貨員“老七家裡”兌換成那個年代極為寶貴的燒酒,至於蘑菇有毒無毒,林中人自有分辨之術,但也偶有誤食毒蘑菇中毒身亡的悲劇故事上演……“蘑菇”在這部奇作中儼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哪裡有毒蘑菇,哪裡就要有奇妙的故事了”。設若沒有“蘑菇”這般與人相比異形異性卻又人物一理的物性展演,哪裡能得出美好善良醜陋卑劣種種人性的同理觀照,又哪裡能分辨知曉人世間真真假假恩怨糾纏?於是,“蘑菇七種”獲得偈語般的啟示與開悟力量,也因其神秘莫測的物性本相成為小說的核心隱喻。

返觀那隻奇醜兇猛卻又忠心耿耿的護林狗“寶物”,頗能看出青年時代的張煒深受他摯愛的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影響,樹林、狗、槍是屠格列夫擅長運用的小說道具,《葡萄園》《秋天的思索》《蘑菇七種》亦是三樣“道具”俱全,雖然《蘑菇七種》中“槍”置換成了老丁場長舞得出神入化的“劍”,但同樣都強化突出了主人公的硬漢氣質。“寶物”的神態舉止好惡皆愈發神似主人老丁場長,威儀勇猛中暗藏心機詭秘。它和老丁一樣,冷眼斜睨林子裡發生的一切,洞察世事之手段可謂高明超脫,一切事情一切人與物彷彿都在有意無意地把控之中。“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萬萬千,俺寶物也通曉一二三。”哪怕林中最狡猾陰險如紅狐狸,最惡毒兇狠如毒蜘蛛,使盡渾身解數也鬥不過“寶物”的道高一丈,它每每沉著應付險境,與之迂迴智鬥。幽幽叢林中,物與物明裡暗裡地較量著,以爭得林中的霸主地位,同時,人與人的爭奪較量也從未停歇……自然史與人類史如此這般地並行不悖。有意味的是,紅狐狸和毒蜘蛛皆用魔幻手法塑造得魅性十足,一個會治幻術,一個能施咒語。“寶物”的異能與二物不同,不是超自然的,而是反過來指向人的,它擁有與人進行思想交流和心理溝通的異能,突出表現在它九死不悔地追隨主人老丁及文太、黑杆子等人。但小說對“寶物”的異能做了有節制的掌握,並未使其全然脫離物之為物的本性,同時對它心理活動的描寫既豐富又極具層次感,這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擬人化處理,而是將“寶物”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來揭示其物性本能和本真。

在物性真實或是物性荒誕的往復交織中,小說對人性的觀照與揭示同樣細緻入微毫髮畢現。

小說雖以中篇為幅寬體量,卻成功塑造出性格迥異、命運遭際不同的各色各類眾多人物,有的濃墨重彩凸顯複雜性情,如老丁、小六;有的筆調清淡卻頗具精神,如文太、軍彭、小眉;有的怪力塗鴉原形畢露,如申寶雄夫婦、參謀長、女書記……足見張煒在中篇小說的創作上尤其人物塑造方面已悟得妙法漸入佳境。其中最用力塑造的人物無疑是主人公老丁,也是批評界有爭議的小說人物,爭議之處在於該如何把握老丁的人性根蒂,究竟是善還是惡?是血性堅韌、浪漫不羈的精神領袖還是獨霸一方、貪戀美色與權利的惡魔?如果對這個人物的理解把握出現大的偏差,那麼對整部小說的理解把握也會隨之出問題,因為老丁的人性內涵直接影響到小說的主題構建以及審美氣質的形成。借用英國小說理論家福斯特關於“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的觀點來考量判斷,老丁顯然是典型的圓形人物,性格特徵複雜多維,剛愎自用、睿智幽默、自戀自大、可愛有趣等等相互矛盾相互牴牾的性格特徵奇妙地集於一身。張煒塑造過一系列老人形象,在小說中有不可替代的敘事功能和象徵意義。老丁的複雜性比《古船》中的四爺爺趙炳、《刺蝟歌》中的霍老爺程度更重,這種複雜性格可視為人物人性內涵的現實反映。一旦其性格中的某一要素髮生脹破,那麼人性內涵極易出現畸變,比如睿智機警可能滑向詭計多端,剛愎自用可能滑向可怕的控制慾,自戀自大可能滑向虛偽的“表演狂”……此處,張煒的藝術掌控力令人慨嘆,像極了一把逼向喉嚨的劍,危險至極卻又絕不會失手而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從此收穫了老丁這樣一個獨特的複雜存在,複雜到極難闡釋極難把握,可謂似正似邪、亦正亦邪、正邪難辨……不唯老丁,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如小六、文太、軍彭、申寶雄老婆等都一人多面。或許,人性本相便是如此,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善與惡,某些特定情形下好壞善惡之間也沒有絕對的邊界。但不可否認,某種意義上人性如同物性,本性難移,本真難易,就像蘑菇七種,增或者減尚無從為之,更遑論改變性質呢。其中道理在老丁那篇《蘑菇辨》裡說得曉暢明白。

張煒|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如何完成從物性到人性、再從人性到物性的展演?

此時離長篇小說《古船》發表不到兩年,張煒對現代小說的理解又出人意料地往前大大推進了。彼時的中國當代文壇是如現代主義、尋根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等文學“新潮”洶湧澎湃之際,張煒雖然並未置身某一具體的潮流之中(甚至可以說他從未被捲進任何一次文學潮流),但始終持有自由開放文學心態的他,不可能將自己封閉在文學潮汐之外,他選擇用自己的方式與潮流對話,《蘑菇七種》即可視為張煒與彼時文學新潮對話的結果,是他有意為之的一次藝術變法。細觀之,這部小說自出機杼,嘗試從三方面進行了藝術突圍。

一是拓展敘事時空,搭建起層層疊疊、錯綜複雜的故事舞臺。

小說至少有三條主要情節框架供物與人展開行動:老丁瘋狂地單相思中年女教師,女書記因與參謀長的姦情用毒蘑菇害死親夫,申寶雄、小六們與老丁爭奪林場領導權的激烈鬥爭。三條情節線索纏繞交織,也由此建立起復雜的人物關係網路。小說的敘事密度和強度可見一斑。

二是現實感與魔幻感的虛實相生、雜糅並蓄。

小說中大量出現的黑材料、大字報、群眾搞科研、發動革命鬥爭等都是文革時期的產物,小說具體情節圍繞著這些文革事物、文革現象展開,人物的語言行動也都打上鮮明的文革烙印,但並不能據此判定這是一部書寫文革記憶的現實主義作品,因為小說除了沉重荒謬的現實感還給人另一種審美感受即魔幻感,毒蜘蛛的咒語、紅狐狸的幻化、“寶物”的心理異能等物性荒誕的展演一起營造出魅惑十足的魔幻感。在現實感與魔幻感的虛虛實實中,小說家自由想象的權利極大釋放,小說獲得夢一般神秘寥廓的審美空間。

三是小說文體的邊界被打破,多種文體形式進入小說內部。

張煒曾有過自述:“全書主要是由兩封求愛信、兩篇批判文章、一篇生日頌詞和一篇關於蘑菇所謂的學術文章構成。”如何將這些或抒情或議論或說明的不同性質的實用文體,巧妙拼貼進小說這一文學文體之中,不僅不能破壞小說之美,還要達到更高的藝術美感?這無疑挑戰著高難度的寫作極限。張煒是文學的勇者和智者,也是一位有著鮮明文體意識和語言意識的小說家。《蘑菇七種》所展開的大膽文體實驗,印證了張煒寫作上的“奇稟異能”,這非依賴一日之功或一時之巧,而是得益於他的廣識博學,得益於他長期研讀中國古典文化和文學典籍的深厚根基。他真正做到了文體意義上的“隨物賦形”,小說中自由嵌入的六篇實用性文章,篇篇大放異彩,建構起人物情感世界、心靈世界、精神世界的立體三維空間,與第四維現實生活空間(即時間)交相輝映,猶如一光影變幻的魔法水晶球,亦如一變化多端的萬花筒,通向多維空間的埠和路徑在作品中無盡開放著,時間之維的意義也得到突出強化。小說最終穿越突破真實性與虛構性、審美性與實用性之間的文體屏障,形成審美氣質上的混雜之美、過程之美。

六篇實用性文章中,尤以小說結尾處老丁所寫《蘑菇辨》最為獨特醒目,也最能彰顯小說深層的敘事意圖和文化意蘊。

老丁長期叢林生活經驗早已練就一雙慧眼,把對蘑菇一物的理性思考和情感寄託融入考辯奇文,言之鑿鑿:“其實大至偉人小至昆蟲,原理相通,不必諱飾。”在他看來,物性複雜難辨如蘑菇,與人性複雜難辨並無二致,所以看透蘑菇之性理即可勘察世事人心。小說處處折射出這種以物觀人或以人觀物,試圖打通物性、人性的智慧,暗中呼應了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觀點。《中庸·第二十二章》對人性與物性的關係曾做精闢推導:“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如此由人及物、由物及天地的宇宙觀和世界觀,充分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被稱為晚清文化“怪傑”的辜鴻銘對之有精彩釋義:“世界上,只有那種絕對真誠的人,才能夠徹底理解自身的存在法則。能夠徹底理解自身存在法則的人,也就能夠徹底瞭解其他人的存在法則。能夠徹底理解其他人存在法則的人,也就能夠徹底理解自然界的各種法則。能夠徹底理解自然萬物諸多法則的人,也就能夠左右宇宙中的各種創造力量。能夠左右宇宙之間諸種創造力量的人,成了宇宙力量之一了。”辜鴻銘學貫中西,用西方哲學中的主客體視野來思辨、翻譯儒家文化的核心觀點,帶有鮮明的對話性和文化轉型期的時代特徵。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先哲與道家先哲對物與人的觀照相去不遠,莊子的“達萬物之理”、“勝物而不傷”、“以物為春”等思想智慧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幾乎如出一轍。張煒對儒、道文化皆有屏息靜氣地研讀思索,他悟道於此,沉醉走筆,為現代小說灌注傳統文化的精髓,其心可察,其志可嘉。

張煒創作中篇小說《蘑菇七種》,對他以後文學道路的選擇意義重大。這部奇作昭示著張煒從此找到了自己藝術的“通靈寶玉”,並把由之收穫的寶貴藝術經驗,成功運用到長篇小說《九月寓言》的寫作中,進入新世紀後又影響了長篇小說《刺蝟歌》的寫作。

對張煒而言,他受惠於現代小說,反思、批判的現代小說精神始終是他的小說之魂,但他又是現代小說的“不肖子孫”,他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自出機杼打破規範,尤其是對中國雅文學、古典文學的復活與再造,使他在當代文壇保持著高度的個人性和異質性。關於此,筆者另有文章專述。

二、《瀛洲思絮錄》:

探索小說的另一種可能性

優秀的小說總會給讀者朋友帶來閱讀心理上的高峰體驗,或是扼腕慨嘆,或是沉醉痴迷,或是浮想聯翩……種種奇妙恆久的高峰體驗通常來自小說中那些講得跌宕起伏、曲折生動的故事,有的線索複雜,有的懸念迭出,而人物命運的驚險沉浮也隨著故事的講述被牽引出來。

於是,故事性、敘事性成為小說魅力的重要源泉,也構成小說這一文學文體的主要特徵。但有野心有抱負的作家恐怕不會滿足於此,他們不願墨守講故事的陳規而有意提高、挑戰寫作的難度,從而邁向具有更高自覺性、專業性的寫作之路。作家張煒早在1990年代便做了一次不同凡響的“破壁”嘗試,亦是一次大膽炫目的難度挑戰。他借中篇小說《瀛洲思絮錄》,在小說“講故事”這一傳統功能和“敘事性”這一文體特徵之外,探索觸碰了小說的另一種可能性,即精神性、思辨性,建構起當代中國文學譜系中極為珍貴、極具原創意義的精神性書寫面向,其散發著流光溢彩的思辨之美、智性之美在文學審美的百花園裡具有相當高的個人辨識度和區分度。

張煒|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這部自覺追求寫作難度的中篇小說,無疑挑戰了讀者的閱讀經驗和研究者的闡釋經驗。

從閱讀方式和閱讀體驗的角度看,它絕非易讀、快讀之作,而是邀請讀者慢讀、細讀之作,也是誠意邀請讀者進行前所未有的閱讀挑戰之作,它所挑戰的是讀者朋友對故事性、敘事性的審美衝動和閱讀期待,它將令人欣喜地提供另外一種全新而有深度的閱讀體驗,隨著閱讀心理的興奮點、痛點、難點的不期而至,嶄新的閱讀高峰體驗也將隨之而來。

從研究和闡釋的角度看,它敞開了一個無比豐富深邃的精神世界、心靈世界,誠意召喚有創新意識、有寬闊視野的研究者能夠進入小說的內裡,探究其閃耀著人文精神光芒的詩學核心和獨特罕有的美學風度。

小說立意奇高,走筆險峭。洋洋灑灑近十萬字,竟能做到通篇將敘述視角牢牢限定在小說人物徐福身上,並始終採用第一人稱“我”進行敘述。這意味著徐福作為抒情主人公要進行自剖自訴、自問自答,即自己是自己的對話者和探詢者;同時作為小說中唯一講故事的人,也就是“敘述者”,還有責任向讀者剖白講述自己的精神史、心靈史;至於自身那些充滿傳奇色彩的命運故事則被打碎成片斷狀、細節狀,夾雜在大篇幅的思辨冥想當中穿插、間或講述。彼時已在文學花園裡勤奮耕耘了二十載的張煒不會不知第一人稱敘述的裨益和侷限。採用第一人稱,作品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展現敘述者徐福,即“我”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自動放棄那種敘述幅寬較大的、多人多線索的故事呈現方式,這或許也是作品的主要敘述意圖。在“我”(徐福)的講述、傾訴過程中,讀者將從情感、理性兩方面隨其起伏發展,越來越與之粘連重合,逐漸獲得對這位傳奇主人公強烈的信賴感和認同感。當然,這必得依靠作家紮實不凡的藝術掌控力,要保證不出現反向度的敘述困境。因為從藝術處理的慣常方式看,像《瀛洲思絮錄》這樣依賴第一人稱、依賴一個敘述者來完成全部的說理、抒情和敘事,尤其作品所處理的題材還是迄今難解的“徐福東渡”的千古之謎,這在藝術上堪稱冒險之舉。一旦把握不當,第一人稱敘述本身的侷限性便很可能導致小說在敘述節奏、敘述範圍、敘述情感等方面陷入或擁堵臃腫、或狹小逼仄、或過於主觀的難局,最終會對敘事張力的實現和思辨之美的達成帶來很大阻力。

令人震撼的是,冒著原本可以規避的藝術風險,張煒知難而進,以強大的藝術創造力和深厚穩健的筆力,向著藝術險峰一意登攀獨行。他奮力躍上了風光無限美的高處,領略到常人難以企及的精神奇蹟。《瀛洲思絮錄》可為絕佳證明。作品最引人注目之處就在於其著意呈現的精神內容的瑰麗斑駁、神秘多樣,以及所提供的精神形式的思辨哲理、矛盾往復。跟隨張煒的哲思之筆和性靈之筆,你會深深沉潛進主人公徐福的精神海洋和浩渺內心,測量觸控這位歷史傳奇人物的精神與心靈世界之多重維度、萬般異彩。小說既然將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敘述權力交給主人公“我”(徐福),那麼“我”講述什麼,又怎樣講述,這兩方面會直接決定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敘述腔調,還將影響作品審美氣質的形成。整體上看,“我”(徐福)主要講述了自己充滿傳奇和歷險的一段段精神歷程,並緊緊圍繞具體精神內容展開思辨式、自剖式的內心獨白,所以亦可視之為一段段心路歷程。“我”(徐福)的精神大廈和心靈王國裡充溢著一系列重力度的思想符號和高強度的情感符號,比如精神方向的彷徨找尋,從一個狂熱的“復國主義者”到一個充滿疑慮的“探求者”,“我”(徐福)對自身精神歸屬的質詢、叩問貫穿作品始終;再如身份認同的痛苦建構,“我”(徐福)欣欣然地選擇“先師”這一帶有鮮明精神意義的身份標識,卻被追隨者們一再以“眾人的前程”相綁架強迫,不得不當一國之王,而這顯然與“我”的人文關懷、精神旨歸背道而馳,“我”屢屢陷入逃避而不得的痛苦之境;又如對生命現象的深刻體察,一次次身體危機的到來使“我”在暮年體認到生命不可抗拒的衰減,而“我”在心靈深處又渴求著女性的溫柔與愛慕,情理交織的矛盾衝擊下,“我”最終發出“我作踐了青春!”的自我批判;……

這些或綿長或短促的精神呼告和心靈吶喊,匯成一副歷歷在目、立體多維的精神軌跡圖和心靈地圖,清晰刻畫出主人公徐福作為一代大智慧者的獨特精神面相,也隨之描繪出了其充滿熱力、愛力的心靈形貌。

主人公“我”(徐福)的精神軌跡圖上還佈滿了形形色色的歷史謎團和歷史難題,諸如東萊子國的滅亡和萊夷人的消亡,民生與社稷之間、氏族與社稷之間的關係,以及幾位亡國之君的歷史功過等,無不令“我”久久縈繞在懷,苦苦思索尋求謎底和答案。“我”的智性思考帶有非常鮮明的思辨性、哲理性特徵,其中像對血緣與氏族的思辨與漸悟,直接幫助“我”做出最艱難、最具歷史意義的決定——打破血緣和氏族的拘囿,允許鼓勵東渡瀛洲的秦人、萊夷人與土著人自由通婚。小說令人信服地昭示出精神結晶、心靈智慧帶來的人類史的巨大進步,“先師”的精神意義得到強化和突出,“時代的大善”有了最好的註解。小說還特別設計了“我”對所謂“經卷院”、“繕寫院”、“大言院”這三院的格外衷情和努力振興,尤其“大言院”是學士諸人每日辯論之場所,“邑內一切有益之思、深邃之想,都不必忌諱,大可一一放言”,齊都稷下學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盛宴彷彿在此復現。這些如思想火種般散發異彩光亮的精神性書寫,裹挾著豐富巨量的歷史資訊和文化內涵,自然會使那些原本就對小說有較高智性要求的讀者朋友大呼過癮,也可能使期待故事性的讀者朋友大呼驚奇:“小說竟然可以這樣寫!”

其實,小說的寫作難度歸根結底在於它的表現物件,它要表現“人”,要表現人心、人性、人情,當然離不開表現人的精神屬性。就像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所盛讚的,思維者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麗的花朵”,無疑,唯有才、膽、識、力四者均具備的優秀作家才能夠以小說的奇妙方式來描繪這朵最美麗的思維之花、精神之花。

對以精神性書寫為主要面向的小說創作而言,最大的藝術難題或許是如何拓展人物的精神時空來豐富充盈其精神內容?如何努力臻於神思遙迢、精神暢遊的藝術妙境?《瀛洲思絮錄》在這方面做了創新性的成功嘗試。作家張煒的時空意識可謂深刻而超前,他賦予筆下人物鮮明非凡的時空感,表現在主人公徐福的時空體認與時空感知上。

“我”(徐福)在時間上最先體認到是自然生命時序,即從過四十六歲生日開始,至五十歲生日終了,短短四年時間,這也構成小說的情節時間,對一部中篇小說的敘事容量來說是適宜的,但實際上,小說的敘述時間早已大大延伸出去了。“我”(徐福)作為精神主體、思維主體的能動性充分發揮,憑藉聯想式回憶和想象式思考,線性的物理時間被自由的心理時間所取代,固定單一的物理空間轉換成靈活多維的心理空間,於是,主體的無限思緒在漫漫幾千年的時間隧道里上下求索,在“此岸”與“彼岸”之間交織彷徨。“千年”、“此岸”、“彼岸”這三個標識時空維度的詞語在主人公的精神通道里出現的頻率很高,與帶有危機感、宿命感的自然生命時間交相輝映,構成了浩渺無限的歷史時空與短促有限的個人生命之間意味深長的對比,為主人公所思所想的精神內容提供引人遐思的時空背景版圖,將主人公展開的一次次思辨和拷問如同一個個大寫的感嘆號、問號凸出投射其上。

這部極具探索性的傑作中,張煒雖然有意放棄了以故事性為第一標準的小說傳統審美要求,但並不意味著絕對化地排斥故事的講述,因為他的寫作思維始終是辯證的、開放式的,他不會錯過那些有助於人物塑造、有助於主題意蘊傳達的多種表現手法,更何況他原本就是一位講故事的高手。

所以圍繞著徐福東渡這一歷史事件的種種疑問迷思,包括髮生的原因、發展的過程、最終的結果等,作品一面著力呈現主人公徐福的精神內容,一面巧妙地透過“我”(徐福)的回憶、聯想來講述扣人心絃的命運故事,如此這般小說不僅豁然開闢出一條重返歷史深處的精神通道,還悄然搭建起一條復現歷史現場的生命通道,人物的精神內涵、人格魅力在抵達歷史真相時清晰可見。

透過主人公徐福犀利睿智的眼睛,秦王嬴政、丞相李斯、太史阿來、淳于林將軍、妻子卞姜和區蘭等等或真實或虛構的歷史人物一個個登上小說舞臺,對他們的成功塑造彰顯作家張煒的藝術功力,他用寥寥數筆就可將人物的外貌和性情特徵栩栩如生地勾畫出來,頗似中國古典小說寫人物的“骨相俱出”的寫形傳神手法,成為小說的一大亮點。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徐福對其他人物的觀察不僅包括外在的表情、動作、語言,更包括內在的心理揣摩和精神觸碰,他與這些有不同身份、屬於不同階層的人物之間或是鬥智鬥勇、或是惺惺相惜,他與卞姜、區蘭之間動人的生死愛戀,無不折射出大歷史中個體的命運沉浮和精神抉擇,對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精神書寫起到很好的對比、烘托作用。

《瀛洲思絮錄》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留下非常醒目的節點。它的出現,一定意義上使中國當代小說的觀念趨於完整多元,小說的文體創新更加自覺,而且,與這種思辨性文體相適應、相諧調的語體風格也呈現出繼承式的創新。

為了符合歷史主人公徐福的精神特徵,使面向複雜精神主體的書寫更加元氣充沛,小說在語言上下了很大功夫,通篇語言工整典雅,文白雜糅,頗富邏輯性,又不乏清新流暢之筆,可視為向中國傳統雅文學遙遠真切的致敬。透過這部佳作,某種意義上印證了文體乃是精神史的一種外在形式。

三、《你好!本林同志》:

在語言去蔽中重塑本真的生活

創作於1984年的中篇小說《你好!本林同志》,是張煒在青年時代奮力進行藝術攀援的印證之作,亦是中國當代文壇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說精品。

它在最初發表時曾與《秋天的憤怒》《秋天的思索》一起並稱為張煒的“農村三部曲”。相比兩部“秋天”,這部作品在審美的多維度、藝術處理的複雜度以及精神探求的深遠度上都有明顯的拓展和提升,如果看不到這三個向度的探索之功,那麼試圖對其進行文學密碼的破譯會頗感困難。

它以中篇小說的敘述框架,在表層敘述符碼的設計上採取了冒險、“越軌”的做法,主要表現為虛化時代背景但又不乏明顯的時代烙印、人物呈現出非典型化的特徵、情節鬆散自由、自然環境的大篇幅描寫等等,這都使其難以被明確歸納、定位究竟使用了哪一創作方法或者遵循了哪一藝術原則,成為有闡釋難度、閱讀難度的作品。其實,只要輕輕揭開它的敘述符碼層,就會強烈感受到這部笑淚可感、亦莊亦諧的小說已經取得如此醒目的藝術收穫,它給出了一種獨特的小說詩學,即嘗試用去蔽的語言再現並重建本真的生活,以期抵達閃耀著詩性光芒的精神之鄉。它如此鮮活地印證了語言對於文學的價值意義。語言絕不僅僅是文學的一種重要元素,而可視為文學的本質和核心所在。

在語言去蔽中重塑本真生活,這或許是一直保有強烈語言自覺的張煒所著力進行的藝術突破和精神建構,也是他的審美烏托邦。

從其創作實踐考察,張煒絕非隨意驅遣語言的使用者或語言的工具論者,而更像一位語言的敬畏者或語言的本體論者。在他的文學王國裡,他試圖揭開、去除那些附著在語言之上的重重遮蔽和各種隱喻,因為他有一種明確的語言認知,過多過度的隱喻性表達會損傷語言的原初性、樸素性,會削弱語言寶貴的經驗功能,所以他一直在尋找恢復語言本性的有效表達方式。

張煒|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你好!本林同志》在這方面做了嘗試性的突破。

小說展開辯證、複雜、多維的語言展演,來自不同文化象徵系統的語言衝撞交匯於一體,較為明顯的有民間文化系統中的鄉土語言、社會政治文化系統中的政治語言、知識分子文化系統中的智性語言、傳統文化系統中的中醫語言……這些不同型別的語言在相互映襯下更加彰顯出各自的語言本色,它們有著打上不同文化烙印的言說方式和組合特徵,比如小說主人公李本林、孫玉峰的鄉土語言原汁原味地呈現了鄉村生活的艱苦困頓,但又不乏生命趣味,不乏民間文化的活力;政治語言傳達出“渾渾濁濁的年代”中以政治判斷壓倒、篡改一切,拒絕對話的獨白語言特徵;作為“讀書人”的盧達書記的智性語言承載了帶有人文關懷的深刻反思和懺悔;至於李本林與妻子大雲經常爭論草藥效能所使用的中醫語言,則蘊含著中國人對生命奧秘的傳統解讀。有意味的是,不同的語言方式在敘述中居於平等地位,沒有哪一種語言方式能佔上風或者能遮蔽其它語言方式。多樣化的語言緊貼著小說人物的性格和命運,自然而然地從作家筆下流淌出來,從小說人物口中吐露出來,形成眾聲同唱、雜語喧囂的對話特徵。

張煒的深意恐怕在於他意欲還原語言本身具有的召喚功能、籲請功能,恢復語言對存在的直接體現和直接經驗,讓語言言說自身、言說本真的生活,由此走向了海德格爾晚年所謂的“語言的去蔽”。

這種語言的去蔽在小說中尤其體現在用筆最多的鄉土語言上。正是因為小說鄉土語言的土裡土氣、鮮活生動,盡力去逼近、去直現存在的真相,才把李本林、大雲、孫玉峰等鄉土人物寫“活”了,寫得令人過目不忘。語言被壓抑和被遺忘的經驗功能也得以恢復。

實際上,張煒應會認同經由語言的根鬚必能觸及人性的根本和生活的根本,觸及民族性格乃至民族歷史的根本。

主人公李本林之所以可視為一百年多年來中國新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農民形象,可與魯迅、王統照、蕭紅、孫犁、趙樹理筆下的一系列經典農民形象並列在中國文學的人物畫廊裡,恰是因為張煒對他傾注了神秘而非凡的語言之力。李本林被塑造為一個語言的超人、鬼才,他除了對鄉土語言神妙靈活的使用,還擅長使用鄉村戲曲語言和中醫語言,他能將生活中的事件、人物用鄉村快板書的語言形式傳神地表達出來,堪稱語言的多面手。小說寫得引人笑中帶淚的幽默之處頗多,往往透過語言自身的魅力和生活本身的魔力來實現,與那種單純由情節設計形成的幽默有顯著不同。比如李本林一行進山收紅麻,一波三折收穫甚微,情急之下他隨著孫玉峰的墜琴聲,將收紅麻之舉唱進自己編的歌謠,還唱進了山東呂劇《過年》,多種語言雜糅產生出奇特的魅力令山民們大聲叫好,竟然有了意外的可觀收穫。

主人公李本林這一農民形象不易把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作家賦予他的語言天才雖然炫目,但很可能被忽略其內在的深意,容易僅僅被當作性格特徵或藝術特色來理解;二是李本林這種生活在別處的姿態極可能使其被簡單化、僵化地讀解成一個落後愚昧、需要改造的阿Q式農民形象。細探小說的語言褶皺和機理,不難發現對這位淳樸得近乎拙笨、憨直得有些簡單的小說主人公,張煒給予了很大的悲憫與關切,行文中難掩某種程度上的喜愛之意。當然,對由李本林的性格侷限、認知侷限等主客觀原因造成的貧苦多艱的命運,作者不是沒有明確的把握和揭示,但他顯然更願意賦予筆下人物以存在的合理性和豐富性,因為遵循生活的本然和生存的實相,人的存在並不類似於“壓縮包”,也非觀念化的產物,存在既有複雜的內涵和豐富的維度,又有澄明的本真。李本林與他所崇拜的偶像、好朋友孫玉峰都作為複雜的存在出現在小說中,他們是被高速奔跑的時代列車遠遠甩在後面的人,其一舉一動、所思所想都顯得如此不合時宜,有時看起來甚至滑稽可笑。“他們也不過談些風、星星、海灘,或者是白天晚上的瑣屑事情。” 無疑,這是屬於過去了的農耕時代的情感方式、言說方式,與一切量化、精確化的日益加速度的現代化生活方式相比確乎顯得過時、落伍。當處於時代邊緣的他們向今天的生活討要活法、說法的時候,生活向他們出示了一副令之措手不及的荒誕不經的破碎面孔。費盡艱辛收來的紅麻要麼因為沒漚制好,擰出的繩子質量不過關,連漁民都不要,要麼被老鼠啃咬得無一用處……家庭工廠開不下去了,生活的路究竟該走向何處呢?

張煒的藝術雄心在人物命運歧路紛呈的時候已經悄然浮現。

他孜孜不倦地致力於營構語言,用去蔽的語言重塑鄉土生活中那些破碎之處、垮塌之處,並用語言的神力來襄助成全他的小說人物,讓生活在失去詩意的地方重拾詩意,讓人物在走失的地方重返精神之鄉。

從小說伊始到結束,李本林的心靈語言有著別具一格的抒情性和哲思意味。他迷戀著蘆青河,在現實生活的一次次打擊下走向這條母親河,沉潛在河灣裡享受河水母親般的溫柔觸控。他在內心深處一面對自己走過的生活之路進行痛苦梳理,一面更加強烈地回望丟失了的純真童年。當李本林沉浸於童年這一精神原鄉的尋找、回望時,他的心靈語言充滿了超越時空的美好詩意,與他的日常語言、以及與他所擅長的民間快板書語言都有了顯著的區別。俏皮幽默地說著快板書的李本林,藉助能夠創造屬己性語言的力量將自身從沉淪的日常生活中營救出來,他生氣勃勃地用嬉笑、用遊戲的語言方式與吳玉峰拉響的動人心魄的墜琴聲一起印證著自身微弱但並不渺小的存在,不過,這樣的語言方式尚不足以支撐他與生活的荒誕做徹底的抗爭。在回溯精神之路的迷惘困惑中他所獲得從心靈深處生長出來的純粹的詩意語言,真正幫助他反思自我,反思生活的荒誕和歷史的垮塌,儘管他還沒有足夠的能力找到問題的答案和根源,但他透過心靈的語言獲得自我解釋的能力,由此逐漸建構起自我認同,其存在才有了澄明、超拔的可能性。

大雲那可愛有趣的嘮叨亦可視為作家張煒自覺在語言去蔽中重塑本真生活的一個有力佐證。嘮叨通常是以非邏輯性、碎片化的語言方式進行的自說自話,是對日常生活瑣碎性、機械性特徵的單調反覆的模仿,這意味著嘮叨往往沒有語言的增值意義,其語言風格大多顯得單調、沉悶、呆板。大雲的嘮叨卻與此全然不同,她用生動活潑、異常新鮮的語言方式去除了遮蔽語言本性的那些陳腐經驗,出人意料地形成一種極具個性色彩的語言風格。比如她罵丈夫本林和弟弟小進是“兩個貓頭狗耳”,她創造發明出帶節奏的有趣嘮叨:“你睜開眼、你看看、你東家西家去轉轉、販魚的、賣煙的、打鐵匠、修壺匠、編草窩、綁葦笆、你會做什麼、你是白吃貨!……”這位老中醫的女兒、農民李本林的妻子,在命運擠壓下不斷花樣翻新地嘮叨,不斷嘗試對世界進行語言的開發和語言的命名,這既是苦中帶樂的生活玩笑,又是對無望生活的語言反詰、對本真生活的無比渴望。

從此角度看,語言成為一種生活形式,具有了本體論的意義。

對語言高度重視並能昇華為語言自覺的當代作家並不多見。青年時代的張煒就已經嘗試著揭示人與語言的深刻關係,揭示文學與語言的隱秘關係,可謂先聲奪人,獨闢潮流。小說以一句問候語為題便頗能體現其語言建構上的深意。“你好!本林同志”在文字中多次出現,曾經給李本林一家帶來厄運的盧達書記每每與他相遇時都會滿懷期待地發出這樣友好的問候。在語言方式上,這句問候語不同於李本林、吳玉峰們所熟稔的鄉土語言,應是正式的官方語言,往往還配以鄭重的握手禮儀,小說給出細膩傳神的描寫。被問候的李本林與盧達握手時的身體動作在期盼中或有羞澀,或是拒絕,抑或還有挑戰的意味。身體在語言的召喚下到場,所表現出來的身體姿態真實自然地反映了主體的內心世界,也反映出握手雙方的微妙關係。小說將盧達塑造成一個旁觀者、懺悔者形象,他的語言方式在理性中透著感性,折射出對李本林既冷靜審視又難抑同情的複雜心態。他懷著對自己犯下愚昧錯誤的無盡懺悔,嘗試對李本林、吳玉峰們進行知識啟蒙、現實啟蒙,多次施以援手。“你好!本林同志”,或許這句問候語在某些時候可以抵達農民李本林的內心,能在他者語言的籲請下敞開心扉,突破生活的重圍,建構起屬己的語言與本真的生活。

四、《葡萄園》:

浸潤於生命實相中建構生命美學

廣闊的大愛、深沉的正義、不屈的靈魂、真純的愛情……這些大地上生長起來的如此珍貴的生命屬性,一直是張煒傾心構築的文學世界的重要質素。

創作於1986年的中篇小說《葡萄園》已然顯示出青年時代的張煒筆力之剛健遒勁,如同他筆下的葡萄老藤和園中硬漢,為他以後錘鍊鑄造獨具個人風格的“張煒式”的文學氣質和審美品質奠定了重要基礎。理解《葡萄園》,便理解了張煒。理解他所選擇的荷戟獨彷徨的文學道路和精神道路,理解他的溫柔與倔強、熱愛與憤怒、捨棄與堅守,也便最終理解一位真正的作家所抗拒所搏鬥的既有外物、“他者”,也有內心、“自我”。而1980年代在文學道路上起步不久的張煒,和今天已經著作等身的張煒之間,究竟有何變與不變?透過這部作品亦可以收穫部分答案。

或許,只有像霞光與綠葉一樣理解葡萄園,才能像一隻幼鹿理解風中搖曳的草那樣,深刻而透徹,浸潤著生命的尊嚴與歡欣、自然與自由。找到理解生命奧秘的鑰匙,也便找到了那把解開文學之謎的鑰匙。因為文學歸根結底是生命本體論意義上的,文學從來不在生命之外。而張煒的作品之所以具有超越時代、愈久彌新的文學魅力,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於他如此執著於寫生命、深耕於寫心靈。

批評大師利維斯有言:“一個作家除非先浸潤於生命的實相中,否則難以成其大。”對張煒而言,擁抱生命、歌詠生命,是他40多年文學生涯始終不變的興味關懷。

張煒|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葡萄園》將青年張煒對生命的細微體察和整體把握、對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關係透視都貼切生動地構築於“紙上建築”。作家的心靈之筆循著海邊葡萄園中“人”與“物”的生命情態和命運遭際,時而歡欣,時而悲慨。所歡欣者,乃生命的自然自由、平等整全;所悲慨者,乃生命遭受強權或暴力的侮辱損傷後竭盡艱辛、輾轉籲求。葡萄園裡,披著彩色霞光的一棵棵葡萄樹、紫色的葡萄穗、黑紫閃亮的葡萄……無不盈動彰顯生命本來的清真。無疑,美好的生命會召喚、激發起其他生命的積極迴應。又健壯又漂亮的花貓“小圓”,勇敢而倔強的大狗“老當子”,還有從城裡到鄉下來的小男孩羅寧都應著這召喚走進了洋溢著生命熱力的葡萄園,他(它)們由衷地用自己的生命本然去印證著一切生命的美好。無論是“人”還是“物”,只要是有生命之個體,就該擁有完整地感知生命、享受生命的權力。而且,作為生命體的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皆應平等地完成相互對話或是相互接納,就像羅寧與小圓、小圓與老當子、羅寧奶奶與老葡萄樹之間一樣彼此默契,心意相通。

小圓、老當子和羅寧這三個有著特殊意義的生命個體深切擁抱著葡萄園的生機勃勃,也洞察感受著無辜生命可能會遭遇的危機、險境。園中有一人一物兩大禍害,即掌握葡萄園最高管理權力、兇殘蠻橫的老黑刀和常常偷吃、糟蹋葡萄的灰喜鵲們,二者的存在充分證明了社會與自然這雙重世界皆橫亙著暴力、不公正的病灶。小說書寫了追求公正、捍衛正義的生命真諦。為了守衛葡萄園,小圓與灰喜鵲們鬥智鬥勇,甚至展開殊死搏鬥。老當子曾經陪伴著老主人——羅寧的爺爺歷盡艱辛建立守衛葡萄園,在“極左”勢力橫行的歲月裡,老主人被老黑刀以政治汙名迫害致死,老當子也被年輕的主人明槐拴起來以防不測,因為老黑刀那陰森森的槍口一直伺機對準它。失去自由的老當子內心不斷迴盪著“跑向原野”的吶喊,當兩年後它真的掙斷了鎖鏈和小圓一起跑進葡萄園時,“葡萄園激動了,淚水灑了它們一身。它們和大葡萄園一起哭著,不停地呼喚。所有的葡萄樹都伸手去迎接老當子,它忘情地應答著,聲音響徹在園子裡。”這是張煒著意營構的感蕩心靈、情理交織的生命世界,一定意義上標識著19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所達到的理解生命、解釋生命的高度。現代文學巨匠老舍曾斷言:“看生命,領略生命,解釋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並由此強調真的文學必須“以生命為根”。不過,老舍所著重觀照的“生命”還主要是人類的生命意志、生命自由等,尚未及有心力觀照一切生命之實相。

張煒作為新時期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在生命意識和文學觀念上都已經突破超越了老一輩作家的歷史侷限,他清音獨遠的價值判斷和審美判斷幫助他建構起卓爾不群的涵詠生命、書寫生命的文學世界,也由此開啟引領了後來如潮如湧的當代生態書寫。

張煒書寫生命的獨特之處,不僅在於專注呈現眾生相的千姿百態,揭示其殊途同歸的真諦根蒂,更在於他意欲抵達生命難以勘破和難以言傳的那些隱秘之處、偏僻之處。

對他而言,抵達的生命隱秘微奧越多越深,作品的魅力也就越大,也愈能挑戰一個作家的想象力和思維力,亦是其書寫力的最佳證明。

燃燒著這樣的生命熱忱和藝術雄心,他獨闢蹊徑,將小圓、老當子和羅寧都精心設計成小說的“視點人物”,其觀察體驗事物的視角、講述故事的方式可視為作家本人的情感之眼和心靈之眼。尤其是小圓和老當子,一貓一狗,在作品中與少年羅寧的敘事功能、地位完全一樣,都是經由他(它)們的講述去還原、逼近故事的真相和生命的真相。近年來文學研究界將類似的書寫命名為“動物敘事”,《葡萄園》或可稱為中國當代文學中動物敘事的開啟之作、實驗之作。小圓和老當子這一貓一狗的視角和講述形成互補互證,搭建起迥異於傳統敘事模式下的更為新鮮飽滿的生命奇觀,可謂宇宙之大,芥豆之微,無限神奇的造化微奧在張煒筆下如逢花開,如瞻歲新。少年羅寧的視角和講述也至關重要,他是一位小小的探詢者、叛逆者,有著與祖輩們一脈相承的不屈與倔強,有著對未來、未知世界的憧憬和叩問。如是,葡萄園中一草一木之精神、滄桑人世之變遷,皆成為張煒衷情駐筆之處。“自然”與“人”這二者並未各自為是,或者相互遮蔽,而是以生命意識相統攝,平等視之,生成妙造自然又透闢人世的生命至境。青年時代的張煒就有如此超越性的思考和不凡的筆力,得益於他勤奮研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深悟道家與儒家的精髓要旨,一在道法自然,一在人事倫理,他嘗試以生命的整體觀打通這二者的視界隔閡與思想壁壘,為今天的青年一代留下不可忽視的文學座標和精神座標。作品中那段關於人類創造物葡萄園的議論闡發即可證明他了悟生命現象及至生存現象之透徹。

如前所述,這部作品動人的情感力量不僅來自對一切浸潤著霞光生長的美好生命的深情觀照,還來自對一切受屈辱受傷害的生命的深沉悲憫。

小說中塑造的“張煒式”的硬漢形象明槐,以及他的受屈辱死去的父親、妻子,還有忠實的獵狗老當子,生活在破舊的小泥屋裡,在最樸素的生存慾望的驅動下,他們用辛勤的勞動開闢創造了“令人痴迷又令人癲狂”的葡萄園。然而荒唐歲月中這群樸素的勞動者遭受到不公平的政治待遇,即便失去生命也無法為自己、為家族正名。小說的最後,明槐這位因為揹負著歷史的罪與罰而一直沉默隱忍的男子漢,終於向老黑刀復仇了。導火索是老當子之死,這個尊嚴忠誠的生命沒能逃出老黑刀罪惡的槍口,它的悲慘死去點燃了明槐埋在心中的復仇烈火,他與老黑刀殊死搏鬥的殘酷場面為作品塗抹上濃烈斑駁的美學色彩,使這幅巨大的生命畫像獲得震撼人心的情感效果。

《葡萄園》取得的文學經驗今天看來仍然彌足珍貴,即只有讓文學浸潤在如此鮮活飽滿的生命實相中,在希望與失望、在愉悅與憤怒之間,才能建構起充滿迷人誘惑的審美烏托邦,在生命美學的意義上實現布洛赫所謂“藝術是烏托邦的精神形式”之判斷。

從《葡萄園》及更早的作品開始,張煒的文學創作便已顯露“美在生命”這一美學命題,時至今日,越來越走向生命美學的藝術高地。

五、《護秋之夜》:

美麗而永恆的田野之歌

展讀張煒創作於30多年前的中篇小說《護秋之夜》,如同聆聽一曲美麗而永恆的田野之歌,那既充滿了毛茸茸的生活質感又流淌著雋永詩意的別樣審美風采,至今仍動人心魄,令人遙思迢迢。這亦是一部打上張煒式精神烙印和生命美學特徵的中篇傑作。對張煒而言,努力呈現並揭示出被遮蔽被塗抹的自然真相、生活真相和人性真相,是他踏上文學長旅、歷經40多年從未改變的精神通行證。那美麗神秘的自然靈性和無私大愛的大地根性,那歡樂與痛苦並存、光明與黑暗交織的現實生活,那明亮溫暖的人性本真和邪惡鬼魅的人性深淵……凡此種種真相之境,皆是他久久傾情駐筆之處。

小說所抒寫的人與物、景與境,正是因為灌注進創作者的精、氣、神,無論結構佈局還是摹寫鋪陳都能做到進退自如,時而採以大潑墨式的寫意,時而運用細膩工筆雕琢,整篇小說在框架結構的整體與區域性之間、在敘事節奏的快與慢之間都有渾然天成之感。

當黑暗來臨,大地靜默,天空清明,可愛勇敢的大貞子和一群同樣可愛的年輕人正在用最大的心力、熱力守護著豐收的田野。在這幅護秋之圖上,自然與人之間構成最醒目最重要的一組關係。如何展現美好自然與美好人性之間的互相喚醒、互相印證?如何寓自然之抒寫與人性之雕刻於一體?小說圍繞這些藝術難題展開了生氣飽滿、詩意盎然的動人書寫。

當秋夜與田野相遇,一副美輪美奐的自然圖景便躍然紙上。小說多次用細筆鋪陳勾勒這幅秋夜田野圖,遠與近、動與靜、高與低、濃與淡……自然萬物之間種種生機勃勃的關係都被作家的靈性之筆表現出來了。細細品讀俯首可拾的詩意文字,會發現張煒對永恆自然始終保有一顆敬畏之心,所以他對秋夜田野的書寫才飽蘸著、煥發著自由的靈氣和浩蕩的正氣。這幅秋夜田野圖中最誘人駐足流連的或許是那些關於氣味、關於聲音的逼真描寫,那是自然萬物的奇妙特徵,也是其本真之處,正在向世界、向人悄然敞開。“空氣中,全是令人心醉的香味兒。高粱穗兒、黃菸葉兒、穀子、玉米……所有河邊上的稼禾的氣味混和在一起,被南風輕輕地播散過來,好聞極了。海浪的聲音如今很淡遠,它和海灘樹林的呼鳴聲一起,變得那麼深沉厚重。蘆青河嘩嘩流去,它的流動聲就顯得可以親近了。它總是奏著河邊人最熟悉、最喜歡的調子。蟈蟈兒無所顧忌地唱著,促織蟲們小心翼翼地交談。”如此美妙和諧的氣味與聲音,某種意義上既是客觀實存之物,又是物與人在嗅覺、聽覺交相感應後產生出來的,於是更動人心、更動人情。自然萬物在這部作品中有著重要的敘事地位,並非輔助性、道具式的景物呈現,而是獨立自主的敘事單位,與中國古代田園詩中常常以景喻人、以物襯我的表現方式有很大區別。它如同這曲田野之歌所包含的不可或缺的音符,一面完整地展現田野的自然性內涵和物性特徵,一面參與交織進人物性格和命運當中,幫助美好人性、美麗人生得以建構和實現。秋夜天籟的詩意存在,充分折射體現田野之物的永恆。

或許,只有進一步認識到自然萬物在張煒筆下的獨立性、自由性,才能深刻體悟其文學世界的內在豐盈和無限豐富性。

張煒|文體創新、語言去蔽與生命美學三重奏

不可否認,田野上的物事與人事本就緊密相連,無法分割。美麗靜謐的秋夜田野圖,因為人的進入催發出萬般生機與意趣,所傳達出的氣味和聲音變得更加豐富駁雜起來。“遠處,那望不透的青紗帳後面,傳來一聲連一聲的吆喝,那是夜裡護秋的人們了。”深夜無眠,辛苦護秋的男女老少,是大地上一群群質樸誠實的勞動者。小說多次細膩描寫令人嚮往的秋夜之趣,這是勞動者無比留戀珍惜、無比沉迷陶醉的光景。一堆堆柴火點燃著,護秋的人們三三兩兩圍坐在一起,吃著喝著,高聲談笑著……一副自然與人和諧共生之圖,充滿著生命的溫度和原色,定格成生命的永恆之境。

小說觀察、觀照的視點在自然與人性之間來回切換移動。

田野對勞動者的豐厚回報,勞動者對田野的辛苦付出,這是亙古不變的生命旋律、自然之道,亦是人類永恆的生存之道。緊緊扣住這樣的生命旋律和生存之道,小說奮力書寫了勞動者美好健康的人性和人類社會必將走向正義的總體性命運。如同那位未出場的農民詩人老得所寫的詩句:“要保衛神聖的勞動”。人類生存發展的歷史長河裡,每一份誠實勞動都籲求著認同、尊重與保護。近百年來,現代中國作家以極大的現實關切和熱忱,前仆後繼地講述著勞動和勞動者的故事,比如老舍先生膾炙人口的經典之作《駱駝祥子》,講述了勞動者祥子作為勞動者的尊嚴感被踐踏、勞動果實被強佔,直至健康美好的人性本真也被黑暗力量完全吞沒的悲劇故事;比如魯迅先生的名篇《故鄉》中的閏土,《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車伕,都是揹負歷史創傷、打上深刻時代印痕的普通勞動者形象……這些經典作品共同奏響一曲勞動者的哀歌和輓歌,其音低沉綿長,穿透歷史重重厚幕直抵人心。

比較起來,《護秋之夜》猶如一曲勞動者的壯歌和讚歌,其音明朗高亢,它是青年張煒自覺繼承發揚魯迅、老舍等前輩作家的現實主義精神,接過他們的精神火炬,以“奔湧的熱情”和“執拗的勇力”捍衛勞動的尊嚴,並以此燭照現實的藝術結晶。小說中的勞動者形象呈現鮮明的代際劃分,年輕一代包括女主人公大貞子和她的夥伴們,年長一輩主要刻畫了大貞子的父親曲有振,一位手藝精湛、吃苦耐勞的老莊稼人。一老一少兩代勞動者的個性特徵、思維方式、精神面相都有顯著區別,以大貞子為代表的年輕一代獨立、勇敢、機智,充分彰顯勞動者的主體性,而像曲有振這樣的年長一輩猶豫軟弱得令人氣悶,毫無掌控自己命運的信心和能力。在收入這部書附錄部分的訪談和隨筆中,張煒自我激勵著,他剖白自己“更需要強大的愛與知,需要感情”,他說作家絕不可失去“現實的心”。但小說並沒有像傳統現實主義寫作那樣,過多地直敘鋪陳外在的客觀社會環境,而是用象徵的現代筆法,用側寫的巧妙方式來烘托歷史語境和時代氛圍。比如反覆出現的帶有鮮明時代特徵的經典歌曲,大貞子和夥伴們的明亮歌聲此起彼伏,動人心絃;比如老混混時時掛在嘴邊的那些令曲有振老人懼怕、令年輕人費解的極左話語,折射著歷史曾經的荒誕。這種在審美風格上趨向輕逸的現代寫作方式,有效規避了對外部環境臃腫冗長的交代式書寫,留出較為充裕的敘事空間用於對人物的心靈觀照或心理探究,因而更受現代讀者的歡迎和喜愛。

這部中篇傑作將人性雕刻和展演建立在寶貴的生命維度、未來維度之上。

這樣的雙重維度無疑屬於大貞子和她的年輕朋友們。或者說,透過大貞子們純潔健康的人性和充滿亮色的命運走向,小說獲得了現實感和未來感。更為重要的是,沿著這樣的寫作路徑,美好單純的青春猶如最美麗的生命之花在作品中盡情舒展、縱情綻放。張煒對他筆下的大貞子、三喜、三來這些年輕人似乎格外鍾愛,走筆之處總會著意渲染他們無所畏懼的青春熱力與不拘一格的青春活力。這群年輕的勞動者既是有著不同性格的獨立個體,又是團結在一起的“新的一代”。他們為捍衛自己的勞動成果,與老混混們展開殊死鬥爭,以一代人蓬勃向上的群體力量戰勝了鄉村流氓無賴的瘋狂出擊。那首《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召喚青年們迅速成長為不可替代的新力量,它如同跳動著的時代之心,貫穿作品始終,奠定了小說明亮清新的情感基調和剛健有力的審美風格。而作品最動人之處就是這群可愛的年輕人互相激勵、互相幫助,成長為具有主體意識的真正的勞動者,更成長為具有高度正義感的現代公民。連原本立場曖昧的三來,也最終發展出現代理性的能力成為反抗黑暗的英雄。女主人公大貞子,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上的獨特而寶貴女性形象。她既嫉惡如仇又可愛真純。在曲有振老人眼裡,大貞子天天扛著一根大木棍時刻戒備著,高聲唱著歌呼朋喚友,還敢掀了老混混的草鋪子,簡直是太“野性”了。其實,大貞子的野性恰恰是不可壓制的健康人性的自然流露,是田野上真正的勞動者原本具有的天性。“她的心裡存不下仇恨”,“她永遠是歡愉的”,經歷險境,為捍衛勞動果實而不懈抗爭的大貞子,仍然能保有如此明朗快樂的心境,這樣的人物性格呈現,實則既包孕著對人性至善的深沉召喚,又彰顯著對現代人理性品格的美好期許。由此返觀老混混這一人物形象,其邪惡暴力、巧取豪奪的人性展演刻畫得可謂入木三分,他虛張聲勢地張口閉口皆是來自極左年代的極左話語,在大貞子們美好健康的人性之鏡面前,這個歷史怪胎、現實毒瘤,以及他所聯結的那段荒誕的歷史和歷史的荒誕也隨之徹底顯形。

張煒的文學世界從不拘泥於客觀外物或者某一時空的限制性,而是奮力追求審美意義和精神意義上的超越性、永恆性,從而突破文學固有的邊界和柵欄。

《護秋之夜》便是一曲美麗而永恆的田野之歌,它跨越時空,關注永恆不變的自然與永遠的人性,關注自然與人的相互召喚、相互對話。它筆墨清麗淡雅,抒情樸素自然,每一物、每一人皆得以飽滿呈現,彰顯著自然之美、青春之美。在這首歌裡,沸騰的田野與勞動的人群彼此守望、彼此回報,並最終歸於歡欣和諧之境,而自然的饋贈、豐收的喜悅只屬於大地上站立著的真正的勞動者,他們從不孤獨,彼此溫暖著對方。靜謐的秋夜,人們圍坐在一起,聆聽天地之間自然萬物譜寫出的天籟之歌,而思緒已經飛向燦爛星空……

作者簡介

顧廣梅(1973——),文學博士,山東師範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山東師範大學文學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為山東省社會科學優勢學科專案《張煒研究資料總彙(1973-2018)》(19BYSJ70)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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