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

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

王煒林 孫周勇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陝西 西安市 710054)

關鍵詞:石峁遺址 新華遺址 玉器 夏代

隨著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神木石峁遺址調查資料的相繼刊佈[1],人們逐漸開始重新檢視海外各學術機構和博物館收藏的中國古玉,將許多重要藏品特別是風格獨特的墨綠色牙璋類器物的產地追溯到了石峁遺址。據稱大英博物館、科隆遠東博物館、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白鶴美術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等機構都收藏有出土於石峁遺址的牙璋或風格類似的器物[2-3]。有學者甚至認為海外各博物館、美術館收藏的牙璋類玉器,都源於這一地區[4]。石峁玉器成為世界範圍內關注的焦點。但遺憾的是,由於石峁遺址未經過大規模考古發掘,玉器與其它文化遺存之間的關係並不明朗,因而其埋藏性質、年代及文化背景等問題一直聚訟不休。

一、石峁玉器的研究歷程

石峁遺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高家堡鎮洞川溝附近的山樑上,面積約90萬平方米。1976年1月,戴應新根據公社提供的線索發現了石峁遺址,並於同年9月作了複查,徵集到了一批極具特色的陶器和百餘件精美的玉器[5]。調查者認為石峁採集的玉器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它和陶器屬於同一文化遺存,是新石器時代遺物;另外一種可能是它與陶器屬於不同時代的文化遺存,屬於殷文化遺物[6]。

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館在石峁遺址發掘了84平方米,發現房址、灰坑、石棺葬、甕棺等遺蹟並出土了一些有確切文化層位關係的遺物[7],從而使人們第一次較為可靠地建立起這些文化遺存與以往徵集玉器的關係。發掘者認為,從出土陶器來看,石峁遺址存在著兩種不同時期的文化型別:遺址本身包括房屋遺蹟當與客省莊二期文化同時;石棺葬(早年徵集玉器據傳多出於其中)年代晚於石峁龍山文化,石峁玉器的年代與石棺葬同時,與大口二期文化時代相當。這次發掘的4座石棺葬墓雖未有大量玉器出土,但隨葬的相當於大口二期的陶器卻為石峁玉器的科學定位奠定了基礎,並佐證了石峁玉器屬於石峁新石器遺存的一部分。

1988年,戴應新以《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為題公佈了石峁徵集的126件玉器的名稱、尺寸及質地等重要資訊,並將其年代重新修訂。“石峁玉器多出於墓葬,也有遺址內偶爾發現的,其時代應與遺址同時,即與陶器一樣也是龍山文化的遺存。以前我們認為葬玉墓可能晚些,或許接近商代,但經多次調查和試掘,迄未發現晚於龍山時期的陶器,所以我們現在認為:石峁玉器和陶器都是龍山時期的,石峁遺址是一處規模宏大、遺存豐富的龍山文化遺址”[8]。1993年,戴應新又在臺北《故宮文物月刊》上對這批玉器進行了更為全面的報道,公佈了大多數器物的照片及線圖,並對個別器物定名進行了更正[9]。

此後,關於石峁玉器的年代問題出現了多種不同觀點,有龍山說、夏代說、商代說等多種。楊亞長認為石峁玉器屬於龍山晚期範疇,並指出龍山文化晚期陝北地區玉器的製作和使用已經相當普遍[10]。裴安平認為石峁玉器年代應與龍山晚期相當,或接近二里頭早期[11]。葉茂林談到齊家文化玉器時說,石峁玉器以璋為代表性器物,而齊家文化尤缺玉璋,據此懷疑石峁玉器的年代要明顯晚於齊家文化,而不大可能是龍山時期,很有可能石峁玉器的年代要晚至商代[12]。陳志達認為,石峁玉器可能是夏時期居住在西北地區某族所創作,或為夏代和夏代某方國的遺物[13]。

除了從宏觀角度來探討石峁玉器的年代外,許多學者還集中分析了人頭雕像、玉鷹、虎頭及牙璋等器物。岡村秀典從玉器分配流通角度探討了石峁玉鷹紋笄和玉虎頭。他認為石家河文化的玉鷹紋笄和玉虎頭是被中原統治者以政治的或禮儀的目的分配給了陝北的酋長們的一種象徵身份或權利的東西,石峁遺址(包括玉器)的年代大致開始於客省莊二期文化,其下限已經進入二里頭文化時期[14]。鄧淑蘋認為石峁玉人頭像屬於東夷系玉器,但其具有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風格;2件玉鷹笄屬於典型的石家河文化玉器,並推測在龍山晚期至夏代時,南北之間的交流頻繁,石家河玉器可能作為戰利品被帶到了陝北[14-17]。關於石峁出土牙璋的探討更為熱烈。李學勤在談到香港大灣新出土牙璋時說,牙璋最北的出土地點是在陝北的神木石峁,文中列舉了古特曼收藏的6件出自神木的玉璋的年代在龍山晚期以至較後時期,並說陝北神木一帶地區發現的牙璋形態並不單純,可能還有年代的區分,有待將來進一步探討[18]。鄧淑蘋認為石峁出土的牙璋屬於龍山文化至龍山文化晚期(BC2400-BC1900)[19]。李伯謙認為石峁牙璋非科學發掘出土,有的形制又接近夏文化的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牙璋造型,因此是否早到龍山時代,在學術界尚無統一意見,不過從牙璋形制的邏輯與發展關係來看,晚於大範莊和海陽司馬臺的牙璋,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20]。王永波透過對耜形端刃器的型別分析,認為石峁耜形端刃器包括多種型別,表明其年代跨度較長(龍山晚期至夏商),並說,這批玉器也可能出自某種特殊性質的遺蹟單位,其年代上限可能要早到龍山晚期和夏代前期,或者說石峁玉器中的某些標本還保持著龍山晚期玉器的造型風格;下限至少可以到商代早、中期[21]。張長壽認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器和刀形器是這一地區相當於石棺葬文化的最有特色的典型器物,二里頭文化的刀形端刃器當直接來自神木的玉器傳統。海外學者關於出土於神木或器物風格類似石峁牙璋之年代亦眾說紛紜,有商代、西周、漢代等多種。

另外,還有學者對石峁玉器埋藏性質及出土背景等提出了質疑。張長壽認為,“儘管戴應新和半坡博物館對石棺葬的年代認識不一,但他們都認為石峁的玉器出自石棺葬,然而,在調查和試掘的石棺葬中,除出土了1件綠松石外,沒有發現其他的玉器,所以現在仍然不能確定石峁所出玉器的文化屬性。……無論如何對於神木石峁玉器的出土情況需要作進一步的考察”[22]。王巍認為由於石峁玉器缺乏年代明確的共存器物,關於石峁玉器的年代還有待於透過今後的發掘和研究來解決,並提出以石峁玉器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極有可能也是商文化玉器的重要淵源之一[23]。

石峁玉器的年代及內涵引起了學界的極大興趣。關於石峁玉器及內涵,雖存在多種觀點,但缺乏從考古學角度出發的系統論述,更沒有從文化背景及遺物特徵對其展開討論的前例。

二、石峁玉器的埋藏性質與年代問題

石峁玉器共有三批已經公佈的資料:其一是1976年戴應新徵集的126件,包括牙璋、刀、鏟、斧、鉞、璧、璜、人頭像、玉蠶、玉鷹及虎頭等[24];其二是1981年半坡博物館試掘時採集到4件,包括錛、鏟、鑿等;其三為1981年張長壽調查時徵集到玉器3件,包括鉞(斧)、異形璧、鑿各1件[25](圖一、圖二、圖三、圖四)。此外,2002年我們在榆林市文管會目驗新近徵集的石峁玉器若干,主要為鏟、璧等[26]。如果不計入海外收藏的已經確認或推測可能出自石峁的玉器(主要為牙璋類),目前國內收藏共計不下150件。據稱神木縣一私人收藏家手中還有大量石峁玉器。這一數字隨著各種生產活動的進行還在不斷增加,但其數量仍然遠遠小於石峁玉器在文革時期的流散數量。據稱當年被當作玉料賣到高家堡農副公司的玉器總計有兩大筐,不下四五百件。從薩爾蒙尼收購榆林府農民手中的玉器[27],到大英博物館1937年收藏的明確註明出土於神木一帶的牙璋,以及發現於歐美、日本各大博物館、美術館的數量眾多的類似石峁風格的牙璋,究竟有多少石峁玉器流散民間和流失海外,恐怕是難以準確統計的。

在探討石峁玉器時代之前,關於其埋藏性質及出土位置的確認是不容迴避的。據早年石峁玉器徵集者戴應新詢問當事人,玉器出土於石棺墓之中。然而,80年代初半坡博物館對石峁遺址小面積的考古發掘工作中,雖然發現了4座石棺葬,但石棺葬墓裡並沒有出土玉器。這種狀況引起了學界對石峁玉器的埋藏性質及出土狀況的質疑。戴應新甚至還曾懷疑石棺墓非新石器時代遺存。事實上,陝北地區的石棺葬具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與陝北屬於同一文化圈的內蒙古中南部一帶早在相當於廟底溝二期時代(阿善文化)就已經大量使用石棺作為葬具[28]。石棺不僅用來埋葬兒童,成年人也採用這種方式,只不過墓葬規模略大而已。

1981年半坡博物館對石峁遺址的考古調查和試掘工作肯定了石棺墓葬並非獨立於遺址其他時期遺存,它屬於與遺址主體內涵一致的龍山晚期遺存[30]。從考古發現的角度來說,包括石峁玉器的調查者、發掘者及玉器的發現者都證實石峁玉器出自石棺葬之內。半坡博物館試掘範圍內沒有發現儲存完好的石棺葬,不能作為否認70年代徵集的玉器出自石棺葬的依據。考古調查及發掘表明,石峁遺址文化內涵單純,不見早於或者晚於龍山時代的其它遺存,這一點為從考古學角度確認玉器的歸屬提供了佐證。當然,在無法避免考古發現自身侷限性的情況下,也不排除部分玉器出自其他遺蹟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沒有理由懷疑石峁玉器與遺址整體文化性質和時代的一致性。石峁玉器與石峁龍山晚期遺存密切相關,這一點已是學界不爭的事實,也是從考古學角度檢視玉器時空框架的基礎。

有鑑於此,透過對石峁遺存特別是石棺葬及其隨葬器物的研究,就可以從考古學角度對玉器年代問題形成一個較為客觀的認識。以往研究表明,石峁遺存存在著兩組時代略有早晚的文化遺物[31]。早段以H1組為代表,包括單把鬲、斂口盉、斂口斝、雙鋬鬲、折肩罐、雙耳罐、單耳罐等,其年代接近於寨峁二期遺存[32],屬於龍山晚期。晚段以石棺墓M2為代表,包括三足甕、盆形斝、折腹尊等,時代當晚於龍山晚期。

下文重點對出土玉器的石棺墓(石峁晚段)葬具及隨葬陶器進行型別學分析。石峁遺址出土玉器的石棺(甕棺)葬,其葬具以三足甕、盆形斝、斂口斝、雙鋬鬲、折肩罐為代表。用作葬具的這些陶器是包括新華遺址在內的本地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典型器物。以儲存較好且出土有陶質葬具和隨葬品的81M2為例。石棺墓81M2,上覆石棺板,其下為袋足甕和罐(缸)套扣而成。距地表深90釐米,長190、寬80、自深180釐米。隨葬陶斝2、陶罐2、石刀1及綠松石1。M2∶1三足甕,斂口圜底,腹部與袋足之間有明顯折稜,其形態與朱開溝二段W2006∶1三足甕作風一致,器形高大穩重,二者應該處於相同的發展階段。M2出土的陶斝口部均呈盆形,不同於朱開溝二段常見的斂口斝。其中M2∶7斝,直口,口沿下有三道弦紋和一圈附加堆紋,三袋足模製,上腹部附兩耳;M2∶4斝直口,平沿,無耳,高襠。從時代上來看,盆形斝在形態上要晚於斂口斝,這一點在遊邀遺址[33]、晉中杏花村四期[34]可得到證實。從斝類器物的形態演化來講,石峁M2的相對年代不會晚於朱開溝二段。朱開溝二段被認為已經進入夏代紀年[35]。所以,M2組盆形斝所代表整體年代要晚於石峁H1組即龍山晚期。又之,晉中地區以三足甕的出現為標誌被認為是跨入夏代紀年的訊號[36]。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石峁M2的年代不僅晚於H1組,而且可能已進入了夏的紀年範圍。需要說明的是,就其絕對年代而言,無論從器物組合還是從形態演化的角度來看,M2組仍然早於遊邀晚期所代表的夏代遺存。如果上述推斷不錯的話,則石峁M2組當為陝北地區最早進入夏紀年的遺存之一。考慮到地域差異和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石峁遺存的整體年代應該不早於客省莊二期文化,晚期因素已進入夏紀年範圍。換句話說,出土玉器的石棺葬類遺蹟多已進入夏代紀年範疇。因此,就其絕對年代而言,石峁玉器當屬於夏代遺物,考慮到本地龍山遺存的滯後性及文化面貌的連續性,將其放置於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間更為符合實際情況。若此,則石峁玉器的上限可至龍山晚期,其下限絕不能晚至商代以後。許多研究玉器的學者從石峁玉器中牙璋、玉戈等器物特徵是二里頭型別典型器物及玉器形態的變化得出的結論也支援這一觀點。近年來,距石峁遺址西北約30公里之外新華遺址的發掘為上述論斷提供了新的材料。

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

圖一 石峁遺址徵集玉器——牙璋 (資料來源於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六)》,《故宮文物月刊》125-130期、《陝西神木縣石峁龍山文化遺址調查》及半坡博物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調查試掘簡報》)

1。SSY∶3 2。SSY∶12 3。SSY∶14 4。SSY∶21 5。SSY∶20 6。SSY∶25 7。SSY∶17 8。SSY∶4 9。SSY∶7 10。SSY∶6 11。SSY∶5 12。SSY∶27 13。SSY∶13 14。SSY∶15 15。SSY∶23 16。SSY∶24 17。SSY∶16 18。SSY∶22 19。SSY∶8 20。SSY∶9 21。SSY∶26 22。SSY∶2 23。SSY∶11 24。SSY∶1 25。SSY∶18 26。SSY∶ 10 27。SSY∶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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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石峁遺址徵集玉器——玉刀、玉斧、玉戈、玉鉞

玉刀(1。SSY∶83、2。SSY∶82、3。SSY∶84、4。SSY∶86、5。SSY∶92、6。SSY∶97、7。SSY∶91、8。SSY∶87、 9。SSY∶89、10。SSY∶85、11。SSY∶95、12。SSY∶93、13。SSY∶90) 玉斧(14。SSY∶61、25。SSY∶44) 玉戈(15。SSY∶120、16。SSY∶121、19。SSY∶118) 玉鉞 (17。SSY∶49、18。SSY∶51、20。SSY∶48、 21。SSY∶64、22。SSY∶52、23。SSY∶46、24。SSY∶58、26。SSY∶ 53、27。SSY∶63、28。SSY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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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石峁遺址徵集玉器——玉鏟、玉圭、切刀、鐮刀、玉片等

玉鏟 (1。SSY∶79、4。SSY∶59、5。SSY∶29、6。SSY∶68、7。SSY∶104、9。SSY∶30、14。SSY∶71、15。SSY∶76、16。SSY∶67、17。SSY∶70、19。SSY∶50) 玉圭(2。SSY∶78、3。SSY∶101、8。SSY∶77、10。SSY∶100、11。SSY∶60、12。SSY∶108、13。SSY∶75、18。SSY∶110) 切刀(20。SSY∶102、26。SSY∶ 117、28。SSY∶103) 鐮刀(21。SSY∶105、22。SSY∶98、23。SSY∶115、24。SSY∶57、29 SSY∶116) 刀形玉片(25。SSY∶66、27。SSY∶107、31。SSY∶ 106) 梭形器(30。SSY∶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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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石峁遺址徵集玉器——玉璜、牙璧、鋤形器、玉錛、玉蠶、玉鷹、玉人頭等

玉璜及璜形器(1。SSY∶34、2。SSY∶32、6。SSY∶40、7。SSY∶33、8。SSY∶39、9。SSY∶31、13。SSY∶35、14。SSY∶36、15 SSY∶38) 牙璧(3。SSY∶43、10。SSY∶42) 鋤形器(4。SSY∶56、 19。SSY∶65、5。SSY∶55) 玉錛 (11、17。半坡博物館81採∶88、89)琮形片狀鏟(系玉琮改制而成,原稱十字形器)(12。SSY∶54) 玉棒(16。半坡博物館81採∶91)玉璧(18。SSY:41) 玉蝗(21。SSY∶125) 玉鷹(22。SSY∶126)玉人頭(23。SSY∶122)玉蠶(25。SSY∶123)

三、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與石峁玉器的比較分析

1996至1999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後兩次對新華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其中,玉器坑K1出土了36件精美玉器[37]。此外,探方99T0111層出土玉璜1件,99H158出土玉環1件,墓葬99M27出土柄形器1件,99M26出土綠松石墜飾1件。新華遺存在文化面貌上與石峁遺址內涵一致,且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新華玉器的出土為石峁玉器年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依據。

新華玉器集中出土於一個鞋底型土坑K1之內。K1平面形狀呈長方形,兩短邊弧凸,兩長邊略向內凹成近亞腰型。東西長1。40、南北寬0。46~0。50、殘深0。12~0。22米。坑底平整光滑,中央有1個圓形圜底小坑,小坑靠近底部發現少量鳥禽類骨骼。K1內共埋有36件玉、石器,分6排豎直側立插入土中,器物之間基本平行。每排插置器物數量不等,多者10件,少者2件。有刃器物刃部朝下,無刃者體薄一側朝下。經拼對後,實際出土玉器32件。器形有鉞、鏟、刀、斧、環、璜、璋等。K1出土的玉器形制簡單,以片狀器為主(佔總數85%),許多器物沒有明顯刃部,個別器體極薄,厚度僅兩、三毫米。

新華遺址的分期表明,玉器坑K1屬於新華晚期遺存。從文化面貌上來說,新華晚期遺存所見的雙鋬高領鬲、斝、三足甕、盉、甗、大口尊、圈足豆等器物,和石峁遺存、遊邀早期[38]、寨峁二期[39]、永興店遺存[40]、朱開溝一、二段[41]、大口二期[42]及晉中Ⅴ、Ⅵ期[43]同類遺存關係密切。從相對年代來講,新華遺存要晚於遊邀早期及永興店遺存,而大致與朱開溝一、二段、石峁(晚段)M2組及大口二期文化相當。新華文化晚期遺存中與雙鋬高領鬲、斝、三足甕等伴出的圈足罐、直口厚唇鬲、單把鬲等器物,與陶寺晚期遺存[44-45]顯示出較強聯絡。從文化因素角度來說,新華遺存的整體時代與陶寺晚期相當或略晚。新華晚期遺存中所見的甕形斝、口沿掐印花邊的陶罐等都暗示著其與關中夏代前期遺存的密切關係[46],其中甕形斝屬於客省莊文化最晚階段[47-48],年代在BC2000到BC1900年之間[49]。新華H50和H14的14C測年分別為距今4030±120、3940±120年,與陶寺晚期測年基本相符或略晚[50]。一般認為,陶寺晚期的下限為公元前1900年[51]。結合以上年代資料,新華遺存年代當在公元前2150-1900年之間。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將夏代起始年代暫定為公元前2070年。若此,新華晚期遺存無疑已經進入夏代紀年[52]。新華玉器亦當在這一年代框架之內。

新華晚期M27出土的1件玉柄形器(M27∶1),更具有夏代玉器的典型特徵[53]。柄形器最早出現於夏文化二里頭時期[54]。新華M27出土的這件柄形器,整器呈長條形,素面,器身較長,器柄扁平,剖面呈扁長方形,其形制特徵與二里頭遺址早期柄形器無異。考慮到本地龍山遺存面貌上可能存在的滯後性,在中原地區進入國家形態的情況下,河套地區的龍山文化仍然一脈相承,其社會性質並未發生劇烈改變。因此,雖就絕對年代而言,新華玉器已經進入夏代範疇,但就其相對年代及性質而言,仍然屬於龍山文化遺物,筆者以為可以將其籠統地斷定為龍山晚期至夏代之間遺物,當無大錯。

從文化特徵及分佈地域上來說,新華遺存與石峁遺存屬於同一族群創造的物質文化。作為代表該族群社會發展程度主要標誌之一的玉製品,在器形、玉質及工藝上都表現出了較大的一致性。就器形而言,二者均以片狀器物為大宗,共有的典型器物有刀、鏟、圭、斧、璜等。就工藝而言,剖片現象普遍;鑽孔流行,其中以實心單鑽為多,多見於胚體較薄者,對鑽常見於胚體略厚的器物上;無管鑽例項;器物改制現象普遍。石峁玉刀鑽孔多在3~5個,其它鏟類、鉞、斧等多有1個鑽孔,均系單鑽或對鑽。新華玉器的鑽孔現象與之類似,一類為單面鑽,孔壁呈馬蹄形;一類對鑽,兩面有斜坡狀孔壁。新華遺址和石峁遺址均發現了玉琮改制的玉鏟(新華K1∶10、石峁SSY∶54),石峁還見有牙璋改制而成的石刀(SSY∶29、SSY 30)和玉環改制的玉璜(SSY∶39、SSY40)。就玉質而言,石峁和新華玉器均以大量的蛇紋石、透閃石、陽起石為主,從肉眼觀察,蛇紋石玉器多呈墨綠色和灰綠色,尤以茶褐色帶黑點為典型特徵,在陽光照射下其薄處顯示出濃煙色,厚處呈黑色;透閃石、陽起石質地的玉器多呈黃綠色,內泛雲彩形黃斑。這三類極具特徵的玉器的顏色成為除器形之外,石峁玉器和新華玉器最為直觀的特徵。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石峁和新華玉器中半成品較多,許多玉刀、玉鏟、玉圭系由其他器形較大的同類器物改制而成,多數沒有開刃,周邊還保留著片狀工具的切割痕跡。這一點,一方面暗示著玉器在石峁及新華人群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反映了玉器作為稀有資源被重複利用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也暗示著石峁和新華遺址的先民可能從事著與玉石器製造或再加工相關的工作,而這兩處遺址顯然已經成為了河套地區玉器消費和流通的中心。

新華玉器和石峁玉器比較結果表明,若不考慮石峁遺址所出的28件牙璋和人頭像若干器物,則很難將二遺址出土的刀、鉞、鏟等片裝器物從形制、玉質玉色及工藝方面區分出來。儘管我們無意強調二者的相似之處,但這種類似石峁風格的玉器分佈範圍的橫向拓展,卻傳遞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即龍山晚期以來河套地區玉器傳統的客觀存在。從考古型別學及文化譜系的角度來看,河套地區南部一帶龍山時代晚期遺存與夏代早期遺存之間沒有明顯、劇烈的嬗變,屬於同一支考古學文化[55],其文化面貌不同於中原地區和周邊其它同期遺存而獨具特色,但同時又吸收和融合許多外來因素,其突出特徵之一就是高度發達的玉器文化。

四、餘論

石峁作為河套地區集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影響最為廣泛的遺址,其精美的器型及精湛的工藝技術都達到了同期文化的最高水平。在中原地區經歷著社會轉型而邁入國家形態的時刻,相對封閉的河套地區仍然保留著本地龍山時代早、中期以來的文化傳統及發展脈絡,並使這種局面保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石峁遺址規模龐大,外圍建築有堅固的石圍牆防禦體系。它無疑是這一地區的中心聚落。以數量眾多的牙璋為代表的已經脫離社會生產範疇的石峁玉禮器,有力地表明瞭社會等級的存在和權利的相對集中。作為具有凝聚力的中心聚落,從大量出土的脫離生產範疇的玉禮器來看,以石峁、新華遺址所代表的人群在一定範圍內不僅承擔了重要的社會功能,而且在從部落走向國家形態的過程中可能行使著類似酋邦的政治職能。

近年來,類石峁玉器在榆林地區其他遺址多有發現,如橫山縣陳塔、響水沐浴溝、韓岔梨樹焉、高鎮油坊頭等,器形有玉刀、玉鏟、玉斧(鉞)、玉環等,其時代均被認為是龍山晚期[56]。據我們觀察,上述玉器之玉質、玉色及器形與新華、石峁玉器基本相同。據說榆林米脂、靖邊也發現石峁風格的玉刀[57]。這些考古調查再次表明了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在陝北地區乃至河套地區範圍內所形成的一個高度發達玉器的消費中心。以至於有學者認為,石峁玉器可能為居住西北地區某族創作,或為夏代和夏代某方國的遺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陝北地區集中出土的三批早期玉器中,除神木石峁和新華之外,延安蘆山峁玉器也不容忽視[58]。從蘆山峁玉器的器形和遺址內涵來看,多數學者傾向於是龍山時代遺物,其在文化面貌上更多呈現出與關中地區同類遺存的聯絡。如何認識蘆山峁玉器及其與石峁、新華玉器之間的關係仍是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問題。

[1]戴應新。陝西神木縣石峁龍山文化遺址調查 [J]。考古, 1977(3)。

[2]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類與分期 [J]。考古學報, 1996(1)。

[3]鄧淑蘋。牙璋研究[C]∥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4]李學勤。比較考古學隨筆(八):蜀國的璋、礨[M]。香港:中華書局,1991:72-82。

[5]此次調查徵集玉器127件,其中,編號SSY45號玉戚證實非石峁出土,故實際為126件,見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 [J]。故宮文物月刊(125期),1993(8)。

[6]戴應新。陝西神木縣石峁龍山文化遺址調查 [J]。考古, 1977(3)。

[7]西安半坡博物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調查試掘簡報 [J]。史前研究, 1983(2)。

[8]戴應新。陝西神木縣石峁龍山文化玉器 [J]。考古與文物, 1988年(5,6)。

[9]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六) [J]。故宮文物月刊(125-130),1993(8-12)。

[10]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和初步研究[C]∥東亞玉器。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

[11]裴安平。中原商代牙璋南下沿海的路線和意義[C]∥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12]葉茂林。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玉器初步研究[C]∥東亞玉器。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

[13]陳志達。中國玉器全集:商西周:夏商玉器綜述[M]。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

[14]岡村秀典。公元前兩千年前後中國玉器之擴張[C]∥東亞玉器。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

[15]鄧淑蘋。晉、陝出土東夷系玉器的啟示 [J]。考古與文物,1999(5)。

[16]鄧淑蘋。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六) [J]。故宮文物月刊(130),1994(1)。

[17]楊建芳。‘竄三苗於三危’的考古學研究 [J]。東南文化, 1998(2)。

[18]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 論香港大灣新出牙璋及相關問題[M]。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125-134。

[19]鄧淑蘋。牙璋研究 [C]∥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20]李伯謙。香港南丫島出土的牙璋的時代和意義[C]∥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21]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類與分期 [J]。考古學報,1996(1)。

[22]張長壽。論神木石峁出土的刀形端刃器[C]∥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23]王巍。商文化玉器淵源探索 [J]。考古, 1989(9)。

[24]戴應新稱,當年在石峁見到而因故未能徵集的禮器計有(石)琮和玉璧。琮為灰白色,素面無紋飾,邊長7、高5、孔徑4釐米。殘玉璧3、4件,淡綠色,外徑約15、孔徑6~7釐米。另外還見有玉杵、玉環、小玉刀等。參見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 [J]。故宮文物月刊(125),1993(8)。

[25]張長壽。論神木石峁出土的刀形端刃器[C]∥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26]現藏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

[27]薩爾蒙尼曾經詳細敘述他從榆林府農民手裡收購玉器的經過。參見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New York。Ronald Press。1963。

[28]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準格爾旗寨子上遺址發掘簡報 [C]∥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29]方殿春,劉葆華。遼寧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現 [J]。文物,1984(6)。

[30]西安半坡博物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調查試掘簡報 [J]。史前研究, 1983(2)。

[31]張宏彥, 孫周勇。石峁遺存試析 [J]。考古與文物, 2002(1)。

[32]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神木寨峁遺址發掘簡報 [J]。考古與文物, 2002(3)。

[33]忻州考古隊。山西忻州市遊邀遺址發掘簡報 [J]。考古,1989(4)。

[34]國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考古系。晉中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35]內蒙古考古研究所。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36]許偉。晉中地區西周以前古遺存的編年與譜系 [J]。文物,1989(4)。

[37]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神木新華遺址1999年發掘簡報 [J]。考古與文物,2002(1)。

[38]同[33]。

[39]呂智榮。陝北、內蒙古中南部及晉北地區寨峁文化[C]∥史前研究。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0。

[40]內蒙古文物考古所。準格爾旗永興店遺址[C]∥ 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

[41]同[35]。

[42]吉發習,馬耀圻。內蒙古準格爾旗大口遺址的調查與試掘 [J]。考古,1979(4)。

[43]同[34]。

[4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簡報 [J]。考古,1980(1)。

[45]陶寺遺址1983-1984年Ⅲ區居住址發掘的主要收穫 [J]。考古, 1986(9)。

[46]北京大學考古系。陝西嶙遊蔡家河遺址龍山遺存發掘簡報 [J]。考古與文物, 2000(6)。

[47]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隊。陝西臨潼康家遺址1985年發掘簡報 [J]。考古與文物, 1988(5,6)。

[48]陝西臨潼康家遺址1987年發掘簡報 [J]。考古與文物。1992(4)。

[49]秦小麗。試論客省莊文化的分期 [J]。考古, 1995(3)。

[5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資料集1965-1991[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51]高天麟,張岱海,高煒。龍山文化陶寺型別的年代與分期 [J]。史前研究, 1984(3)。

[52]孫周勇。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的幾個問題 [J]。中原文物, 2002(5)。

[53]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 [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54]曹楠。三代時期出土柄形玉器研究 [J]。考古學報,2008(2)。

[55]孫周勇。新華文化述論 [J]。考古與文物, 2005(3)。

[56]韓建武,趙峰等。陝西曆史博物館新徵集文物精粹[J]。陝西曆史博物館館刊(第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57]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三) [J]。故宮文物月刊(127),1993(10)。

[58]姬乃軍。延安市發現的古代玉器 [J]。文物,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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