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相似性的中國文明與瑪雅文明為何走向不同?

儘管中國文明早期與瑪雅文明在宗教儀式觀念上有許多的相似性,但在各自發展進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基因並不斷強化,從而導致不同的結局。

作者:李默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國外考古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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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似性的中國文明與瑪雅文明為何走向不同?

大約從公元前300年開始,古印第安瑪雅人創造了世界上唯一誕生於熱帶叢林而不是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瑪雅文明。中國一些歷史研究者和愛好者對於瑪雅文明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多方面表現出來的與中國文明的相似性。在審慎的考古情境和文化背景分析下,這些相似性可能根植於一些深層次的宗教儀式觀念。

具有相似性的中國文明與瑪雅文明為何走向不同?

資料圖:2020年6月5日訊息,科學家利用空中遙感探測技術,在墨西哥塔巴斯戈州發現一個巨大的矩形高架平臺。據稱,這個建築物建於公元前1000年至800年之間,或為迄今已知最大、最古老的瑪雅古文明遺址。

中國文明與瑪雅文明的相似性

中國文明與瑪雅文明的相似性呈現於多個方面,如:對玉器的崇尚和使用;對龜的崇拜以及意義賦予;包含四方、多層和世界樹等因素的宇宙觀;宗教或儀式中對於動物的使用和依賴;強調人的轉化與變形等等。

中美地區(Mesoamerica)從形成時代早期(Early Formative Period,約公元前1200——900年)的奧爾梅克文明開始,就大量使用玉器。它們往往發現於祭祀場所中,上面多刻畫神靈、統治者、動物以及薩滿的轉化,顯示出與宗教儀式活動的密切聯絡。中國史前玉文化發達的紅山和良渚文化也表現出濃厚的宗教氛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和國外研究室主任李新偉研究員認為紅山文化出土的豬龍、鳥、蟬、勾雲形佩等玉器可能展現了社會上層“蛻變”和“羽化”的宗教能力;良渚文化大量發現的刻畫獸面、神人和鳥的玉器,則表現了人、鳥、獸的結合與轉化。

瑪雅人將宇宙分為天界、人間和冥界。天地之間有上立神鳥的世界樹,既是支撐也是溝通天地的通道,而水域和球場則是人間和冥界的出入口。在中國,四方的宇宙觀在凌家灘玉版和良渚玉琮上表現最為明顯,而馬王堆漢墓所出帛畫則是三重宇宙的清晰表達,當然這種觀念的起源肯定更早。

另外類似以龜甲作響器等儀式用品,人在致幻狀態下變形並向動物的轉化等內容,也是中國早期文明和瑪雅文明的共同特徵。中國史前的半坡、紅山和良渚等文化中,都有人向魚、鳥、蟬等動物轉化的藝術題材;而瑪雅的石雕和彩陶上不厭其煩地描繪著統治者轉化為美洲豹、金剛鸚鵡等神奇動物的場景。

上述種種都指向類似薩滿教的理念和儀式。

從“亞美薩滿教”到“瑪雅-中國連續體”

薩滿是通古斯語,最初指的是流行於西伯利亞和北美北極附近的一種宗教現象。上個世紀60年代,宗教史學家米爾恰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以“入迷”作為定義標準,將薩滿現象擴充套件到全球範圍。受此影響,學者們開始廣泛研究薩滿教在考古遺存中的表現。人類學家佛斯特(Peter T。 Furst)據此討論了亞洲和美洲之間薩滿教形態的共性,並提出“亞美薩滿教”模式,包括身體變形與轉化、三重宇宙、世界樹、動物助手、骷髏體驗等八大特徵。

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引用了這些定義,並結合中國史前至商代的一些考古資料,提出了“瑪雅-中國連續體”的假說。即二者是同一祖先的後代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產物,並且他們在那時就已經形成了比較發達的美術、思想和意識形態。

當然,這種“泛薩滿”式的研究也遭到學術界的批評。美國知名漢學家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就認為,中國商代根本不存在薩滿政治,商王並非薩滿,所謂占卜等薩滿儀式實際上是理性化的、官僚制的、文明的體系表現,目的在於人為地將逝去的祖先變為溝通人神的中介(“製造祖先”)。

具有相似性的中國文明與瑪雅文明為何走向不同?

資料圖:2019年,墨西哥發現瑪雅遺址一洞穴內藏數百件手工藝品。

宗教儀式VS血緣關係 兩個文明發展動因各異

儘管早期有著相似性,但瑪雅文明與中國文明的發展路徑卻截然不同。前者在大約距今2300年左右先後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城邦,此後則一直相對封閉地穩態發展直至崩潰。雖然有相同的文字、曆法、宗教和藝術系統,彼此間也經常進行戰爭和聯盟,但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中國文明在經歷了史前“滿天星斗”的文化演進,夏商周的政治整合,最終由秦漢完成統一。從此,以大體今日中國的範圍作場地,不斷上演著多種人群和文化間的角力和融合,但始終保持多元一體的格局,並延續至今。

導致兩種不同結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可能是作為維持社會執行的核心動力的不同,進而其社會基本結構有較大的差異。瑪雅文明的發展始終以宗教儀式活動為中心,而中國文明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高度重視血緣關係(或想象血緣關係)在社會執行中的作用。

幾乎從一開始,宗教儀式活動就是瑪雅社會的執行基礎,近期的考古發現更是證明了宗教可能在瑪雅國家起源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在瓜地馬拉的阿瓜達 費尼克斯(Aguada Fénix)遺址,日本考古學家豬俁健(Inomata Takeshi)帶領團隊發現了數座距今3000多年的大型建築,它們均用於儀式活動。奇怪的是周邊沒有城邦及居住點,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統治者的存在,這些巨大的建築似乎是由地位平等的人群合作建造而成。豬俁健因此提出,這些還未定居的狩獵採集者透過某種形式聯絡起來,修建了一系列用於儀式活動的大型祭場。

這與我們通常認為的,社會只有在充分的生產力積累,並發展到一定複雜程度後,才會出現類似的大型祭祀建築的執行模式完全不同。在瓜地馬拉聖巴特洛(San Bartolo)遺址發現的壁畫中,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創世”“建國”“馴化”等一系列涉及宇宙形成、文明起源等重大主題的神話。瑪雅人透過神話的方式構建起最基本的世界觀,並以此為藍本論述君王統治的合法性。

由於宗教儀式的重要性以及農業生產環境和技術的限制,瑪雅社會對於人口和土地增長的動力不強,甚至連戰爭也是以活抓俘虜進行祭祀為目標。在碑刻銘文和彩繪壁畫中,記載城邦間戰爭以及戰後將敵方高等級俘虜進行犧牲的場景比比皆是,但唯獨少見吞併敵方人口和土地的記錄,絕大多數戰敗甚至君主被屠戮的城邦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王朝世系。

具有相似性的中國文明與瑪雅文明為何走向不同?

資料圖:舞蹈演員們為遊客表演薩滿舞蹈。張瑤 攝

而在中國,社會基本結構的差異可能導致了薩滿式宗教的轉變。考古資料已經表明,廣泛存在的公共墓地是中國史前文化的重要特徵,一些研究也表明以血緣關係(或想象的血緣關係)為基準,對人群進行整合應是社會執行的底層特徵。這是中國史前大多數文化的基本社會結構。正如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趙輝所言,血緣組織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基層單位,從未被瓦解並一直傳下來。

這與瑪雅截然不同。瑪雅從未發現過大型的公共墓地,貴族家庭成員的墓葬大多就位於居住房屋的下方,並且數量不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宏都拉斯科潘瑪雅遺址8N-11號貴族院落的發掘表明,在長達約300年的居住時間內,僅發現10座不同時期的大型單人墓葬,墓主應為院落主人,其餘的家庭或家族成員尚不知葬在何處。

事實上,吉德煒對於商代薩滿論的批評也觸及到了這個關鍵問題。將血緣關係有機融入相對私密的薩滿式宗教體系中,並把後者置於國家政治管理下的社會轉變,在商代已經非常明顯,甚至可能上溯至龍山時期。龍山時期人群和政治的整合明顯在加速,特別是在中原地區,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執行在區域間競爭中似乎更具優勢,可能催生了二里頭文化這樣的廣域國家政體。

在生產力較低的史前社會,家庭或宗族內部的協作有效地保證了群體的生存和繁衍,也激發了群體內對於人口和土地擴張的巨大動力。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震盪與融合,將“邊緣”不斷納入“核心”區內,並且充分吸收外來文明因素,兼收幷蓄,成為中國古代文明化程序的重要手段。這一點在宗法制和分封制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從這個角度上說,西周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關鍵節點。

此外,趙輝還認為中國社會特色的禮制不僅僅是等級制度,更是維持宗法制內社會成員關係、位置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的標準,並且透過國家的力量上升到了政治制度的範疇。進入秦漢以後,《史記》等官方史書對於重要人物或群體,以及邊緣族群的記載無不以追溯其祖先為要,目的就是在於對血緣關係(或想象血緣關係)的強調,這或許是中國文明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儘管中國文明早期與瑪雅文明在宗教儀式觀念上有許多的相似性,但在各自發展進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基因並不斷強化,從而導致不同的結局。瑪雅文明始終以宗教儀式活動為中心,在相對封閉的小環境內穩態發展千年直至突然崩潰;而中國文明高度重視血緣關係(或想象血緣關係),在一個更廣域範圍內歷經碰撞與融合,迭代傳承,至今仍保持著多元一體的格局。

專家簡介:

具有相似性的中國文明與瑪雅文明為何走向不同?

李默然,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國外考古研究室助理研究員。武漢大學考古學博士,哈佛燕京學社2016—2017年度訪問研究員(Visiting fellow)。研究方向為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美洲考古和家戶考古。

編輯:黃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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