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母親、妻子和女兒,每位都讓他受益良多

馮友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母親、妻子和女兒,每位都讓他受益良多

馮友蘭

在豫鄂兩省交界處的一塊熱土上,孕育出了一個以文化涵養傳承於世的家族,“唐河馮家”。

馮家之傳承於世,最先為人傳頌的,應該是被稱為“唐河三傑”的馮氏三兄妹——“哲學宗師”馮友蘭,中國礦床學奠基人馮景蘭,以及文史學女作家馮沅君(馮恭蘭)。

其中,最為大眾熟知的,應該是大哥馮友蘭了。

馮友蘭出生時,其家族已是當地的一個“大家族”。

其祖父馮玉文,不僅有擅詩文之才名,家中亦有千餘畝的土地。

用現在的話來說,當時的馮家可謂是,有“才”亦有“財”。

但家學淵源的馮家,最為聲名遠播的,還是在子女教育方面。

馮友蘭的父親一輩,不僅其父馮臺異高中進士,其伯父、叔父,都身背“秀才”之功名。

甚至其早亡的姑媽,也是遠近聞名的女詩人,且留有詩稿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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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全家合影

馮氏家規中,便有這樣一條:家中子弟,不論男女,皆自7歲起接受私塾教育。

而馮家後世,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才學之士,我想和最初的這條家規,亦不無關係。

不過,馮友蘭的成功,卻不僅是因為他的才學,也不僅是因為他的家世。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令很多人羨慕的——“幸運”。

甚至有人說,馮友蘭乃是“最幸運的男人”,而之所以會這樣說,蓋因他生命中出現的三個女人。

對於此,馮友蘭本人亦頗為自得,還做了一首打油詩以向世人“炫耀”:

“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

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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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年輕時

回顧馮友蘭的一生,的確不可否認,這三個不同身份的女人,確實對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馮友蘭自幼在學習方面深得母親影響,他自小便在母親的教導下,讀書認字。

因家規之因,馮家內部便設有私塾學堂,還延聘了名師以教導族中子弟。

當時馮氏學館中,只學生七八人,皆是堂兄弟姐妹。

馮友蘭六歲時,母親見他學習成長得很快,便與其父商量,提前將他送到了學堂就讀。

馮氏學館,雖稱呼上仍然是舊社會之“私塾”,卻在教學內容上有所顛覆,不僅教授傳統古文,還在開放的教育理念中,引進了新內容。

不過,馮友蘭在家族學館上學,也不過不到三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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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書法

其8歲時,因父親受邀到武昌,在張之洞舉辦的方言學校任職。

他與母親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同,來到了武昌。

因當時幾個孩子年歲尚小,且異地語言不通,兄妹三人便沒有入學受教,而是留於家中,還是由馮臺異夫妻自己來教導。

不過由於馮臺異工作繁忙,實際上三個孩子的學業生活,基本上是母親吳清芝一力承擔的。

吳清芝在教育方面,一直秉承一個觀念:想要讓孩子具有良好的文字基礎,最重要的是要熟讀課文上的文字。

秉承這樣的理念,吳清芝將三個孩子的文學基礎,都抓得很好。

而這一點,也是三兄妹後來,都能考上北大,還出國留學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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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書法

在武昌生活了兩年後,由於馮臺異被調任命為崇陽縣令。他們一家,便再次輾轉到了崇陽。

據當時馮家的一個幕僚說,馮臺異一家至崇陽後,先寓居於茶釐局內,然剛將行李卸下,馮母便帶著孩子在一小屋內,開始讀書了。

幕僚因此感嘆,“吾作幕多年來,未見過有太太少爺如此好學。”

當時家裡沒有鐘錶,看不了時間。為了培養孩子良好的學習習慣,吳清芝便想了這樣一個辦法。

她在院子裡畫出了幾個線,和孩子們約定,當太陽的影子轉到某處時,他們就必須開始讀書了。再轉到另一線時,方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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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一家

然在崇陽也不過呆了兩年的時間,馮友蘭一家,便迎來了一次巨大的打擊:父親馮臺異因病卒於崇陽任上,當時的馮友蘭年僅12歲。

馮父病逝後,母親帶著馮友蘭兄妹回到了唐河鄉下的老家。

在20世紀初的年代,一個失去了大家長的家庭,意味著什麼,想必大家都能夠想象到。

然而馮母吳清芝是一個樂觀堅韌的性子,她告誡子女:人之一生,憂最傷人。

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都要學會振作精神,因為心情愉快,乃是身體健康之基礎。

也許正是這樣一種精神,讓吳清芝在失去了丈夫之後,獨自承擔起教養三個孩子的重任。

無論家中情況如何,吳清芝始終沒有放棄,讓孩子讀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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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作品

馮友蘭曾說:母親平生,最喜歡讀書,尤喜子女讀書。

在當時,教讀師爺地位很高,甚至飯食都是要由家中男主人陪食。

早先時候,馮臺異曾為兒子們請過一個日本留學生,做教讀師爺。當初在崇陽時,飯食也大多是馮臺異陪用的。

而如今,家中失去了男性家長,不願耽誤兒子學習的吳清芝,便向先生承諾:“束脩既厚,膳饌亦豐,每星期日必置酒以勞師生。”

正是因為母親在教育方面的重視,馮友蘭的求學道路,也算是順風順水。

從縣高小,到中州公學的中學班,再到考入上海中國公學,進而進入了北京大學。

不過,對於馮友蘭兄妹來說,母親吳清芝對他們影響最深的,是在於女子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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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普遍有一種認知:女子讀書乃一荒唐事。

即使在家風開放的馮家,雖然女孩也可以在7歲入學堂讀書,但亦規定“十歲即止”。

辛亥革命後,中國大地上刮起來新思想風潮。

唐河興辦了一座女子學堂,吳清芝應母家族弟吳簡齋之邀,出任了唐河端本女學的學監。

為此,她才給自己起了吳清芝的名字,還印了名片。

然而思想之落後,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

為了鼓勵當地百姓,將家裡女孩送進學堂讀書,吳清芝首先便將自己的女兒和兒媳吳淑貞,帶進了學校。

吳淑貞,即是馮友蘭的原配妻子,也是其母家的表妹。

不過兩人結婚不過兩年,便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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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三馮友蘭

幾年後,馮友蘭經上海中國公學的一位名叫金松岑同學介紹,認識了他生命中第二個重要的女人,任載坤。

任載坤比馮友蘭年長一歲,當時正就讀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她的父親任芝銘,是金松岑的老師,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位元老人物,在社會上頗有名望。

任芝銘沒有兒子,但有六個女兒,任載坤排行老三。

雖然沒有兒子傳承,但任芝銘不像其他一些老輩人一樣,心存遺憾,反而更加註重對女兒的教育。

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革命前輩,任芝銘是最早提倡婦女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當年女子盛行纏足的年代,他將六個女兒全部放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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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與妻子

所以,任家六女中,沒有一個是小腳婦,而且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時代”女性。

也是因此,市井中有很多關於任家女兒的流言蜚語。

除此之外,任家大女兒任馥坤因不滿意早前定下的婚約,老大不小尚且待字閨中。

二女兒則更過分,在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況下,和報館的同事孫炳文,自由戀愛,私定終身,成了婚。

兩個女兒的“叛逆”舉動,令任家女兒的名聲,可謂是跌倒了谷底。

所以,對於自己與任家三姐任載坤的事情,馮友蘭也曾有過擔心和糾結。

忐忑不安了半個月後,馮友蘭給母親寫了封信,徵求母親的同意。

不出所料,吳清芝對此毫無意見。

於是,順理成章地,馮友蘭與任載坤定下了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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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與同事合影

按說,兩個人年紀都不小了,定好了婚事,應該儘快操辦才對。

但兩人卻約定好,等任載坤畢業之後再結婚。

原來,按照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規定,任載坤就讀的本科,女子只招收未婚學生,一旦有女學生中間成了婚,便只能退學。

於是,在岳父任芝銘的建議下,兩人商定好,等三年後畢業,再成婚。

對於此,吳清芝同樣沒有提出過任何反對意見。

要知道,上個世紀初的中國,封建禮教的陰影仍未散去。

談起“自由戀愛”,就如同是隔岸的蓮花,可望而不可及。

作為一箇舊社會的婦女,吳清芝的思想,實在算得上很是開明瞭。

也難怪,在女兒馮沅君想要去北京求學時,她能夠在族中所有人都反對的情況下,力排眾議,支援女兒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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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工作中的馮友蘭

1918年,馮友蘭與任載坤在開封成了婚。

婚後不久,馮友蘭提出,要帶著妻子回老家看望母親。

有朋友建議馮友蘭,別這麼著急回去,擔心老太太會將兒媳留在家裡,不讓再和馮友蘭出來工作。

確實,我們想一下,在當時的社會中,很多人都是將妻子留在家裡伺候婆婆,自己獨自在外求學或工作。

不過,在馮友蘭看來,母親吳清芝卻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結果也不出他所料,兩人在家裡沒呆多長時間,吳清芝就開始趕人了。

“你們趕緊走,我不用媳婦照料。你們在外面好好做事,有小孩了,我給你們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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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書法作品

成婚後的馮友蘭,依舊忙著自己的學業和事業。

而任載坤,則在不久後辭去了自己學校校長的職務,專心做起了全職太太。

那時因為馮友蘭的事業需要一個這樣的女人。

對於放棄事業,成為一個家庭婦女,任載坤從來沒有表現出任何不滿。

甚至為了能讓丈夫專心學問,即使家裡沒錢生活,她也不會過多地煩擾馮友蘭。

在當年抗戰時的艱苦歲月中,為了照顧一家人的生活,大家閨秀出身的任載坤,甚至還在街上,設油鍋賣過麻花。

有一句俗話說,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默默付出的女人。

一代哲學宗師的馮友蘭,之所以能夠享譽國內外,這背後的軍功章,絕對有任載坤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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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特殊時期,任載坤也始終默默地陪在丈夫身邊,盡心盡力地照顧著他。

在那幾年裡,有段時間,馮友蘭要蹲牛棚,任載坤擔心丈夫,便每天上午早早吃了飯,到牛棚附近去張望。

看見馮友蘭排在隊伍中出來吃飯,知道他這一天是平安的,就能把心放下。

在任載坤每天張望的地方,有幾塊大石頭,馮友蘭後來打趣,稱那些是她的“望夫石”,

對於馮友蘭的“幸福”的生活,就連他的妹夫張岱年,也曾感嘆:在家裡是誰也比不上馮先生的,他一輩子從來沒買過菜。

對於此,馮友蘭的女兒宗璞笑著補充說:說他一輩子沒買過菜,也不至於,但父親確實很少做過飯。

然而,當一切終於迎來曙光時,任載坤卻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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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排左三馮友蘭

1977年10月,在馮友蘭終於爬出了低谷後,任載坤因勞累過度,重病去世。

任載坤去世後,失去愛人的馮友蘭,身體狀況同樣每況愈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女兒宗璞,成為了父親生命中,第三個重要的女人。

宗璞是馮家第三代才女代表人物,其作品《東藏記》更是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獲得者。

宗璞畢業於清華大學文學院,而我們都知道,馮友蘭曾經就是清華文學院的院長。

但對於女兒,馮友蘭是一點兒後門都不開。

當初,在宗璞在第一次報考清華時,不幸差了點分數。

馮友蘭是一點沒“通融”,而是讓女兒在兩年後,重考才進的清華。

然而,她這個沒沾到父親絲毫光的女兒,後來成為了父親晚年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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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馮友蘭

在馮友蘭最後的幾年中,身體狀況已是極差,多種疾病併發,甚至一度不知道是在醫院呆的時間久,還是在家裡呆得久。

於是,宗璞成為了父親的“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

完成耗費半生精力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馮友蘭一生的心願。在女兒的照顧下,已過80歲的馮友蘭,再次拿起了手中的筆。

然而這不僅對於馮友蘭是一個巨大挑戰,對於掛心父親身體的宗璞,也是一個不小挑戰。

對於女兒的付出,馮友蘭看在眼裡,感動在心裡。

在他某次因心絞痛,再一次進了醫院的時候,看著病床邊的女兒,他說:“小女,你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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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與人交談

為了照顧父親,很長一段時間,宗璞基本上完全放棄了自己的事業。

為此,馮友蘭重病在重病垂危之際,送了女兒一幅壽聯。

其中有這樣一句話:莫讓“新編”代“雙城”。

他勸誡身為作家的女兒,不要為了自己,而停下手中的筆。

1990年7月,馮遊覽著作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最後一冊正式完稿。

而在同年11月,在他即將迎來自己95週歲生日的前幾天,一代哲學宗師默默地離開了。

父親去世後,宗璞也果然如父親所願,重新繼續自己已停滯多時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創作。

回顧馮友蘭的一生,讓我想起了這樣一句話:這一輩子,不必功成名就,只需妻賢子孝。

而馮友蘭的一輩子,不僅擁有功成名就,還遇到了這樣的三個女人,可謂是真正的人生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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