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大家戴雪執筆,揭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作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

揭開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作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法學大家戴雪執筆,文風優美,可讀性強。

法學大家戴雪執筆,揭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作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

華茲華斯的政治觀

“文化生活譯叢”

A。 V。 戴雪 著

成桂明 譯

康子興 導讀

200頁,定價:42。00元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6月

ISBN:978-7-108-07086-9

內容簡介

華茲華斯在世人看來,既是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又是英詩跳出古典主義框架、走向自我革新的重要推動者,身為桂冠詩人的他家喻戶曉,但除此之外的面向,卻不為廣大讀者所知。事實上,身處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華茲華斯的政治見解,連同他的文學創作,都是詩人整體精神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國法學大家戴雪第一次為世人揭開了華茲華斯作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集中討論了1802—1815年華茲華斯的政治行跡和政治思考。

華茲華斯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如何?

緣何從支援法國大革命,轉而反對它?

他和偉大的保守主義者埃德蒙·伯克有何思想上的互動和關聯?

他又如何從一個普世革命論的支持者,轉變成了一位英國民族主義者?

這些都是戴雪此書涉及的問題。在戴雪看來,華茲華斯是個受絕對正義觀影響的道德主義者。華茲華斯認為,一國在內外關係上的失利,源於組成該國家的民族的錯誤行徑。因此英國無法推翻拿破崙帝國的專制統治,也就是英國國民錯誤行徑的應有結果。他投身到了維多利亞時代民族主義的浪潮之中,在鼓勵歐洲建立民族國家,以此確保英國獨立的同時,他還認為英國的神聖使命,即在於摧毀拿破崙帝國、保全歐洲各民族國家。戴雪筆下的華茲華斯,既是先知,也是民族主義者,更是愛國者。理解華茲華斯的詩歌造詣,離不開對他政治思索的探討,而身為法學家的戴雪來寫華茲華斯,又給這份探討帶來了很大的說服力和吸引力。

戴雪借古談今,試圖透過撰寫此書,而在“一戰”正酣之時激起英國人抗擊德國的鬥志,是他以筆為劍的戰鬥。

作者簡介

法學大家戴雪執筆,揭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作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

A。 V。 戴雪(A。 V。 Dicey,1835—1922),英國法學家和憲法學者,曾任牛津大學英國法教授,代表作為《英憲精義》。

目 錄|CONTENTS

法學大家戴雪執筆,揭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作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

法學家戴雪的政治技藝(康子興)

序 言

導 言

第一章華茲華斯的政治家品質

第二章華茲華斯對法國的瞭解

第三章華茲華斯政治信念的發展(1792—1802)

第四章華茲華斯的政治觀(1802—1815)

第五章華茲華斯政治觀的相關問題

第六章 華茲華斯政治觀對當前戰爭的啟示

華茲華斯的政治家品質

*本文節選自A。 V。 戴雪《華茲華斯的政治觀》(三聯書店,2021年6月),註釋從略

華茲華斯是個天才。他是詩人,但不是普通的詩人;他的詩歌是由常識、深刻的反思和對普通事物最靈敏的觀察所引發的熱烈想象的產物。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外交思想,與他的詩歌有著最密切的關係,兩者都基於對顯而易見的事實的認知。

法學大家戴雪執筆,揭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作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

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他天生具有最敏銳的觀察力。所有人一致認為

他見過天空和大地,

山丘和河谷的樣貌;

源自更深處的衝動

孤獨地降臨於他。

雖說華茲華斯喜愛鄉村,尤其是山丘和河谷,但在年輕時,他卻以最快的速度和強烈的渴望吸收著眼睛領略到的城鎮生活。因此,他描繪了古老倫敦最美的圖景,儘管如今我們大多數人僅僅把那個地方視為一個傳統而已;對於年事不高者來說,那更激不起他們對維多利亞早期倫敦的聲像的回憶。任何對此有所懷疑的人,都應該仔細思考下面這段對倫敦街景的描述:

……我面前流淌著,

你那不息的車水與人流!

你日常的容顏,震驚了各種陌生人

激起他們的好奇,由敬畏而歎服;

快速飛舞的色彩、燈光和形狀;

震耳欲聾的噪聲;

人們擦肩而過,接踵而來;

琳琅滿目的商品接成長龍,

店鋪也接連不斷,門面上佈滿

標牌與紋章名,全是商人的榮耀:

這邊的屋前好似書籍的扉頁,

從頭到腳寫滿大字,

懸在門庭,像是守護的聖徒;

那邊塑出代表美德的男女人物,

也有真人的造型:陸地上的

武士、國王,或海上的艦長,

波義耳、莎士比亞、牛頓或某個揚名

一時的江湖醫生的漂亮頭像。

甚至在年輕時,華茲華斯就已具備一種天然合理的判斷力。他很清楚自己頭腦中的理智和反思在多大程度上平衡了狂熱想象帶來的影響。在下面這段話中,他描述了自己還是個年輕人時,對將要身陷革命衝突的態度:

而我,當時尚未真正捲入

這場騷動,也還保持著比較

清醒的判斷力,當為日後所不及;

過去的年代所給我的見識尚未

摻入多少異念與雜知,仍不失完整,

而只要藉助於書籍和平凡的生活,

只要不那麼急功近利,

不去加入廣大的人群

而一同力奔眼前的目標並因此

變得狂亂或迷失,那麼,年輕的

心靈必然能獲取並保持這種見識。

他對自身判斷力的這種自信並非自欺欺人。順帶一提,一位非常熟知華茲華斯的人出言證實了這一點。當柯勒律治嚴肅地寫到一位率真的朋友時,他注意到華茲華斯非凡地結合了強大的理智和想象的天賦。他聲稱,

如果沒有深刻的感情和想象力,他的理智就會缺少生命的溫暖和獨特;如果沒有強大的理智,他的神秘主義就會變成一種病態——僅僅是一團迷霧,一片昏暗。

法學大家戴雪執筆,揭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作為政治思想家的一面

華茲華斯手跡

環境賦予了他另一個為英國政治家少有的巨大優勢。在成年之前和後來的一生中,他親身感受到貧窮和富裕的眷顧—這可能非同小可。生活在坎伯蘭郡(Cumberland) 和威斯特摩蘭郡(Westmorland)的自耕農或所謂的“政治家”之間,培養了他獨立自主的精神。他從不知道庇護人或者監獄會帶來的禍害。他起先在一所優秀的文法學校,然後又在劍橋大學,獲得了同開放給所有紳士或貴族孩子的教育一樣良好而博雅的教育。但他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不富裕;他和科貝特或彭斯一樣知道囊中空空的滋味。因此他理解並同情窮人的需求。他既能從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思想豐富的英國紳士的角度,也能從一個獨立自主的自耕農的立場出發,從整體上看待生活,尤其是對法國大革命。他的每一分錢都靠辛勤勞作獲得,先令和英鎊對他而言什麼時候都不嫌多。

此外,無論從華茲華斯的思想和道德稟賦出發,還是從他的時代境況、成長環境和整個生涯來看,至少到1815年,他對公共事務的狀況還懷有濃厚的興趣,熱切贊同強有力的行動,即使行動有時到了目無法紀的地步。但總體而言,他將由道德情感喚起的對崇高事業的信念置於恰當的範圍之內。他的確終其一生都保持著對人類的熱情— 大多數人在臨近中年時很容易失去這種熱情,但即使在很早的時候,他就展示出一種冷靜而可靠的判斷力,而這種判斷力的獲得,往往是人生經驗之果。此時,華茲華斯性格中的所有品質,如果沒能讓他直接有資格進入公共生活,也一定會讓他規避掉導致議會議長和領導人犯錯的某些不足。這類務實之人犯的最糟糕的錯誤不是缺乏深奧的知識,而是在處理公共事務時,無法心無旁騖地專注於一場複雜危機中少數幾個重要的、根本的又時常凸顯的特徵。政治家由於關注次要細節而忽視主要原則的傾向,至少在華茲華斯那裡被糾正或避免了,因為他結合了毋庸置疑的嚴肅思考能力和敏銳的觀察天賦,而這常常為思維繫統化之人所欠缺。

然而,想要理解華茲華斯政治觀的讀者必須始終牢記兩個考慮因素。

第一個考慮因素是,華茲華斯居於特殊而不同尋常的政治立場。至少就外交政策而言,他實際上既不是輝格黨也不是託利黨。他在青少年時就已由衷支援法蘭西自由的到來。

能夠活在那樣的黎明,已是幸福,

若再年輕,簡直就是天堂!

這些話令人聯想到法國大革命初期的狂熱。它們確實彙集了1789年或1790年每個歐洲人所懷有的崇高志向—珍視自由的福祉,相信法國人民正在走向人類進步之路。這些心懷希望之人和考珀一樣感受到:

只有自由才能賦予短暫的

生命之花以光澤和芬芳;

沒有它,我們就是雜草。

在支援法國反抗專制主義初期,除伯克外,所有的輝格黨人都走到了一起。他們認為,1688年反對詹姆斯二世暴政的政治家的後裔們,必然會為1789年抵抗波旁王朝專制的法國人鼓掌歡呼。然而,華茲華斯比任何輝格黨人都走得更遠。他絕不會把像宗教改革一樣強烈震撼整個歐洲的一場運動,錯認為是光榮但保守的1688年革命的二手複製品。華茲華斯的確像伯克一樣清楚地看到,法國的那場運動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但不同的是,他對此表示熱烈歡迎。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就天然地吸收了坎伯蘭郡政治家或自耕農具有的共和主義情結。上大學時,他又從古典作家傳承下來的情感中認識了共和主義。他接受這樣一種美好信念:

榮譽向全民開放的時代來臨了,

世人崇尚的不再是財富與爵位,

而是才華、能力與不懈的努力。

他在法國的生活把他和吉倫特派(Girondins)聯絡了起來。同時,他一度採納了不可靠的革命政治哲學,並且沒有任何理由讓人相信他不再同情吉倫特派。你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對路易十六之死的憤怒表達。他很可能和吉倫特派一樣,相信國王準備倚重外國勢力恢復王權。這個謀劃是否透過國王之死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是留給政治詭辯家的問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英國人絕不會原諒一個試圖藉助外國軍隊恢復王權的君主。華茲華斯無疑堅持認為,在拿破崙時代之前,以武力復辟舊制度而形成的聯盟不應得到英國的幫助。但如果說華茲華斯期待世界從正義的勝利中獲得救贖,並對英國式自由—如同瑞士踐行的自由那樣—懷有無法磨滅的信念,那他在1802年甚或更早時候,就已接受了伯克的大部分學說,公平地講,也許從各種意義而言都接受了其中最好的部分。吉倫特派在血腥的不公中遭受的迫害,加深了伯克對華茲華斯的影響,讓他立即徹底意識到,企圖透過藐視公共正義和道德義務的一般原則來推行正義的統治是徒勞而愚蠢的。他無疑從同一位老師那裡獲得了另一個信念,即一個民族並不僅僅是個體的聚合,人類在整個世界取得的進步必定與尊重民族的歷史和傳統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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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引導人民》

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歐仁·德拉克羅瓦 1830

在華茲華斯的時代,很少有人能輕鬆做到這種觀念的融合,而這正是他的政治家品質中的巨大優勢。他早期的共和主義思想讓他能夠看到法國大革命帶給人類的一些真正福祉,儘管其間伴隨著巨大的罪惡。他從伯克那裡進一步學習到的歷史方法,與他對日常事實的慧眼觀察和對人類特性的習慣性思考,以最愉悅的方式結合了起來。這使他得以擺脫那種總是誤導最客觀公正的革命者或改革家的抽象信念。平等、民族,甚至冠以聖名的自由和正義,因其概念非常模糊,常常成為最嚴重錯誤的根源。任何人,無論是從政者、傳教士還是革命者,如果不注意糾正具有欺騙性的抽象觀念,總是把它們和“圍繞在我們身邊的日常事物”相比較,那麼,他哪怕是為了一項向善的事業,也會無限地作惡。那些向固有觀念開戰的思想家,常常由於偏愛某個一般概念,而被帶入他們自以為已經揭穿的幻覺之中。無論如何,華茲華斯總能迴歸現實。而且,他能甄別不同面向的真相,這無疑抑制了在19 世紀頭25年敗壞了英國政治的強烈黨派精神的發展。霍爾克姆的柯克(Coke of Holkham)是個能人,在輝格黨中舉足輕重。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就被祖父告知,“湯姆,你現在記住,只要你活著,就不要相信託利黨人” 。父親也教給他同樣的教訓。當他不斷複述這些家庭逸事時,總會補充回答說:“上天可鑑,我從沒有相信過,將來也不會相信託利黨人。”他終其一生都謹守這個誓言。在輝格黨的圈子裡盛行著這樣一個傳統,當一位母親被孩子問及為何託利黨這麼邪惡時,她立即回答:“他們生來邪惡,又讓自己變得更糟。”悉尼·史密斯具備最深厚的常識,非常幽默又性情良樸,但他發現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可能以普遍的公正對待珀西瓦爾或坎寧。這種痛苦當然並不侷限於輝格黨人。沃爾特·司各特是個天才,人也和藹,當他相信自己的正確判斷時,他能足夠清楚地看到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弊端,但他和朋友說的“具有良好品質”的人通常指的是明智的托利黨人。1824年,司各特惋惜道,應該送巴克盧公爵(Duke of Baccleuch)去劍橋,因為那所大學“很久以前就染上了政治自由主義”,並在此時激發了一種令人懷疑的宗教熱情,“讓宗教成為政治和時事中特定思想路線的動機和藉口”。1824年這個時間表明,司各特對查爾斯·西米恩所宣傳的福音派教義(Evangelicalism)感到恐懼,認為它可能會以某種方式走向政治自由主義。他略帶懷疑地旁觀“我的朋友,史密斯教授”明顯帶有輝格黨傾向的講座。史密斯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他作為一所英國大學的歷史學欽定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istory)在1824 年做了一系列歷史講座,並有一個班的學生參加了這些講座。正是在這種感情狀況下,華茲華斯從他既不是輝格黨也不是託利黨的事實中獲得了政治洞見。他很容易成為一個原創性思想家, 在年富力強之際就已思考出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學說。

第二個考慮因素是,華茲華斯的政治觀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他早年就對法國人民有著透徹而直接的瞭解,而這即便是少數在歐洲大陸長期生活過的英國政治家也不一定具備。這種對法國及其人民的特殊瞭解在若干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將在下一章中予以充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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